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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賀海波】

近期，網絡熱議中部某省會城市計劃將環線100公里長的繞城生態公園進行復耕復墾，打造成10萬畝良田。

網民算了筆成本收益賬：建成公園花了341億，10萬畝水稻一年能賺7700萬，要442.8年才能收回公園成本。經濟賬一算，讓人很生氣：怎么會做如此虧本買賣，做如此“反智”的事情？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筆者長期在基層調研，近三、四年經常聽到基層干部抱怨“非農化非糧化整治”，為保18億畝耕地紅線，基層上演了一幕幕讓人頗感魔幻的現實劇。

違背常識的整治

近期，筆者調查了國內南北多地的情況，了解到今年各地都有土地平衡、非糧化整治的任務。

比如北方S省的一個社區（相當于鄉鎮下派的片區或管理區），共轄12個村，總人口7000人，今年整治非糧化任務是200余畝，其中村民栽種楊樹的田地占70%，其余是池塘地、石頭地。南方J省的一個山區鄉鎮，現有25000多畝地，今年3月底國土部門下達災毀地補充任務390余畝，要求5月5號全部種上早稻，完成整治任務。中部A省一個農業平原鄉鎮，田地密集，拋荒地很少，現在圖班瞄準河灘，給鄉鎮分派整治任務。

三個地方的基層干部都覺得有困難。S省的一位社區書記說，讓農民殺樹還田，農民不理解，鄉村干部有時還要請農民吃飯，給農民送禮。J省的一位鄉長說，田整治好了，農民不愿意種，最大的困難是讓誰來種地。A省的一名鄉鎮黨委書記說，河灘地本來很適合養鵝，現在整治過來種地根本沒有什么收成。

為什么從整治、耕種到收益都成了問題？主要是違背了“三農”生產的一些基本常識。

首先是違背了自然條件的常識。

水稻、小麥和玉米等主糧生產要依靠自然環境條件。水土路條件居于首位。最先被農民棄耕的土地，肯定是那些缺水或經常遭水淹、土壤貧瘠和沒有機耕道通達的農田。

2022年在中部H省一個村調研時，村支部書記說，山頂上有一塊地被衛星拍到了，原來耕種的農民早已搬遷下山，拋荒多年，要水沒水，要路沒路，開墾過來，也不會有任何收益，但是現在要限期整改。

還有一些地在河灘上，有的甚至就在小水塘里，泥深很難種植，并且稍有下雨就遭水淹，根本沒啥收益。在違背自然條件下，將這些地整治成高標準建設農田，能成功嗎？

其次，違背了經濟學的常識。

成本與產出的比較收益是現代社會遵從的基本理性常識。但是在非糧化整治中，根本不算經濟賬，只算占補平衡賬。因此，要讓農民將未成年的楊樹殺了改種主糧，要讓承包戶將幾百畝的葡萄、獼猴桃、黃桃等經濟作物拔掉改種主糧，要鄉村干部花“巨款”將荒地改種主糧……這些都違背了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基層干部和農民能理解嗎？

最后，違背了農民的生活常識。

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不斷加速，在很多鄉村，基本上看不到80后、90后種地了，他們都已經融入到工業經濟和城市社會之中。在絕大部分農民的生活常識中，種地務農收入只能是務工收入的補充形式，養不活人，只夠養老，所以要將不好耕種、無力耕種或不愿耕種的農田種上樹，隔三五年收獲一次，是生活常識的安排而不僅是生產需要的安排。

重要的是，農民的家庭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已經日益從農村脫域，現在讓他們殺樹還耕、重新返鄉種地，就要重新配置家庭勞動力與生活空間，破壞了他們逐漸形成的務農與務工互補的最佳經濟收益結構、城市與鄉村相結合的美好生活方式。

或說直白點，回去耕種幾畝整治過來的薄田，有的還是劣質田，有多少收入可言？衣食住行樣樣花錢，天災疫情沒有定數，靠幾畝田如何讓生活安穩度過風險？

誰來耕種

因此，全國多地基層干部都反映，很少有農民愿意耕種這些整治過來的土地，就不是一件怪事。但是，鄉村干部不能不完成政治任務，于是只好另辟蹊徑，大致找到兩種解決辦法。

最主要的辦法是請大戶耕種。

J省的一個山區鄉鎮，共有25000畝土地，小農戶種點口糧田約占20%，大戶種了其中的80%以上的土地。其實大戶也不愿意耕種這些條件差、風險大、收益低的“新造地”。但是，一方面，鄉村干部不斷給他們說好話，請他們幫助完成政治任務；另一方面，從政策上給他們一些補貼，如29元/畝的耕種補貼、50元/畝的早稻補貼、36.9元/畝的稻谷收割補貼等，耕種下來，保證不虧本，靠量大或許還能有些收益。如此他們才勉強答應幫助復耕。

S省的一個村，剛殺完楊樹的農民也不情愿種，村干部就動員村民將地以50元/畝的價格流轉給大戶種。先流轉1-2年，將地養熟了，再說。

找不到大戶來耕種，實在沒有辦法，鄉村干部就只好自己下地，被逼成了種糧大戶。

鄉村干部耕種，都是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耕種打藥下肥等程序都是請人工機械完成，自己主要做些零散的管理工作。J省的一位駐村干部說，一季早稻種下來，鄉鎮的包村干部和村兩委干部共同承包的10余畝水稻田，每畝收益是一袋谷子，大家分了一點算是沒有白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