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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黃平  觀察者網攝

【采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拜登上臺后致力于修復被特朗普破壞的盟友關系，不斷重申“美國價值”的回歸。歷史上美歐之間的價值觀連結是怎樣構建起來的？這種“價值觀聯盟”歷經特朗普到達拜登手里，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黃平：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在美國歷史上也是個“特例”，在美國傳統政治建制中他真像一只“闖進瓷器店的大象”，一上來就什么都不按規矩出牌，還不斷朝令夕改、出爾反爾，內政、外交都是如此。外交方面特朗普也不僅只是針對中國，例如貿易問題，也針對墨西哥加拿大這兩個周邊國家，還對歐盟、日本、韓國增加關稅，其他如“退群”、毀約，退出各種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巴黎氣候協議等，幾乎是將美國重新退回到孤立主義時代。雖然美國歷史不算長，但像他這樣的總統也可謂前所未有，說是“特沒譜”也不為過。

現在上臺的拜登則是老美國政客了，在美國的國會、政府出入已經好幾十年，甚至是時間最長的，他不僅是民主黨推出的代表人物，也代表了傳統建制派。從這個意義上說，拜登口中的“回歸”應該不僅僅是價值觀的回歸，也代表美國傳統政治至少在“玩法”上的回歸，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重回他所謂的“多邊主義”、重新與傳統盟友“言歸于好”，還試圖不斷尋找新的伙伴，目的就是要將整個美國從特朗普式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拉回到美國仍要做“西方世界的領袖”的位置上來，即他所謂的“美國回來了”。

傳統的美國對外玩法是什么？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能外交就先別軍事，能多邊就先別單邊。

拜登上臺之后外交方面是不是在這意義上“回歸”？拜登剛剛完成“執政百日”，6月的歐洲之行是他第一次出訪。特朗普在位僅4年，把店里瓷器很多都砸碎了。拜登要回歸、回來，其與盟國和盟友重修舊好絕不只是出于價值觀認同，美歐結盟最早是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聯盟。在七國集團之前，美歐為反蘇聯而抱團，這樣才有北約，而且，美國與歐洲也并不是鐵板一塊，不是由于價值同源就天然同盟，否則也無法解釋歷史上美國的獨立戰爭，美英法等與德意日的戰爭，還有歐洲國家之間過去幾個世紀的戰爭。

國際關系中的聯盟，首先都是因為有最基本的利益一致性或共同性，經濟、金融、貿易、能源、資源、地緣，等等。為了利益，或者結盟或者為敵，甚至大打出手，包括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聯盟或戰爭也有族群、宗教、價值的因素，歷史上的宗教戰爭就不少，也很血腥。

現在的西方世界里，“七國集團”也只接納了日本這一個非西方國家，且日本戰敗后是被美軍接管、美國審判、甚至由美國制定憲法的前提下被改造成為“西方（式）國家”的，它在國力最強的時候依舊被其他西方大國看作是“經濟巨人、政治矮子”，且當它的經濟上來了的時候，也發生了“廣場協議”這樣的打壓日本經濟的事。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既不實行西方那套體制，也不信奉西方價值，而且人口、國土、經濟體量都巨大，美國就更不能容。說得再透一點，即使中國經濟完全按照西方那一套去搞，依舊不會被西方世界所接納。

日本首相菅義偉3月16日在東京會晤美國務卿和防長時，鞠躬行禮  視頻截圖

美國也不是僅僅是特朗普特別要與中國過不去。前總統奧巴馬在第二次競選連任的演講中就曾公開說過：我們不能讓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巨大的）國家也過上美國那樣的生活。印度既不是共產黨領導、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被西方說成是“最大的民主國家”，為什么也不行？起碼是因為人口體量巨大。如果奧巴馬是從地球資源的角度，認為如果中國印度都過上美式生活，地球承載不起，甚至如果他是真正要反省美式生活方式的揮霍浪費和對環境的破壞，那是一回事，但是奧巴馬當時并沒有說全世界包括美國自己都應該拒絕美式消費主義的生活，而只是說中國印度不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他甚至還說世界只能由美國繼續定規矩，而絕不能由中國來定規矩。

所以，也不僅是特朗普有譜沒譜的問題。奧巴馬這些話的背后，依舊是美國高高在上，“美國例外”，別國不能取代美國，甚至也連美國的生活也不能過上，不論是中國、印度這些全世界最大的人口體，還是非洲、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既不能經濟等方面超過美國，也輪不上過“美式生活”（其實，它好不好得另說），更何況，在道路、制度和價值層面，我們與美國更為不同。美國霸權的邏輯是，誰都不能超過我、挑戰我，甚至接近我，戰后的蘇聯不能，1970-1980年代的日本不能，今天和今后的中國也不能。霸權，核心就是支配和主導地位，說得好聽是“領導地位”，不論怎么說，地位不容挑戰是不變的。

中國現在呢，不僅經濟速度快、體量大、勢頭好，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而且已逐漸在一些科技的尖端領域展露頭角，這不可能不招來美國的戰略憂慮和敵視，不論我們怎么強調并堅持不稱霸、不當頭。如果我們只是虛胖意義上的“大”，大而不強，比如一直仍停留在制造廉價的襯衣、襪子、玩具的層面，即使貿易再不平衡，也不會被美國如今這樣視為頭號挑戰和首要的戰略威脅。

至于國家發展道路的討論，關鍵還不在于是否有中國道路、是否也可以叫做“中國模式”、輿論上是否仍被污名化，核心的問題是議題設置權和規則制定權。在西方排他性的小俱樂部、小圈子眼里，議題只能由他們設置、規則只能由他們制定，其他國家和地區只能遵從，否則就是破壞了“基于規則的秩序”。

但真正國際公認的，只有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基本規則，中國和其他廣大非西方國家不會簡單遵從僅僅由幾個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所謂“規則”，事實上由七個或幾個西方國家來為全世界制定規則，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了，現有的國際關系也的確需要改進、變革，說到底是要從叢林法則、贏者通吃、零和游戲改變為平等、共處、互利、合作，并通過“共商、共建、共享”走向共贏，最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G7峰會上，拜登與馬克龍走在一起。圖自歐新社

觀察者網：拜登政府近期的行動讓我們看到了特朗普上臺前那個熟悉的美國，也有很多聲音認為“冷戰”味道濃重。今年是蘇聯解體30周年，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的冷戰對抗思維似乎在美歐國家的政治氛圍中揮之不去，英國衛報甚至以“尋求新冷戰盟友”來形容拜登的歐洲之行。在您看來，冷戰思維為何在西方根深蒂固？拜登上臺后重提多邊主義，但他所說的多邊主義更多還是一種小圈子外交，王毅國務委員稱之為“偽多邊主義”。您認為，西方的“多邊主義”正在走向何方？

黃平：盡管都是用“多邊主義”這一個詞，但關鍵是要看是以美國為中心、其盟國為主要的“邊”，還是真正的開放、包容、平等的多邊主義？當初冷戰結束，嚴格地說，并不是蘇聯被西方打敗了，而是蘇聯自己選擇了放棄和解體，但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局給美國和西方造成了一種幻象，令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認為“歷史終結”了，而其奉行的制度已是不證自明的唯一制度，其宣揚的價值體系自然也是“普世價值”，撒切爾當時的名言就是世界已“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