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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和森站在妻子的衣柜前，猶豫了幾分鐘后，他挑出一條不那么花哨的淺褐色頭巾。

“就這條吧，我戴上試幾分鐘。”艾和森轉頭對身后的妻子說道。他笨拙地將頭巾裹在頭上，活像一只長著花毛的老母雞。

妻子在一旁笑得合不攏嘴，問他要不要戴著出去轉轉。

艾和森嫌棄地皺了皺眉，“在家里戴就已經很熱了，外面37度的高溫？算了吧！”他戴著妻子的頭巾，躲著家里所有的鏡子，不舒服地踱來踱去。

“真是太難受了！你居然要每天戴著這個？”艾和森讓妻子給他照了一張相，使勁迅速拽掉了頭巾。

“#戴頭巾的男人# 真不敢想象我的妻子每天都要戴著頭巾上街，我戴了不到5分鐘就難受得要命！”艾和森在facebook上傳了自己戴頭巾的照片，并寫了這樣的一句話。

“#戴頭巾的男人#（#meninhijab#）”，是一個由伊朗自由派女記者瑪思赫在Facebook上創立的話題，旨在呼吁男性關注身邊戴頭巾的伊朗女性，體驗她們的日常感受，并抵制伊朗政府推行的強制性佩戴頭巾政策。瑪思赫要求每位參與的男性自己戴上頭巾，并與不戴頭巾的母親、妻子或女兒合影并上傳照片。該話題一經創建，立即收到了30多張伊朗男性參與者的合照，許多外國穆斯林男性也紛紛參與進來，聲援這項反對強制性佩戴頭巾的活動。目前，由瑪思赫制作的相關活動視頻已經在網站上擁有超過700萬次點擊，活動獲得了熱烈反響。

作為一名對法貿易公司的伊朗雇員，艾和森每天都和開放的法國人一起工作，因而很支持這項活動。“伊朗男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總忽視自己的妻子。我之前從沒關心過妻子每天要戴頭巾的這個問題，這項活動能讓我更加體貼我的妻子。”

盡管這項活動在互聯網上愈演愈烈地進行著，但伊朗社會并沒有因此發生任何大的改變。男人們仍然會指責路上沒有戴好頭巾的陌生女人，咒罵她們是道德敗壞故意勾引人的妓女。女人們也仍然要小心翼翼地躲著街上巡邏的道德警察，只有在人少的地方才敢光明正大地露出更多的頭發。比起全社會的婦女解放運動，這場網絡上的“運動”更像是知識分子的一場自嗨。

“畢竟，只有經常翻墻使用facebook等西方社交軟件的人才會知道這個活動，只有那些思想開放的人才會積極參與，所以，這本來就是社會中的少數人在網絡上的自我釋放而已。”艾和森對我說，“這里是伊朗，誰也沒想著它能真正發生什么變化。”

事實上，圍繞頭巾產生的爭議，在伊朗已持續了近百年之久。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國王推行全面世俗化政策，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戴頭巾、穿罩袍。那時西方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引領著大都市的風尚，海灘上隨處可見穿著比基尼的伊朗姑娘，首都德黑蘭更享有“中東小巴黎”的美譽。然而，許多虔誠的伊斯蘭教女信徒卻對頭巾與罩袍的著裝禁令十分反感，全面世俗化迫使她們不得不放棄一定程度的宗教生活方式。在相對偏遠的農村地區，女性仍恪守教令，披裹罩袍并按時前往清真寺禱告，保持著傳統的穆斯林社會生活。

風水輪流轉，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霍梅尼確立“教法學家治國”的執政方針，重塑伊斯蘭教在伊朗社會的核心地位。巴列維時期的“頭巾禁令”被180度扭轉，強制婦女佩戴頭巾的政策被一代代政府貫徹下來。早已習慣了西方文化生活的都市女性，自然成了“頭巾令”最堅定的反對者。近十年來，隨著伊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互聯網絡的迅速發展，這一反對之聲被不斷放大，產生越來越多的反響。

“我不戴頭巾就不是伊斯蘭教徒了嗎？”娜絲琳朝著街旁的廣告牌翻了個白眼。只見在德黑蘭的薩迪廣場東面豎立著一幅巨大的廣告牌，上面畫著兩支棒棒糖：左邊的一支包裹著糖紙，周圍的蒼蠅飛而不落；右邊的一支則剝開了糖紙，蒼蠅密密麻麻地爬在上面。廣告里的糖紙暗示著頭巾，意在警示女性要潔身自好，按規定佩戴頭巾，以免招來不懷好意之徒。我已經習慣在伊朗街頭見到這樣的宣傳廣告，這些廣告甚至會定期更新，時時督促違反規定的女性。

“政府總是從‘保護女性權益’的官方口吻出發解釋頭巾的必要性，認為女性只要戴上頭巾就可以避免遭受騷擾。事實真的如此嗎？真正應當自我反省和受到指責的，難道不是那群‘蒼蠅’嗎？”娜絲琳的觀點代表著新時代伊朗女性的心聲，她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有著更開闊的眼界。比起應不應該戴頭巾，她們更關心的是女性有沒有選擇“戴或不戴”頭巾的權利。頭巾之于她們，已經成為代表著男女平權、追求獨立自主的象征，以至于頭巾的宗教意味都顯得不再濃重。

“那些總以為我們是出于自愿佩戴頭巾的無知者，都應該飛一次土耳其看一看。”娜絲琳是伊朗航空國際航線的空姐，每周至少要飛兩班前往土耳其的航班。由于兩國簽署了互免簽證協定，土耳其是伊朗人出國旅游度假的首選地，價格實惠的伊朗航空無疑是熱門航班之一，總是座無虛席。盡管在理論上，直到飛離伊朗境內之前，伊朗女性仍必須保持佩戴頭巾，可絕大多數人在自己座位上坐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頭巾摘下塞進包里。空乘們也都對此心照不宣。娜絲琳對我說起讓她印象深刻的一幕：在一次航班上，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疑惑地問為什么大家都摘掉頭巾時，她媽媽回答：“那是因為我們要去土耳其啦，寶貝！那里可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但也不是每個伊朗人都像艾和森、娜絲琳那樣“新銳”。“女人長大了就是要戴頭巾的，如果不戴頭巾，萬一惹來麻煩怎么辦？”53歲的納菲茲瞪大眼睛向我抱怨道。她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自出嫁以來就一直在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務。對于#戴頭巾的男人#這一活動，納菲茲嗤之以鼻，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現在的年輕人都太荒唐了，男人戴頭巾拍照是要做什么呢？”她解釋道，《古蘭經》要求遮蔽“羞體”，女性除了臉、手、足以外的一切部位都不能被陌生男性看見，頭發也包括在內。在她的眼中，頭巾就像衣物一樣，而露出頭發就與裸露身體一樣令人羞恥。“伊朗可是伊斯蘭國家，如果誰都可以不戴頭巾的話，我們與那些墮落的西方國家還有什么區別！”

小小一方頭巾，儼然已是伊朗的“政治風向標”。在政治氣氛趨于保守時，人們將頭巾緊緊地裹到額前，不敢露出一絲頭發，頭巾的顏色多為黑、青、棕等較為樸素的色調；在政治氣氛趨于開放時，人們將頭巾松散地搭在頭上，故意露出漂亮的卷發，頭巾的顏色與多為黃、白、綠等較為鮮亮的顏色。

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在任期間，組建了“道德警察”，專門負責在街頭巷尾巡邏檢查，一旦發現未戴頭巾或著裝不合規范的女性，就帶回警局批評教育，并處以罰款。今年2月，一款名為“繞開巡警”的app在Google Play商店悄然上線。這款app基于地理位置的互享，使用者可以在看見周圍的道德警察時，將位置信息標注在地圖上，其他用戶就能提前看見道德警察出沒的大致方位，從而提前繞行避免接觸。在伊朗政府的干涉下，該app很快被下架，但很多年輕人仍通過拷貝安裝程序的方式私下使用和傳播。

娜絲琳本人就是“繞開巡警”的重度使用者，每次出門她都要時時查看這個軟件。“關于戴不戴頭巾這件事，就像是一場貓鼠游戲。”她將頭巾向后整理了一下，露出了更多的頭發，“在伊朗就是這樣，只要小心不被抓到，你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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