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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目前，我國已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lián)合國產業(yè)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yè)門類的國家。工業(yè)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增長約971倍，年均增長11%。

在這樣驕人的成績面前，回顧過去，很多人都會用“從小到大，從無到有”來形容我國工業(yè)的歷史性轉變。這短短八個字背后卻凝聚著中國人民改天換地的決心和努力。

解放初期的中國工業(yè)到底有多“先天不足”？有多少要填補的空白？我們不妨從新中國工業(yè)百年奮斗史的開篇看起。

“有沒有發(fā)現鈾礦？”

從1950年下半年到1953年間，美國在朝鮮戰(zhàn)爭上的表現從一開始的“無人能敵”到“陷入膠著”，讓美國的政客們氣急敗壞，兩任總統(tǒng)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先后公開表示將會為遏止中國而使用核武器。面對這屢次的核威脅，毛澤東主席在好幾次工業(yè)會議上都會問同一個問題：

“你們找礦，有沒有發(fā)現鈾礦？”

“有，但是不能確定我們有多少。” 時任地質部部長的李四光在其中的一次會議中回答道。1943年8月，他曾經和地質學家南延宗等人在廣西富鐘縣黃羌坪檢查過一個鈾礦點，發(fā)現那里的鈾礦物是沿著一條鎢錫偉晶花崗巖脈中的斷層面生長的。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發(fā)現鈾礦石。但是這個礦究竟能開采出多少天然鈾礦石，其產量能夠足夠支撐提煉原子彈原料？李四光心中并沒有底。

不過，正是基于這一發(fā)現，1954年10月，地質部中南309隊在廣西省富鐘縣花山鄉(xiāng)采集到了中國第一塊鈾礦石。不久后，這塊鈾礦石被帶回北京，被帶到了中南海，被帶到了國家領導人面前。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澤東主席主持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秘密而特殊的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國家領導人，他們圍繞著這塊鈾礦石，聽取了李四光以及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錢三強等人的匯報。會后，毛主席總結道：“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派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這是開創(chuàng)中國核工業(yè)的一次絕密會議，是黨中央為新中國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全國性的鈾礦勘察自此拉開了序幕。同李四光之前猜想的一樣，中國的鈾礦位于三條東西構造帶之上，在那里有一批儲量豐富且品質很高的鈾礦床被陸續(xù)發(fā)現。僅在1957-1958年極短的時間內，地質技術人員就提交了蒲魁堂、達拉地、坑口、金銀寨、王家沖等第一批可供開采的鈾礦床名單。這些鈾礦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提供了最直接的原料，為“兩彈一星”的成功發(fā)射奠定了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這是中國核工業(yè)科學技術人員的勝利，也是核地質工作者的勝利。這顆見證了中國核工業(yè)“從無到有“的鈾礦石，現今被保存在中國核工業(yè)集團北京地質研究院，被譽為共和國核事業(yè)的“開業(yè)之石”。

“要是能再多一點就好了”

“有多少礦石？”

“一億零三百萬噸。”

“就是這么多，不能再多一點？“

“以前的勘探報告是這么寫的。”

“要是能再多一點就好了。”

這是毛主席在1958年9月15日視察大冶鐵礦時與時任礦長陳明江的對話。位于湖北省黃石市的大冶鐵礦有1700多年的歷史，最早的開采可以追溯到三國吳武黃五年（公元226年）。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興辦漢陽鐵廠，引進西方先進的設備、技術和人才；大冶鐵礦也因地理之便，成為中國首家科學勘察和機械化開采的大型露天煤礦，隨著年產量的大幅度上升，大冶鐵礦也成為我國最早的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漢冶萍公司”的原料基地。

可惜的是，“漢冶萍公司”在經歷了一段高速發(fā)展的時期后，卻因為資金問題而陷入了借貸危機。其所產的鐵礦石為“償債”而源源不斷地流入“債權方”日本。從光緒二十五年（1900）到1945年，日方通過借貸合同、戰(zhàn)時征用等手段共計掠走鐵礦石1500萬噸，占其1893年以來總產量的71.6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恢復鞍鋼生產的同時，在華中地區(qū)新建我國第二個鋼鐵中心。鋼鐵生產首先要解決原材料的問題，大冶鐵礦又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從1950年初，中央重工業(yè)部及鋼鐵局多次派人考察大冶鐵礦。1952年，地質部的429勘探隊以大冶鐵礦為中心，兼顧其周邊的零散鐵礦進行全面勘探。1954年3月，該勘探隊完成勘察任務，提交勘探報告：探明大冶鐵礦鐵礦石儲量約為1.03億噸。陳明江正是依據此次勘探結果來回答主席的問題。

“要是再多一點就好了”，眾人把主席的囑托放到了心上。一群來自冶金地質勘探隊的年輕人，身背十幾斤的地質勘探設備，在大冶鐵礦自西向東的6個礦體附近開展了長達半年的地質勘察工作。他們雖然發(fā)現了幾個鐵礦的露頭，但是深部鐵礦資源量有多少，需要通過鉆探來證實。

1958年10月，隨著鉆頭一尺一尺鉆入位于尖林山的首個鉆孔，大冶鐵礦的補充勘探正式開始實施。在之后的幾年中，冶金地質勘探隊先后發(fā)現了幾個較大的礦體，探明大冶鐵礦的鐵礦石儲量超過1.6億噸。盡管經過了1700余年的開采，大冶鐵礦依然是一座大型露天鐵礦，可作為華中鋼鐵中心的主要原料基地。

像大冶鐵礦這樣“到底有多少？”的問題在建國初期曾長期困擾著我國工業(yè)生產的決策者們，類似的疑問不僅在鋼鐵工業(yè)，在煤炭、石油等能源工業(yè)的建設中也層出不窮。這歸根結底在于當時的中國都沒有一部全國性的礦產勘測資料匯編。各級研究人員只能通過一些來華的外國地質、地理學家的探險報告、日記和發(fā)表的論文，例如著名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對山西地區(qū)煤礦儲量的預測，以及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下設的礦產部地質課和煤田地質調查事務所對東北地區(qū)煤礦的調查和研究，或者是解放前國民黨當局組織的零星幾次局部官方地質考察的報告，來粗略地估算新中國的“家底”，這些并不精確的數值，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使得各種各級工業(yè)生產計劃無法順利開展。

為了國民經濟長遠規(guī)劃和煤炭工業(yè)合理布局，我國從1955年底開始著手進行全國性的煤田預測研究，以已知煤田勘探資料為基礎，結合區(qū)域地質資料，從點到面，從已知到未知，以淺部推測深部，在我國的中、西部及南方，以“以礦找礦”的方式估算了煤炭資源量。在東部的隱伏地區(qū)，采用物理推斷和鉆探驗證相結合，并與已知礦區(qū)類比的方法，于1959年完成了我國首次煤炭資源預測，其主要成果是1：200萬與1：300萬全國煤田預測掛圖各1幅，以及1本分省的《中國煤田預測圖》圖集。其中預估我國煤炭資源量為93779億噸，遠遠超過了前一年地質部估算的15000億噸。

查清我國鋼鐵、煤炭，以及原油等能源的“家底賬”，首先保證了重要工業(yè)部門的生產原料供應；又使得中央得以合理規(guī)劃區(qū)域工業(yè)布局，讓西北、西南的工業(yè)和東部較發(fā)達地區(qū)協(xié)調發(fā)展；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它更是維護我國的能源安全，保證戰(zhàn)略儲備的關鍵手段，對我國今后工業(yè)的發(fā)展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