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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致辭中，講了一句“我對日本過去給中國人民添了許多麻煩，再次表示反省之意。”在場的同傳話音剛落，中方人員普遍表示疑惑，甚至懷疑翻譯是不是不準確，宴會氣氛也由熱轉冷。

在第二天上午的正式會談中，周總理著重對這個“添麻煩”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在二戰(zhàn)時期的侵華戰(zhàn)爭給中華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災難，絕不能用添麻煩這個輕微的道歉來搪塞過去。如果采用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經(jīng)歷過二戰(zhàn)的老人們，絕不可能接受，且會引起強烈的反感。另外中方做出了許多努力，包括主動放棄索賠，就是希望日方能與自己相向而行，對過去所犯的罪行做出明確清晰的表態(tài)。

隨后經(jīng)過一系列交鋒與溝通，日方關于戰(zhàn)爭表述作出調整，改為“日本方面痛感由于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周總理最終表示贊同，兩國于9月29日共同簽署《聯(lián)合聲明》，至此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田中角榮上任后短短兩個月時間，解決了戰(zhàn)后拖延近30多年的中日關系懸案，這成為了他在任期上的最大功績，也因此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中日建交后的大約20多年里，“以對美關系為主，同時大力發(fā)展對華關系”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田中角榮以來的歷屆首相與外相幾乎都把對華關系視為維護日本長遠利益的重中之重，對華友好的態(tài)度延續(xù)至90年代。其中“田中角榮—竹下登—橋本龍?zhí)伞保俺靥镉氯恕笃秸肌边@些政治脈絡在對華的友好姿態(tài)上面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代表性的功績就是日本對華ODA項目。

1979年-2009年的時間里，日本對華ODA援助總額達到350億美元，占中國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40%左右。援建項目規(guī)模大，周期長，技術要求高，其范圍幾乎遍布中國所有省份。這一類的雙贏政策，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與技術保障，在北京的首都機場，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第二大橋，重慶、大連與貴陽的環(huán)保工程等都是日元貸款援建代表項目。

之后，有兩位日本首相對二戰(zhàn)罪行進行了明確直接的反省，對被侵略國家進行了深刻的道歉。一位是第79任首相細川護熙，細川是日本1955年后第一位非自民黨首相，上臺后以毫不含糊的語言承認日本帝國時代所犯戰(zhàn)爭罪行。另一位是第81任首相，發(fā)表過“村山談話”的村山富市，他在任期訪華，參觀了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地與抗戰(zhàn)紀念館。并于1995年8月15日終戰(zhàn)50周年之際，真誠地表示“日本之前曾作出過殖民統(tǒng)治，侵略他國的行為，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與痛苦。未來應該吸取教訓，努力維護和平。”這兩位首相改善了日本政界的形象，特別是現(xiàn)已高齡的村山富市至今仍然活躍在中日友好事業(yè)的最前線上，一直努力地推動中日關系的和解。

村山富市

與“村山談話”相提并論的還有一個“河野談話”，這是由對華友好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河野洋平發(fā)表的。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fā)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他在講話中承認日軍強征慰安婦，嚴重傷害了許多國家婦女的名聲與尊嚴，并對此表示道歉與反省。河野洋平在2001年也反對過臺灣前總統(tǒng)李登輝竄訪日本，在2006年與2007年的二戰(zhàn)追悼式中向被侵略國家的人們發(fā)表謝罪聲明。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兒子河野太郎于今年8月3日，剛剛加入安倍新內閣，擔任外務大臣。

河野洋平

進入21世紀，兩位來自China School的駐華大使成為了對華友好的領頭羊。2001年-2006年，日本頭號中國通阿南惟茂擔任了小泉任內的駐華大使。自1983年起阿南惟茂就開始在中國任職，他也是日本“中國學派”中的領袖人物。之后2006年-2010年，同樣中國派的宮本雄二接替了阿南的大使職位，在中國的時候，他幾乎走遍了中國各地，參與了很多日本對于中國的ODA項目。

然而無論這些知華派外交官有多么知華和親華，他們都只是日本官員，其職責是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對華的態(tài)度并不以自己的經(jīng)歷與派系而轉移。在21世紀初中日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外交官個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把中日關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外務省的某個學派與人物上無非是杯水車薪。2001-2010年的時間段里，小泉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日方兩次發(fā)放李登輝赴日簽證；日本文部省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中日領土爭端不斷……

比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蜜月期，中日兩國早已進入了更為現(xiàn)實的國家關系階段，利益摩擦與爭奪逐漸成為常態(tài)。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們，由于缺少前輩們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對中國沒有歷史包袱與負罪感，必然會更加積極地與中國進行利益抗衡。同時，少壯年的政治家由于經(jīng)歷過日本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期，又體驗過長期經(jīng)濟停滯，當他們掌權后，很難不產(chǎn)生那種“日本を取り戻す”（復興日本）的欲望，加上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幻想他們會對中國采取友好姿態(tài)，安居一隅默默守護著其崛起恐怕是不太可能。

打鐵還需自身硬，近年來一帶一路大框架的魅力，亞投行的巨大吸引力都使得原本先是對抗及觀望姿態(tài)的日本“回心轉意”，逐漸顯示出積極參與的跡象。國際交往拼的還是實力與利益，在中國逐漸強大的路上，如果日后涌現(xiàn)出更多“雙贏”“多贏”的策略，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僅僅日本，對中國采取親華姿態(tài)的國家也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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