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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觀察者網在微博發起主題為#反網絡新四害#的投票活動，由網友評選出當代互聯網“網絡新四害”。最終經過網友投票，“網絡謠言”“飯圈文化”“網絡暴力”“極端言論”位列前四名，成為“網絡新四害”。

即日起，我們將發布系列評論文章，深入分析“網絡新四害”背后的形成機制、傳播規律以及深遠影響，和各位網友一起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楚新 陳智?！?

進入21世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徹底改變信息傳播的格局。網絡平臺不僅使信息能夠在瞬間傳遍全球，還賦予每個人成為信息發布者的能力。這種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極大地降低謠言產生的門檻，使其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影響更深。

與此同時，智能化技術如算法推薦、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的應用，使得謠言能夠更加精準地觸達用戶群體，加劇其社會危害。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挖掘網絡謠言的生成機制、社會影響及治理策略具備現實緊迫性。

社會心理與技術發展的雙重產物

網絡謠言并非孤立存在，它是社會心理和技術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人類的心理特征為謠言的產生提供溫床；另一方面，現代信息技術則加速了謠言的擴散速度和范圍。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網絡謠言的產生往往源于人們的認知偏差和情感需求。例如，確認偏誤使得個體更傾向于接受符合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而忽視相反的事實。當某個事件觸動公眾的情緒，如恐懼或憤怒時，未經證實的消息很容易被廣泛接受并迅速傳播。

此外，群體極化的現象也表明，當人們在一個封閉的社交圈子里討論問題時，他們的觀點往往會變得更加極端，這進一步促進謠言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https://www.piyao.org.cn/index.htm

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信息傳播的方式。其中，社交媒體的互動性和匿名性降低了信息發布的門檻，任何人都可以輕松地發布內容，而不必擔心身份暴露或責任追究。

這種去中心化的機制導致部分不負責任甚至惡意的行為，如故意制造虛假新聞、煽動情緒等。此外，算法推薦機制根據用戶的興趣和行為模式推送個性化內容，雖然提高用戶體驗，但也容易形成“信息繭房”，即用戶只接觸到與其觀點一致的信息，從而加劇謠言的局部集中和反復強化。

智能化技術的加持也致使謠言甄別更趨困難。隨著技術的發展，事實核查的門檻越來越高，謠言識別的難度增大。尤其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網絡謠言以圖片、音頻、視頻等形式迅速在各社交媒體傳播，并且內容逼真，視覺沖擊力強，形成智能傳播下的新型信息形式，此類謠言內容的鑒別難度較大、用戶容易相信并進行主動傳播。

傳謠者正是利用這一點，以極端的手段和富有煽動性的語言引起用戶的“共情情緒”，加速網絡謠言的傳播，形成主流輿論的系統性風險。

社會信任與輿論秩序的風險變量

網絡傳播速度快，加之造謠者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網絡謠言便會在很短時間里傳遍千里，成為一個不穩定因素的節點。網絡謠言一旦生成，其蔓延會對社會信任和輿論秩序造成重大影響。

在微觀層面，謠言能夠快速引發情緒反應，比如恐懼、憤怒或好奇心等。這樣的情緒波動能夠進一步加劇謠言在社交網絡的擴散，人們在情感驅動下與熟人分享這些未經核實的信息，加速信息循環。

這種不加辨別的傳播導致的信息誤解，可能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決策，例如在健康危機中出現的恐慌和不理性的集體行為。

在中觀層面，網絡謠言還會對中介性機構，如主流媒體、基層組織等的運作產生廣泛干擾。這些機構常常處于連接社會各個層級的中間位置，在澄清事實與傳播信息中起到關鍵作用。

然而，面對網絡謠言，這些機構可能面臨資源有限、應對不及時和可信度受損等問題，使得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信息交流更加復雜化。雖然網絡謠言的中觀層面影響可能不如宏觀政策層面顯著，但其在組織內部、社區關系及中介機構層面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能夠導致一系列潛在且廣泛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既具有長尾效應，又可能成為催化社會失序的重要變量。

在宏觀層面，謠言的擴散阻礙公共政策的精準制訂及有效實施。錯誤的信息能夠引導公眾注意力偏離真正的重要議題，甚至影響民眾對政府措施的信任和支持，增加社會治理的難度和成本。

同時，謠言帶來的信息紊亂與不實信息會削弱公眾對權威來源的信任，損害政府和媒體的公信力，進而影響社會共識的形成與維護。長遠來看，謠言不斷削弱社會對信息真實性的信任，并對主流輿論陣地的正常運作產生負面影響。

系統治理與社會參與的應對路徑

網絡謠言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工程，需要技術、制度與文化的多維度協同，同時也需要政府、媒體、企業和公眾共同參與，形成合力。技術治理無疑是當下反制謠言的重要途徑。

互聯網平臺作為網絡謠言傳播的主要載體之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平臺方應優化算法設計，減少虛假信息的曝光率，同時加大對優質內容的支持力度，營造良好的網絡生態。

例如，搜索引擎可以優先展示官方聲明和權威資料，社交媒體平臺可以引入智能識別系統，自動標記可疑信息，并提醒用戶謹慎對待。然而，技術的應用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隱私保護、技術偏見等問題。因此，技術手段應與適宜的政策框架相結合，以實現平衡。

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手段的完備性對網絡謠言治理至關重要。立法部門需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界定網絡謠言的界限，提高違法成本，對造謠傳謠行為進行嚴厲打擊。政府應加強對網絡空間的監管力度，確保網絡信息傳播的參與者遵守法律規范。

與此同時，政府還需提升自身的透明度和回應速度，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澄清事實真相，引導輿論走向。根據協同治理理論，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充分進行信息交換共享、溝通協商，開展公共事務治理活動，能夠形成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協同效應。建立跨部門的網絡謠言治理協調機制，整合不同機構的力量，確保信息共享和行動一致，提高整體性的治理效應。

文化層面的網絡謠言治理則強調提高公眾的媒介素養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教育系統應積極引導社會理性看待和解釋信息，引導公眾自身參與信息的核實與傳播流程，提升社會整體的反謠言能力。

通過多維度的社會參與，不僅可以削弱謠言傳播的基礎，還能在長遠上增強社會的韌性與信任建設。通過多維度的社會參與，不僅可以削弱謠言傳播的基礎，還能在長遠上增強社會的韌性與信任建設。

結語

網絡謠言的治理是一個復雜而長期的任務，它不僅涉及到技術手段的應用，更需要從制度建設、文化傳播等多個層面入手，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治理體系。

只有通過政府、媒體、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應對網絡謠言帶來的嚴峻挑戰，讓互聯網真正成為服務人民、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

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發展的當下，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逐步消除網絡謠言的陰影，營造一個更加可信、有序的數字生活空間。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陳智睿，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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