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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伊西斯的信仰傳入羅馬。但在共和國時期，元老員曾下令搗毀所有埃及神祇的廟宇。到了公元前43年，第二次三頭聯盟投票同意興建一座塞拉皮斯和伊西斯神廟。之后，在奧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統治時期，都曾禁止過對這種埃及異教的信仰。

直到卡里古拉皇帝統治時期，這種信仰才最終得到官方承認，甚至馬上受到了接下來幾任皇帝的青睞。弗拉維王朝的奠基人韋斯巴薌，在爭奪帝位的內戰中占了上風，占領了埃及的亞歷山大城。他走進了塞拉皮斯的神廟，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天選的”帝國主宰，神諭很快就出現了，他確實是位受庇佑的統治者。由此，韋斯巴薌成了塞拉皮斯的忠實信徒。他的兒子圖密善重建了公元80年被大火摧毀的戰神廣場上的伊斯西和塞拉皮斯神廟。

可惜戰神廣場在羅馬城市發展中的逐漸被放棄，包括神廟在內的各種壯觀的建筑物也早已是斷壁殘垣，被深埋于地下。但在羅馬以南約200多公里處，被火山灰掩埋的龐貝古城卻保留下來一座完整的伊西斯神廟。這座神廟始建于公元前后，在公元62年的一場地震中受到了徹底的毀壞，但很快就在信徒的資助下得以重建。

伊西斯神廟是早期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從年輕的莫扎特到《龐貝末日》（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的作者愛德華·布爾渥—利頓（ Edward Bulwer-Lytton），無數作者和音樂家都受到了它的啟發。在這幅版畫中，位于中央的是主神廟，左邊是用圍墻包圍起來的一個小水池，其中所蓄之水用于伊西斯宗教儀式。

現存的伊斯西神廟主要分為門廊、內殿、圣物室和信眾大廳這四個部分。信眾大廳被認為是其有別于其他神廟的特色建筑，由于伊斯西的信仰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秘密崇拜。信眾要經過一種秘密儀式才能被吸收入會。因此需要一個專門的處所來進行秘密儀式和信徒集會。

從龐貝城伊西斯神廟的考古發掘來看，伊西斯女神的信徒包羅了各種社會階層的人士：婦女、自由民、奴隸、當然也包括貴族。在神廟的遺址中曾出土了若干石碑，上面的碑文記錄了信徒向這位女神奉獻的記錄。

其中最有名的一塊大理石碑是在神廟入口處發現的，其碑文向所有經過的人說明：在遭受地震損毀后，神廟的重建有賴于“紐梅里烏斯·波皮蒂烏斯·塞勒斯努斯，乃紐梅里烏斯之子，在神廟內調因地震而損毀后，使其在原址上重建。鑒于他的慷慨，市議會決定免費吸收其入會，盡管他才6歲。”結合另外幾塊石碑的銘文，學者考證認為這位年僅6歲的“市議員”父親出身于較低的社會階層，為了讓自己孩子進入龐貝城的上流社會，他不僅在孩子的姓氏中加上了其母親的名字，還斥巨資以孩子的名義捐建了神廟。伊西斯信仰在龐貝城市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這種外來宗教的包容性之強，可見一斑。

龐貝的伊西斯神廟富有埃及特色，首先是該神廟在各種儀式中使用尼羅河水，在內殿前的院子里有一個地下室，其中有專門盛放尼羅河河水的盆。另外，神廟中有多處壁畫繪制了埃及特有的動物：狒狒、禿鷲、野狗和眼鏡蛇。更有意思的是，在信眾大廳的壁畫上，古羅馬人繪制了伊娥的故事，以及女神伊斯西歡迎她來到埃及的場景。在希臘羅馬神話中，伊娥最終是在尼羅河邊找到了她和宙斯的兒子厄帕福斯，后者成了埃及的國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埃及宗教深入古羅馬信眾的過程中，源于希臘羅馬文化的神話故事起到了關鍵的過渡和自洽作用。

在迷戀埃及宗教上，羅馬人不止于移植信仰，為己所用的程度；有位皇帝甚至模仿埃及宗教制度，為自己創造了一位神。哈德良皇帝曾巡幸過整個地中海沿岸，期間在埃及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寵臣安提諾烏斯就是在埃及自殺去世的。深受埃及宗教中的重生思想的影響，哈德良決定讓安提諾烏斯以“神”的名義獲得永生。他首先在安提諾烏斯自殺的尼羅河邊建立起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安提諾波利斯，并以此作為貫穿埃及南北的哈德良大道的起點；接著，又下令在帝國全境興建安提諾烏斯神廟。在目前出土的各類古羅馬的雕像中，以安提諾烏斯為主題的雕像儼然可以分列為一個獨立門類：身著酒神裝束的安提諾烏斯；化身為愛神的安提諾烏斯，模仿赫拉克勒斯的安提諾烏斯，甚至穿戴了全套法老服飾，儼然是奧西里斯的安提諾烏斯。

公元前1200年的古埃及牛耕壁畫維基百科

埃及不僅為羅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還確確實實稱得上是帝國的“糧倉”。亞歷山大城是羅馬帝國范圍內最大的埃及小麥出口的港口。著名的古羅馬作家及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書中，不僅認為“埃及小麥是意大利城市人口的重要口糧補給”，還進一步論證糧食、橄欖油、葡萄酒、紙草這些從埃及進口的日常用品，是保證羅馬經濟以一種低成本、高增長方式運行的關鍵。他甚至還留下了提比略皇帝統治時期，某次因埃及紙草短缺所導致的政府停擺的記錄。

從吃的小麥、穿的亞麻、藥食兩用的泡堿，到用于建造各類建筑乃至器物的玫瑰花崗巖、閃長巖、斑巖和雪花石膏，埃及向羅馬出口自己出產的一切物品。埃及的產品受到羅馬各階層的青睞，甚至有時候這種青睞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程度。

這是一個高約66厘米的雪花石膏罐，兩面均有銘文，一面是公元前9世紀的埃及象形文字銘文，另一面是公元1世紀初的拉丁銘文，分別涉及埃及和羅馬的兩位人物——古埃及第22王朝的祭祀貝博內特魯和公元1世紀左右的羅馬貴族普布利烏斯。

這個罐子原屬于底比斯的祭祀貝博內特魯，他為了法老的健康和財富，將這個罐子裝滿昂貴的香膏，奉獻給神明。貝博內特魯來自底比斯一個顯貴家族，他侍奉的法老是第22王朝的奧索爾孔二世或奧索爾孔三世。這個罐子大約在奧古斯都統治期間，漂洋過海來到羅馬，重新被人利用，成為一個骨灰罐。

為了配合它的新用途，羅馬的工匠們給它加上了蓋子和意大利雪花石膏罐常見的巨大把手，并在背面鐫刻了拉丁銘文：“普布利烏斯·克勞狄烏斯·普爾克，普布利烏斯之子，阿皮烏斯之孫，阿皮烏斯之曾孫，曾任財政官、治安官、執政官及占兆官。”他的父親普布利烏斯·普爾克曾是西塞羅的勁敵，為此后者在自己的書里沒少說他的壞話。他的母親在其父親死后改嫁了安東尼，他的姊妹又與屋大維訂婚，以鞏固其聯盟。

作為羅馬城的顯貴，普布利烏斯的家人選擇了一個曾經作為宗教儀式用品的埃及雪花石膏罐將其下葬，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埃及出產的物品確有其自身優勢——事實上，意大利本土就有很多雪花石膏礦，也生產大量雪花石膏罐，但其晶瑩透明的程度遠不及埃及的雪花石膏；另一方面，重新定義這些來自埃及的奢侈品，可能是當時的一種潮流——改變很多具有特殊文化功能的物品用途，將其變成財富和地位的象征。

這件雪花石膏罐于1615年出土于羅馬的馬塞勒斯劇院附近，那里曾是克勞狄家族的墓地。自出土以來，它一直都是錫耶納的博爾蓋塞家族的藏品。但現今，這個罐子在法國巴黎盧浮宮展出。從被造出來到最終成為藏品，無數名人與這件雪花石膏罐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羅馬人將它從底比斯帶到羅馬，那又是誰將它從羅馬帶到巴黎的呢？

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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