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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極力主張中國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

楊振寧于1972年第二次回國時（7月4日）就“舌戰群儒”，堅持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而李政道第一次回國是在1972年9月，就此而言，楊振寧強調應用科學并非專門針對李政道的。筆者認為，楊振寧作為著名的基礎科學家，不可能不明白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突出強調中國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是與他對基礎科學的理解以及他對中國現狀的把握分不開的。事實上，楊振寧的意見和建議，同樣給20世紀末的中國人以極大的啟發。

第一，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是從長遠觀點來講的。楊振寧本身就是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他不可能否定自己所從事的專業。但是，對基礎研究的作用，楊振寧強調不能一概而論，要做具體的分析。

1980年3月，楊振寧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演講，針對1979年全國高考招生考化學的學生比較少這一情況，他說：“粒子理論物理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科。我相信在30年、50年或100年以后，肯定會與人類的日常生活發生關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會影響世界生產力的。但是，這是從長遠觀點講的。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的分布，各國需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在中國，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強調得太高，將會產生不良的影響。”[11]

可見，楊振寧特別強調不同的國家、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發展基礎研究的戰略應該是不一樣的。而且，他還突出強調不要抬高自己的研究領域。1984年底，楊振寧在北京大學回答學生的提問時說：“理論物理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中國目前所要解決的問題。理論物理在中國似乎很熱，這是一種迷信。”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楊振寧訪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并做演講，在回答師生提問時楊振寧說：“我猜想今后30年高能物理將處于困難時期。這不表示沒有重要工作，也不表示沒有人去做了，不過不再是一種蓬勃的局面了。”“粒子物理實驗所需經費愈來愈大，今后30年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在實驗愈來愈少的情況下，做理論的人卻很多，其中有很多聰明人，這樣，愈來愈數學化的傾向是不可避免的。”可見，楊振寧對基礎科學研究尤其是高能物理學有著自己的獨特看法。

楊政寧和米爾斯資料圖

第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更需要應用科學研究。楊振寧之所以突出強調應用研究，與他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面臨的時代任務的認識密切相關。在他看來，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擺脫貧困，因而在科學技術上要優先發展應用性、發展性的研究，這在1981年底他寫給鄧小平和方毅的信中都有系統闡述。此后，他一直堅持這一觀點。

1982年4月，楊振寧在美國與《光明日報》記者談話時說：“像我這樣有了點名氣的人，也有不好的影響。在國內有許多青年人都希望搞我這一行。但是，像我這樣的人，中國目前不是急需。要增加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需要的是很多會動手的人。”[11]1984年10月3日，楊振寧在與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中科院副院長嚴東升談話時說：“現在中國應該是‘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從全民族的利益來看，基礎研究的投資不變（不增加）是一個頭等重要意義的選擇”，“暫時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是合乎民族利益的唯一可能的選擇。”[12]

楊振寧的這一席話遭到了國內一些基礎科學家的反對，被認為是觀點偏激。1986年5月，楊振寧應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邀請發表談話，在談到高技術發展時，他說：“中國派人出國學習，主要不是跟我這樣的人學，因為這對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多大效果。”[11]應當說，楊振寧的觀點主要是著眼于中國的現實需求，在20世紀80年代的情況下也是比較符合中國實際的。

第三，結合中國國情和現實需要建議海外學子開闊視野。1984年1月21日，楊振寧應邀在美國戴維斯與中國訪問學者和留學生談話，他說：“各個不同的社會所需要的科技發展是不一樣的，能夠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不一樣的。從1971年我第一次訪問新中國以后，就不斷地提到過，在這里學習物理的中國學生需要花更多力量注意中國所需要的物理方向。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國所急需要的方向，這是費錢而不賺錢的方向。什么樣的方向合乎中國國情呢？譬如說發展固體物理就較合乎中國國情。”[11]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楊振寧訪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回答師生提問時楊振寧說：“很多年來，我對一些念物理的人說，除非你覺得絕對非念高能物理不可，還是不要念高能物理。高能物理與中國的‘翻兩番’毫無關系，甚至會起反作用，因為高能物理太費錢了。這不表示高能物理沒有重要性，高能物理當然有重要性，但是中國的問題是‘翻兩番’的問題而不是高能物理的問題。”[13]理性地來分析，楊振寧的意見和建議出發點是好的，旨在希望青年學子有更為開闊的眼界，更多去了解祖國的現實需要，但楊振寧的話也的確給人感覺有偏激之嫌。

3 基礎與應用之辯的現實意義

通過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李、楊二人觀點相左，但他們給予中國的意見和建議卻也都是有理有據，都是出于要把中國的事情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好這一愛國之心，并非出于一己之私。這一點必須首先明確。

李、楊二人的觀點相左，主要源于他們看待中國問題進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的出發點不同。李政道極力主張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當然沒有錯；楊振寧針對中國科技和工業落后的現實狀況，極力主張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以滿足國家建設的急需，也沒有錯。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楊觀點相左這一問題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窠臼，非要評判二者孰優孰劣、誰對誰錯。事實上，他們二人的觀點都很深刻，只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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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廢，這是無須爭論的。但這個問題在中國有其特殊性。中國的近代科學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背負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沉重使命。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一定是與國家戰略、國家需要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學科”與“任務”之間到底該如何平衡的問題就一直爭論不休。“文化大革命”后，國家建設步入正軌，各個領域都急需財政支持，可是國家卻很窮，分攤到科學技術研究上的科研經費極為有限，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這也是那個歷史時期基礎與應用之爭以及李、楊之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楊二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科學家。更重要的是，他們二位都是十分愛國的。1980年10月，當時在美國訪學的周光召在給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的一封信中談及了華裔科學家莫偉的一些看法：“莫偉找我談了3次，談了一些情況和意見，他意思是希望我把這些意見轉告國內……有些人不了解中國情況，有些人有私心，中國政府不要輕信他們……莫講據他看只有李和楊沒有私心，熱情希望把中國事情搞好。”[14]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海外華人對李、楊二人的評價，中國政府也因此對他們二人的意見和建議格外重視。就此而言，李、楊二人觀點相左，對于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觀點的碰撞，能讓中國領導人聽到了不同的聲音，進而能讓中國的科技戰略決策更加理性、務實、周全。或許，這也是李、楊關于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最大現實意義之所在。

近年來，關于中國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科學界爭論很大，特別是從楊振寧先生的《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15]和王貽芳先生針鋒相對的回應文章《中國今天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16]發表以來，使得原本僅限于科學界的討論，變成了一個社會場域中的熱點話題，社會各界對此話題高度關注，紛紛發表意見。

王貽芳院士資料圖

就在作者返修本文之際，2019年6月5日，《科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中國不應建大加速器”———南開大學物理學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報記者問》[17]一文，再次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熱議。歷史總是能給現實帶來某些啟發。本文認為，總結歷史，關于中國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以下幾個維度的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必須充分研判建造大型加速器的科學價值和科學目標。至少從目前的爭論來看，科學界內部對大型加速器的科學價值的看法還很不一致，盡管可能會有不同學術觀點和流派爭鳴的因素，但對耗資巨大的大型科學裝置的主要科學目標，還應在科學界內部充分醞釀，盡量取得某些基本共識。科學界內部形成某種共識，是說服國家和公眾的前提.

第二，必須充分考慮國情。發展科學從來都不能脫離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國情是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根本條件。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必要性是什么，可行性在哪里，這些根本性問題都要深入地研究清楚，而不能先入為主地盲目給予肯定或是否定。人才與技術儲備、成本與收益分析、風險評估與控制等，這些深層次的具體問題，都需要進行嚴肅地專業性地深入研究。

第三，必須重視整合公眾意見。在當代，建造大科學裝置已不再僅僅是科學界內部的事情，社會場域對大科學裝置的關注度極高，在一定意義上也會左右大科學裝置的決策和進展。因此，一方面，對于公眾關注關心的焦點問題，必須給予正面的而且是有力的回應；另一方面，對于在較長時期的輿論中形成的有科學依據和廣泛共識的民意，決策者也應該積極考慮吸納，以形成決策者、科學共同體與社會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科技事業蓬勃快速發展，科技強國戰略與路線堅定而清晰。可以預見的是，在邁向科技強國的過程中，很多大科學裝置的建造都會被提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孰輕孰重的話題必然會反復涉及，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帶來某些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周光召.我對政道的幾點認識[Ｍ]//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華誕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127.

[2]李政道.李政道文錄[Ｍ].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25-26.

[3]李政道.我和祖國的高能物理事業[Ｍ]//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文選（科學與人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19-54.

[4]陳和生.李政道先生和中國高能物理發展[Ｍ]//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華誕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77.

[5]李政道.水、魚、魚市場———關于基礎、應用、開發三類研究的若干資料和思考[Ｍ]//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文選（科學與人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150.

[6]李政道.沒有今日的基礎科學，就沒有明日的科技應用[Ｍ]//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李政道文選（科學與人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136.

[7]楊建鄴.楊振寧傳[Ｍ].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12：436.

[8]江才鍵.規范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Ｍ].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1：9.

[9]楊振寧.對于中國科技發展的幾點想法[Ｎ].光明日報，1982-03-05（2）.

[10]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Ｍ].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793.

[11]楊振寧.楊振寧文集（傳記、演講、隨筆）[Ｍ].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1003.

[12]季承.李政道傳[Ｍ].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187.

[13]楊振寧.楊振寧文選：讀書教學再十年[Ｍ].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12－13.

[14]葛能全.錢三強年譜長編[Ｍ].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521.

[15]楊振寧.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J].科學文化評論，2016，13（5）：18-19.

[16]王貽芳.中國今天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J].科學文化評論，2016，13（5）：20-27.

[17]高博.“中國不應建大加速器”———南開大學物理學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報記者問[Ｎ].科技日報，2019-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