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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夏文化考古研究又傳來重大進展。

近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坐落于現河南南陽的八里橋遺址，形成于夏文化開始向外擴張的關鍵時期，所在地理位置是連接中原腹地和江漢平原的關鍵咽喉，其規模宏大、內涵豐富，文化面貌與二里頭遺址高度一致，填補了夏王朝次級中心聚落研究的空白。

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八里橋遺址發掘負責人王豪稱，“一方面，該遺址用于對南方的控制，保障二里頭王都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南方銅礦、綠松石和朱砂等礦產資源進入王都地區的重要安全保障，是二里頭王都資源轉運與控制的重要樞紐。”該遺址作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南漸過程中的重要區域性中心聚落，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態、社會結構提供了新線索。

這些年來，圍繞夏朝、夏商周文化的討論，尤其是關于“夏朝”、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關系等爭議，從學術界往大眾輿論層擴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眾對中國歷史與考古的認知，但伴隨的爭論也日益上升。

這是八里橋遺址發掘現場（9月11日攝，無人機照片）。八里橋遺址位于南陽盆地東北隅的河南省南陽市方城縣，現存面積135萬平方米，是豫南地區已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二里頭文化聚落。2022年以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南陽文物保護研究院在該遺址開展系統考古工作，目前已發掘面積1800平方米。新華社記者 袁月明 攝

2019年10月，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及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對公眾開放。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3500年，相當于古代文獻中的夏、商時期。

二里頭遺址現已發現我國最早的城市干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宮殿群、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最早的青銅近戰兵器、最早的青銅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二里頭多個“最早”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中華文明是否在這里告別史前的孩提時代，走向自己的成人禮——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成為了諸多專家學者爭論的焦點。

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門頭 圖自視覺中國

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入口處的考古遺址公園里，同濟大學李立教授的設計團隊用一道道夯土圍出一大塊方格狀的黃土廣場來，這種“土道”一是為了紀念這里曾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干道，更重要的是強調“夯土”是這里的先民最先進的建造技術，也是二里頭遺址最典型的“文化基因載體”。

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博物館本身也應用了大量的夯土元素，其夯土墻超過40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現代生土單體建筑。

考古遺址公園里一道道夯土圍出一大塊方格狀的黃土廣場 圖自視覺中國

生土，是以原狀土為原料，不經過任何化學改性，依靠簡單的機械加工就可以使用的建筑原料。從原始時代起，生土就和木材一起成為史前人類建筑房屋使用的材料。

在黃河流域，從大地灣文化時期的穴居坑壁用于防潮的草泥抹面，仰韶文化半穴居到地上建筑過渡中草筋泥防水屋面和承重木骨泥墻，到了龍山時代晚期，先民們利用版筑技術，建起了高大的夯土城墻和筑于高臺上的宮室建筑，展現了人群的階級分化和物質財富的高度積累。正如“國”字中包含了“土”字，“國”字的最初含義——城邑，也是經過以土為材，就此成形。

從晉東南的陶寺、到嵩山周邊的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新砦、禹州瓦店、十幾座城池構成了中原大地上群雄競起，逐鹿爭奪之勢。雖然它們在歷史上只是作為“氏族共同體”存在，但這黃土構建的“聚落”赫然有了“城市國家”的雛形：陶寺文化環繞著一圈夯土城墻，城內面積可達280萬平方米，城墻周長7公里，并已形成以陶寺都邑為中心的多層次的聚落群，其南北均有直線距離不超過幾十公里，面積可達100-200平方米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遺址，平面呈長方形，城址保存基本完好，有三面城墻被完整保存下來，遺址地表比現在的地表高16米，南北兩墻的中點西部有兩個相對的缺口，城中部略偏東北，有一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坐西朝東，南、北、東三面都有回廊，總面積應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規模已達300余平方米。

古城寨遺址1號夯土臺基全景圖

規模較大的環狀城墻和環壕；剩余產品的集中，非血緣關系的聚居，大型的公共建筑，這些“城市”遺址的特征都表明了在龍山時代晚期，中原的一些聚落群在“城市”的規模和功能上已經有了很大發展。那它們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個“國家”呢？答案模棱兩可：也許是，也許不是。學者們對此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明確答復。

在眾說紛紜中，英國的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對此的答復是比較典型的，他曾在某次演講的交流中表示，要是在中南美洲考古學者的眼里，龍山文化的這些共同體當然可以算得上是國家了，因為他們發掘出的“國家”可能就這么大或還不如這些大；可是在那些研究埃及或兩河流域的同行眼里，是不是得更大更復雜一點的算得上是“國家”或“文明”？

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國家”？中國文明究竟源于何時，何處？著名的夏商周考古學家鄒衡在《中國文明的誕生》一文中，認為“文字、鑄造和使用青銅器，城市的形成和發展”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標志，這樣來看的話，龍山文化雖然沒有得以跨入中國古代文明的門檻，但已經在文明的入口徘徊許久了。

在陶寺遺址中被發現的貴族大墓中，出土了社會上層專用的三種禮器——龍盤、鼉鼓和特罄，雖然它們還不是用青銅來制作的，但說明當時已經存在經過某種約定俗成的、嚴格按照等級次序使用禮器的規制。另外，陶寺遺址還出土了已經使用利用“復合范”來制造的紅銅鈴，說明該地區的人群已經掌握了復合范的鑄造技術，為之后成套的青銅禮器的出現做好了準備。

在時代上稍晚于陶寺的王城崗遺址，曾出土了一片青銅殘片，考古學家從形狀上判斷，認為其應是炊器銅鬶的一部分，繼而認定這是“中原地區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用復合范法鑄造的容器之一”。

之后，在新砦遺址，專家又有了新的發現——一件形似鐮刀的銅片，可能是盉類酒器的流部殘片。這說明當時人們也開始用復合范法制造像酒器這樣的禮器。中國青銅時代迎來了曙光時刻。

陶寺龍盤

鼉鼓以及復原

石磬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在達成了兩大文明“要素”——都城建設和青銅器的制作，陶寺、王城崗、新砦這些龍山時代的聚落并沒有再往前跨一步，在繁榮了若干年之后，它們無一例外地走向了衰敗和停滯。處于關鍵時刻的中國歷史還在等待一個跳躍性的節點，進入文明的“臨門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