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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1年全國“兩會”開幕在即，由于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各領域各項工作都面臨重新思考重新調整之時機，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對于中國而言，我們如何看待這個極速變化的世界？我們希望怎樣的國際秩序？中國外交事務的目標和準則是什么？一個崛起的中國該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中國到底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相信這絕不僅僅是全世界領導人和外交官琢磨的問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王緝思教授對該問題進行了思考，本文英文版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權于東方早報首發。

作者：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任何國家的大戰略都必須至少回答以下三個問題：該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些外部力量對其構成威脅？為保障本國安全，該國領導人應當做些什么？當前，對于中國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仍無定論。一方面，在過去的大約三十年中，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顯現了非同尋常的連貫性，并與國內事務的重大關切保持著密切協調。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至今尚未發布任何全面闡述本國戰略目標和實施之道的官方文件。

近年來，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大幅增長，其增長幅度甚至遠遠超出了中國領導人的估計。在自身地位獲得提升的基礎上，中國的國際行為已經變得日益強勢。對于國際社會來說，理解中國的戰略思維，并試圖預測其戰略思維將如何根據本國利益和領導人愿景而改變，尤顯必要。

內憂外患

中國領導人在看待本國歷史時有一個獨特的視角，即對外部威脅引發國內動亂一直相當敏感。自古以來，中國的當權者經常在內部叛亂和外部侵略的雙重打擊下被趕下臺。明朝末年，農民起義軍攻陷都城北京，同時滿族人在明朝將領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導致明朝于1644年滅亡。大約三個世紀之后，滿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內亂和西方及日本軍隊的外侵雙重打擊之下滅亡。中國國內革命在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鼓舞與支援下，于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那時以來，對內部動亂的擔憂仍然在中國縈繞。1949-1976年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從未正式使用“國家利益”這一概念來勾勒自己的戰略目標。但很明顯，決定當時中國國際戰略的主要是政治和軍事安全利益，而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諸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的框限。那一時期的中國戰略思維承襲了列寧主義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政治陣營，即主要敵人、次要敵人、潛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將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主要外部威脅，而內部威脅則相應地來自親蘇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親美的“階級敵人”。因此，堅持不懈地同顛覆中共領導或改變國家政治色彩的國內外陰謀進行斗爭，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毛的對外政策據稱代表“國際無產階級”而非中國自身利益，加之中國在經濟和社會交往方面基本與外部世界相隔絕，北京并沒有什么系統的大戰略可言。

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鄧小平時期，隨著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中共將經濟發展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新思維與毛澤東存在顯著不同。中國與蘇聯或美國之間的大戰不再被視為不可避免。中國努力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不論這些國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如何。在中國看來，這種非對抗的姿態可以吸引國外投資并促進貿易。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穩步融入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都有助于鞏固中共在國內的權力。

但是，盡管經濟利益已成為中國國際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傳統的安全關切和防范西方政治滲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顯的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后西方對北京采取制裁，表明內外難題很容易相互交織，促使中國領導人警醒。在20世紀90年代，北京以國家主權高于人權的立場回應西方的責難，堅定地拒絕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還堅稱，如果臺灣試圖搞“獨立”，大陸將絕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存在上述問題，但在21世紀伊始，中國的戰略界人士仍認為國際形勢總體上對中國有利。2002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中國可以繼續集中精力處理內部事務。當然，中國的部分地區仍不時出現動蕩，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對于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責“國外敵對勢力”難逃干系，并予以強力應對。北京宣稱，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這一“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證明了西方的“不軌圖謀”。雖然中國政府間或被這類事件所煩擾，但總的來說中國政府仍然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問題。

在胡錦濤主席領導下，近年來中國已形成了一套新的發展戰略和社會政策，確保在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強善治、改善社會安全體系、保護生態環境、鼓勵自主創新、緩解社會緊張、完善金融體系、刺激國內消費。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使中國對外出口大受影響，因此，推進上述經濟和社會轉型已變得更為緊迫。

考慮到這一現實，中國領導人已重新確立了對外政策目標。2009年7月，胡錦濤指出，中國的外交工作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去年1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些核心利益：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北京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將臺灣問題當作核心利益，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從沒有將某一個具體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升為國家核心利益。去年，部分中國評論人士將南中國海和朝鮮說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考慮欠周全而且并未得到官方授權的表態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疑惑。實際上，對中央政府來說，主權、安全和發展都是必須實現的目標。只要不出現對中共領導權或國家統一的重大威脅（如實現“法理臺獨”），北京仍將全神貫注地推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它的對外政策亦服務于此。

如果非要為中國的大戰略確立一項統領一切的原則的話，那應該是改善中國的民生、福祉，并通過社會公正促進公民的幸福感。

原則之上的原則

當前，中國相當多的政界、學界和國際問題評論人士認為中國需要有一項可以指導對外政策的統領一切的原則。但是，從主權、安全和發展三個方面來界定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意味著基本上不可能設計出這樣一項簡單明晰的統領一切的原則。此外，中國政治精英中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這使得在政治共識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大戰略變得更加復雜。

時下，在中國常被提及的一種觀點是，美國是中國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贊成這一觀點的人援引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他們還可以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說法，即“對于美國來說，一個理想的敵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對、在種族和文化上相異、而在軍事上又有足夠能力對美國安全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把美國比作中國的“理想的敵人”。他們持有這種看法的原因是，他們長期以來都確信，美國、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持敵對態度，企圖通過支持“臺獨”等做法遏制中國的崛起。他們還舉出了其他例證：美國政客對達賴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的同情；美國持續對臺軍售；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以及其他旨在圍堵中國的部署；美國商界和國會對中國發起的貨幣戰和貿易戰；西方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由讓中國放緩經濟發展的喧囂。

這種流行看法，見諸中國的很多新聞評論和網站（尤其是有關政治安全和國防事務的網站），主張中國外交政策應集中精力應對西方威脅。認為中國目前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過于軟弱，而毛澤東時代那種針鋒相對的辦法是更好的榜樣。由此，有人稱中國應在那些對西方國家持反抗態度的國家中尋找戰略盟友，如伊朗、朝鮮和俄羅斯。一些人還建議，北京可以將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作為政策工具，如果美國政府的行為損害中國利益，中國就準備拋售這些國債。

然而，這種建議本質上是具有誤導性的。美國給中國的確帶來了一些戰略和安全挑戰，但將中國的大戰略建立在“美國是中國主要敵人”這一看法的基礎之上，既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風險的。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與中國聯手組建反美同盟。如果中國和自己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結為敵對關系，那么中國的經濟發展必將受到嚴重阻礙。可以慶幸的是，中國領導人并不想實施這種戰略。去年，溫家寶總理指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分歧”，這并非外交辭令。

在深入認識這一點的基礎上，中國戰略界的另一派人士認為，應繼續信守鄧小平有關“韜光養晦”的告誡，也就是主張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應“保持低姿態”。這一派包括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和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等重要政治人物。他們主張，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集中精力搞好經濟發展。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反駁認為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中國的長期威脅這一看法，但這些人士認為，中國暫時還沒有挑戰西方優勢地位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反對盲目作出西方正在衰落的結論。同時他們指出，在未來幾十年中，只有堅持韜光養晦，才能使中國繼續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

雖然這種看法比其他觀點更能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但也會引發一些質疑。這種看法的擁護者不得不費盡心力地去闡釋“韜光養晦”的含義。“韜光養晦”常被不恰當地翻譯為“隱蔽實力、以待時機”。這些人士指出，“韜光養晦”并非意味著中國要精心算計，在擁有足夠物質力量和信心去實施深藏不露的規劃之前，暫時保持謙卑態度。不過，這種保持低姿態的方式很容易被指責為過分軟弱，尤其是面對敏感的安全議題時。隨著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一些中國人要求本國的外交政策更加敢作敢為。“韜光養晦”戰略的反對者還稱，中國實力今非昔比，因此鄧小平遠在二十年前提出的這一戰略已經不合時宜了。

還有另外一些深思熟慮的中國戰略人士指出，即便保持低姿態可以讓中國處理好與美國之間的政治、安全關系，但這一方式并不能用于指導中國和其他眾多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應對近年來已變得非常重要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和能源安全）。顯然，用“韜光養晦”來描述中國對諸如金磚五國峰會等機制的積極參與，也是不太合適的。如果中國的對外政策僅僅是“韜光養晦”，那么它就無法有效應對當前面臨的多層面挑戰。

重心在國內

即便著眼于更好地解決國內問題，中國也需要構建一套更為復雜成熟的大戰略。雖然中國政府尚未發布任何官方文件予以闡述，但我們能夠從“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概念中推導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稱，中國的“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密結合國內工作大局，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加以推進”。中國戰略思考中正在顯現的四大變化趨勢，可以讓我們一窺新的中國大戰略的核心內容。

第一個重大轉變是，中國政府將經濟和非傳統安全的關切，與傳統的軍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從而形成了一套綜合安全觀。中國軍事規劃部門所考慮的，不僅包括恐怖主義和海盜等跨國性問題，還涉及如何推進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等合作性行動。在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方面，中國也必須與其他國家展開合作，才能保護自身經濟安全。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基本上不可能在敵友之間作出涇渭分明的區隔。美國對中國構成政治和軍事威脅，而美國的堅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但這兩個國家恰巧也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經濟伙伴。即便與歐盟之間的政治困難有所抬頭，歐盟作為整體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雖然部分中國人將俄羅斯視為潛在的安全盟友，但從經濟和社會層面看，俄羅斯對中國的重要性遠不及美國的另一軍事盟友韓國。對于北京來說，想要調節傳統的政治/軍事關切和當前不斷擴展的社會/經濟利益之間的不同取向，將是非常艱難的。這種努力其實就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那兩種不同的時代遺產之間進行調和。北京能實現的最好選擇，是在加強與其他大國之間經濟聯系的同時，盡最大努力減少和它們發生軍事和政治對抗的可能性。

在中國外交領域凸顯的第二個重大轉變是，從以處理國家間關系為主，更多地轉向處理功能性問題，并且更加重視多邊。這種面向功能性議題（反恐、核不擴散、環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災等等）的轉變，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變得更為復雜，不論這些國家是否對華友好。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地緣戰略利益和領土爭端，但兩國在抵擋來自西方的減排壓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從而形成了這一領域的合作關系。又如，盡管伊朗是向中國供應石油的關鍵國家，但伊朗在發展核項目方面與西方產生的爭執正考驗著中國對全球核不擴散體制所作出的承諾。

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作出的調整給中國外交帶來了第三個重大轉變。北京對于GDP增長的熱情正逐漸讓位于對經濟效率、產品質量、環境保護、社會安全體系和技術創新的重視。北京對“發展”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經涵括了社會層面。由此，中國領導人決心通過促進國內消費和減少對出口和外部投資的依賴，努力維持高增長率。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經濟摩擦更趨激烈之際，中國領導人比以往更加關注全球經濟不平衡和金融市場波動問題。從中國的長期利益來講，人民幣需要漸進升值，只是出于短期內出口收益的考慮，中國決策者難以采取美國和其他國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國只有大力促進國內消費和穩步開放資本市場，才能最終擺脫國際壓力。

第四個重大轉變與中國的價值觀有關。一些中國高層官員表示，盡管中國擁有獨特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回避了價值觀是否也可以成為合作基礎的問題。但是中國既然非常強烈地想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改善自身的國際形象，那么分享善治、透明等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看來勢在必行。中國國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和考驗，諸如嚴重的腐敗和在部分地區出現的族群沖突和群體性事件，可能會促進中國政治精英在價值觀層面發生轉變。這些困難和考驗說明，穩握政權和國家復興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問責，同時還需要更加堅定地履行對法治、民主和人權的承諾，而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普遍共享的價值觀。

上述四大轉變都不是一帆風順，也并非絕對不可能逆轉。然而，它們的確揭示了一些基本趨勢，這些趨勢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塑造中國的大戰略。胡錦濤和其他領導人號召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這意味著應對國際挑戰的努力絕對不能損害國內的改革事業。當前，中國的外部挑戰不僅來自美國、日本等其他大國，而是逐漸更多地來自一些功能性問題。為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中國需更具合作精神地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倡導那些能得到廣泛接受的價值觀。

因此，如果北京將某一個國家確立為主要威脅，并將調動各方面力量排除該國影響作為對外政策的統領一切的原則，這就不夠慎重了——假如美國或是其他大國確實將中國當作首要敵人，從而迫使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當別論。另一方面，韜光養晦固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應有之義，但卻不能囊括其指導原則之全部。一項大戰略必須考慮其他長遠目標。讓中國成為世界首強是部分中國人心向往之的愿景。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教員劉明福大校稱，中國應該把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作為未來發展目標。還有人主張，將中國的發展經驗（所謂“北京共識”）提升為一種可以挑戰西方制度、價值觀和領導地位的替代性發展模式。不過，中國領導人并沒有夢想著讓中國成為一個霸權力量或將中國樹立為他國的標桿。面對不斷上升的國內和國際壓力，在確定短期和長期目標時，中國領導人還是非常冷靜的。他們的主要關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脅面前，如何最好地保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主權、安全和發展。如果非要為中國的大戰略確立一項統領一切的原則的話，那應該是改善中國的民生、福祉，并通過社會公正促進公民的幸福感。

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的維護。其他國家對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力量會作出何種反應，將對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強國之誕生

在確定了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及對其構成威脅的外部壓力之后，余下的問題便是：中國領導人如何抵御這些威脅，捍衛本國利益？

中國能否繼續在經濟現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世界的穩定。因此，致力于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符合中國的利益。它應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遺留的主權和安全問題，包括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棘手的領土爭端。考慮到現在當權的臺灣地區領導人不致謀求正式“獨立”，北京對維護兩岸和平關系更有信心。但北京和臺北之間尚未達成一項可以防范雙方關系再次出現緊張的政治協議。中國政府還需要找到維護西藏和新疆穩定的有效途徑，因為出現在那些地區的不安定狀況很可能導致別國有所反應。

盡管中國大部分民眾支持中國擁有一支更強的軍事力量，以保衛國家的重要利益，但是他們也應當認識到由此帶來的兩難處境。中國必須使包括美國和亞洲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相信，它在增強國防能力特別是加強海軍建設時考慮到了別國的關切。它需要讓解放軍的發展規劃更加透明，并展現出與他國合作構建亞太地區安全架構和維護既有全球安全機制（特別是核不擴散機制）的意愿。中國必須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防止伊朗和朝鮮取得核武器。如果中國能和其他國家一起，為加強網絡安全和太空安全作出更多貢獻，那么中國自身的國家安全也將得到維護。當然，這并不排除中國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遭到恐怖襲擊）時使用武力來捍衛主權和安全的可能性。

中國已經參與了幾乎所有的現存全球經濟機制，但在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受到全面承認之前，中國仍需作出更多努力。它在二十國集團、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制中正逐漸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如今，中國需要作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和調整，從而在促進國內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幫助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如果中國能夠在建設低碳經濟方面成為良好示范，那么中國和世界都會受益。

大戰略通常需要界定地緣戰略重點，而亞洲便是中國的地緣戰略重點。過去通往中亞和南亞的交通條件并不完善時，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利益偏向于東部沿海和環太平洋地區。當前，雖然東亞仍非常重要，但中國應對西部給予更多的戰略關注。十多年來，中央政府已經在西藏、新疆等諸多西部省區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國目前正在更加積極地倡導和參與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地區以及里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新項目，并通過這些地區直達歐洲。這種“向西看”的戰略將重塑中國的地緣戰略構想和歐亞大陸版圖。

當然，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關鍵。雖然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見，但中美、中日之間仍缺乏戰略互信。中日美三邊關系必須是穩定的和建設性的，因而有必要展開三邊戰略對話。此外，中國需投入大量資源，以在世界舞臺上樹立更加良好的形象。一個實現善治的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可親的中國。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會逐漸認識到，軟實力絕不是人為生造的，那種影響力更多源自于社會而非政府。

要想更好地制定和實施中國的大戰略，有兩項艱困任務擺在中國面前。第一，促進中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如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幾乎所有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對外事務，顯然他們不可能以同一種方式看待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可能發出同一種聲音。這種情況常常使國外人士和中國公眾陷入疑惑。

第二個挑戰是，在國內價值體系迅速變化之際，需要對中國政治精英和普通公眾的不同立場和觀點加以疏導。一般的期待是，將公眾對政府政策的支持調動起來，可以在鞏固政權國內聲望的同時增強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的能力。但如果政策未能在短時間內奏效，過度的民族主義就會引發公眾的挫敗感，給政府帶來更大壓力，從而不僅破壞中國自己的政治秩序，也損及其對外關系。即便在對外事務上允許有多種不同聲音，中央領導層也應更加明確有力地將自己的觀點傳播給公眾。中央的觀點與媒體和網絡上那些聳人聽聞的言論相比，一直都是謙虛謹慎的。

沒有任何一個大國的利益能夠與國際社會的利益完全吻合，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擁有世界上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更像是一個大陸而非一個國家。雖然為中國設計一套大戰略是如此之復雜，但這一努力應符合中國的國內關切，并在總體上對國際社會有利。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的維護。

其他國家對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力量會作出何種反應，將對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國在維持自己生存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的雄心壯志、憂慮和困難，那么中國民眾將自問：為何自己的國家要被基本上由西方所確立的各種規則所束縛？中國理應被期待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國際社會也應該承擔起責任，幫助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自立于不敗之地。

本文英文版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權于《東方早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