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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公已經在公眾媒體上吶喊許多年了，成為主流輿論。究竟什么叫分配不公，必須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公平分配。否則，吶喊分配不公就必然誤導公眾，直接破壞社會穩定。如果按錯誤的公平分配觀來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必將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延誤乃至斷送在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這個事關國家興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不察。

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要害是剝削

資本主義分配表面上是放任的自由競爭，對大家似乎都是公平的。你干活我付工資，兩廂情愿，似乎也很公平。馬克思揭露了這個虛偽的公平，指出資本家占有資本和生產資料，雇傭出賣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者生產，攫取雇傭勞動者勞動的剩余價值。從而資產階級占有生產利潤的絕大部分，而分配給無產階級的是極少部分生產利潤，即僅夠維持家庭貧困生活以保證企業再生產的工資。而且隨著生產的發展，資產階級越來越富，而無產階級越來越窮，即絕對貧困化，這就是資本主義分配的根本特征：兩極分化，反映了資本主義分配本質是剝削，是資產階級赤裸裸地無償占有無產階級勞動的剩余價值。所以鄧小平精辟地指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防止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并告誡全黨，如果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最后是兩極分化，那就是走到資本主義邪路上去了。

三十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從普遍貧困（1978年世界銀行按國際標準統計，當時中國64%人口絕對貧困，官方數字10億人口有2.5億不得溫飽）達到基本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小康邁進。雖然貧富差距拉開了，但絕不是“兩極分化”！2.5億人溫飽解決了。今日即使生活有困難的低保戶，生活也比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時代好多了！當前中國貧富差距是人民生活共同提高的基礎上有人先富了，富得快一些，多數人正在從小康走向富裕，有些人生活還相對貧困。

嚴峻的問題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的基礎上建立的，現階段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存在大量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殘余。有時兩者結合起來，形成種種封建資本主義。因此尚存在許多剝削方式有待消滅。

1、無論是引進的外企，或是土生土長的民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不健全不完備的情況下，其中有一些仍不同程度上存在著“血汗工廠”的剝削。

2、持續虧損的國有企業，甚至破產了的國企，無償地揮耗掉本質上是全國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國有資本和資產，也是無可爭辯的剝削。據國資委最新資料，每年國有企業仍有5000家破產。

3、壟斷性行業和企業，攫取了超額利潤，本質是對其他行業其他企業勞動者的剝削。國有企業壟斷也不例外，僅就它運用全民共有的資產，而利潤卻為自己企業享有（高薪高福利等，高管不說，連一個普通工人年薪也十多萬），也是一種對全民的剝削。

4、腐敗貪污是赤裸裸的剝削。貪官固然是剝削，官商勾結而獲取超額利潤的企業也是剝削。這點在房地產業、基礎設施工程建設方面特別突出。

5、利用特權或有特權獲取特殊商業信息而致富的個人及其相關企業是剝削。特權是封建主義的基本特征，這是封建主義剝削殘余的頑固表現。

6、利用資本主義市場慣用的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欺詐拐騙等不正當的惡性競爭手段，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規則的獲利，也是剝削。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研究團隊的研究報告，從2005年到2008年三年間國民收入中隱性收入膨脹了91%，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隱性收入高達9.26萬億元，為GDP的30%。而在隱性收入中，被王小魯定義與“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公共投資與腐敗；土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壟斷利益的分配等”有關的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這些灰色收入實際就是剝削收入。雖然具體數據還可以爭議，但剝削收入巨大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是當代中國分配不公的主體，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和公憤的根本原因。黨和政府應高度重視，采取有效措施，逐一消滅各種形式的剝削，這才是建設社會主義公平分配的首要之義！

鄧小平說三個“不是社會主義”

近年來，許多公眾媒體譴責分配不公，不是針對上述種種剝削，最多的理由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貧富差距拉大了，貧富懸殊，甚至已是“兩極分化”了。“不患窮，而患不均”，是當代中國一切矛盾日益尖銳的總根子，要實現和諧社會，必須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嚴重地誤導了公眾，也影響著政府的某些決策。要害在于這些車載斗量的文章和吶喊都有意或無意地回避了：為什么貧富差距拉大了就是分配不公？到底哪些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他們要求的公平分配又是怎樣的？

“不患窮，而患不均”，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小農經濟下農民的訴求。但是從來沒有實現過，地主不會實現這種公平，農民最大的愿望是自己也能當地主，也無法實現這種公平，農民受壓迫受剝削被迫暴動起義推翻了地主王朝，是自己當皇帝，換了一批地主，仍然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由于中國是一個幾千年傳統的小農經濟國家，中國革命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農民是主力軍，中下層干部和相當多高層領導是農民出身，這種“不患窮，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分配要求，在井岡山時代就十分強烈。為此，毛澤東曾專門著文“反對極端平均主義”。然而，革命勝利建國之后，這種平均主義竟在社會主義名義下基本實現了。“同工同酬”、“同勞同酬”、“單位終身制”、“大鍋飯、鐵飯碗”，于是“多干少干一個樣，干不干一個樣”，“貢獻大小一個樣”，甚至連馬克思主義的 “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也不講了，腦力勞動者是靠體力勞動者養活的，結果自然是“腦體倒掛”。到了“文化大革命”，公開倡導“窮過渡”到“共產主義”，“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說什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哪怕剩下一個窩窩頭，也大伙兒分著吃”。最后連有限差異的八級工資制，也被批判是“資產階級法權”，也要革命掉。這種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名義的平均主義分配正是馬克思批判的“農業社會主義”典型表現。農業社會主義，甚至比社會主義更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但它本質上是要恢復封建主義失去的天堂。在中國，這正是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和汪洋大海的小生產方式現實難以避免的劫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鍋飯”、“鐵飯碗”養出越來越多的懶漢，而勤勞的群體，特別是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術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壓抑，從而第一生產力得不到發展，生產低效率造成了整個社會經濟長期發展遲緩（“大躍進”時代浮夸風統計數字、“文革”中革命化的統計數字是完全自欺欺人的）。沒有發展就沒有一切。平均主義分配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平，實際上是對落后生產力群體優待，懶漢剝削社會，而對于勤奮的人，掌握先進生產力的群體，對社會貢獻大的人們正是極大的不公正。結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人人普遍貧困。在那些年代，中國人民的衣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食是連上海春節過年也只能憑票供應半只雞（小戶三人）一只雞（大戶四人以上）；住是一代人全民“蝸居”，祖孫三代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住房幾十年并不少見，到改革開放初上海人均住房面積僅2.7平方米；行雖然是號稱自行車王國，但因憑票供應擁有自行車仍是少數家庭的幸運，自行車、手表、縫紉機號稱“三大件”是當時中國人民追求的最高目標，大多數人民仍是可求而不可及。按世界銀行國際標準，中國人64%是絕對貧困，按官方數字2.5億人口不得溫飽！這個歷史是不能忘記的，“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平均主義分配還帶來了“沖擊性消費”：既然大家收入相差無幾，當一種創新產品初價昂貴時，大家買不起，從而創新產品生產形不成經濟批量而無法發展；經過艱難漫長努力終于批量生產而價格降價時，大家都買得起了，數以億計人民同時需求，總是供不應求，形成了持續的“短缺經濟”。 “短缺經濟”下的分配必然伴隨著特權和腐敗（雖然是窮腐敗），當時稱之“走后門”。等到國家大量投資建設滿足了大家的需要時，一下子社會需求又飽和了，形成了“產能過剩”，甚至“產能無用”了。加上脫離社會需求“五年早知道”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產能過剩也繼續按計劃生產不止，于是大量產品積壓“報廢”，最后形成周期性經濟“調整”，企業“關停并轉”，員工隱性失業（高達35%-40%），甚至裁員上山下鄉。實際上就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并引發全民“階級斗爭”。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年輕一代也失去了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不改革死路一條”！鄧小平開創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鄧小平首先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中國田里都是草，大家分吃一個窩窩頭，那是回到原始社會去了，還是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只有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多的財富，人民都過上富裕和諧的生活，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紅色江山萬年長”。因此鄧小平反復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就是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

鄧小平接著又說：“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只能導致共同貧窮，他斷然決策：“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讓人民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無窮的潛力。榜樣的力量是無限的，先富引導了全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到一定時候，先富幫助后富，最后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還說：“速度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小農經濟小生產方式的一個特點就是發展緩慢。速度慢就是沒有充分發揮甚至嚴重壓抑了社會主義優越性，不是社會主義。“落后就要挨打”，必須抓住歷史機遇實現現代化，即實現從傳統小生產方式向社會化大生產、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他老人家并且實事求是地為我們制定實現現代化的三步“戰略目標”。

不難看出，鄧小平這三個“不是社會主義”，正是針對“不患窮，而患不均”的小農意識和緩慢發展的小生產方式下這種分配愿景，給予歷史性的批判。從而擺脫了“農業社會主義”的羈絆，撥正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從平均主義分配而共同貧窮，到拉開收入差距而人們生活基本實現小康，這個偉大歷史實踐表明：“收入差距拉大”，“貧富不均”不是分配不公，而是糾正了真正分配不公的平均主義分配，為共同富裕開辟了康莊大道，這是偉大的歷史性進步，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偉大成就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是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誕生的。社會主義分配首先是消滅剝削，把資產階級通過剝削攫取的社會財富（占社會財富的絕大多數）回歸社會，并在勞動者中進行公平分配，無疑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社會主義必將“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社會主義一定是一個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這正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呢？消滅剝削之后在全體勞動者中如何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呢？

“按勞分配”，這是從蘇聯到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的分配理念。從消滅剝削之后的分配而言，不勞動不得食，可以稱之為按勞分配。然而按勞分配是一個相當不嚴謹的定性概念。馬克思把重復生產的體力勞動稱之“簡單勞動”，在同工種下它創造的價值可以通過付出的勞動量（通常可用勞動時間）計算，不同工種之間可以通過“社會必要勞動量”進行比對，而腦力勞動、創造性勞動的創新，就無法通過勞動量計算和比對了，馬克思稱之為“復雜勞動”，并指出“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數倍于體力的“簡單勞動”。“數倍”實質上是一個定性的概念，而無法定量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許多科學創造和社會管理已是“高度復雜勞動” 了。如何全面、科學、準確地實行定量的按勞分配？即使同工種的體力勞動，勞動量也不能用計時來計算，因為勞動者的智力不同、熟練程度不同、勤奮程度不同，甚至包括體力不同，其相同時間創造的價值不同，怎能“同工同酬”呢？更不要說現在許多體力勞動也相當復雜了。“按勞分配”長期被采用，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誰來評價勞動價值？誰來分配？是政府說了算。至于公平不公平，誰去和強勢政府論這個理？好在當初實行平均主義分配，滿足了大多數人小生產意識的要求，而先進的人們在當年革命激情和革命純潔性的鼓舞下也支持這一分配。但是正如前述這種極不公平的“農業社會主義”分配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重重，而且越來越尖銳，“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只能用一波高一波的階級斗爭來解決，最后導致一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其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早已為社會主義社會全體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指出了鮮明的正確方向。他們提出在社會主義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八個大字，而在共產主義大旗上飄揚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八個大字。只是到了“階級斗爭為綱”那歲月，才把它篡改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嚴重歪曲，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本義。共產主義是偉大理想，是遙遠的未來，暫且不說。社會主義公平分配應該按照“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八個大字去實現。

什么叫“各盡所能”？每個勞動者都各盡所能，這就意味著社會的人力資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開發。人是生產力中最能動的因素，從而各盡所能造就了最先進的最充分的生產力，創造最大可能的社會財富，為共產主義實現“自由人聯合勞動”“每個人自由充分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充分發展的條件”這一共產主義終極目標，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操作機制。如何才能實現“各盡所能”？必須實現如下幾項：

1、生產力不停頓地持續發展，并與人類本身生產和成長相適應，以保證社會充分教育和就業，方有充分展現各自才能的舞臺；鄧小平說得好，“發展是硬道理”。

2、人們有充分的就業自由和社會流動機制，從而通過不同勞動機會的實踐檢驗，找到最大發揮自己才能潛力的崗位。社會流動機制必須是公平的自由競爭，消滅任何形式的（權力、金錢或信息的）特權。這就是機會公平，這是真正的公平。

3、健全的相應的法制，杜絕一切形式滋長懶漢的空間，同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燃燒著每個公民都充滿著獻身事業的內在激情。基本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是社會主義公正性體現，是絕對必要的，但是西方無止境高福利的福利社會本質上是高水平的平均主義，不僅已成為越來越難承受的經濟負擔，而且已是滋長懶漢的溫床，成為西方社會發展的一個難以割去的毒瘤，是絕不可取的。

什么叫“各取所值”？就是按每個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即對社會的貢獻，給予相應的報酬，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從而調動起各個階層、各個層次、各個崗位的所有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財富。這就叫公平出效率！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之原因所在。如何“各取所值”？這是無法主觀預設和數學計算的，更不是靠一紙行政命令所能決定的。勞動力或人力資源是市場，只能在健全的市場中等價交換去實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自由競爭、法制公正、宏觀調控、優勝劣汰、化劣為優。只有這樣的市場經濟機制才能有效地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不僅在理論上可以充分說明，而且已成為工業社會以來人類社會實踐所顯現的真理。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一公平分配的最終結果是怎樣的呢？“各盡所能”，而人的才能有高低，貢獻有大小，這不僅是人作為自然之子，必然遵循的自然規律，同時也被人類社會幾千年文明實踐所證實。按照統計學規律，人們的才能高低和貢獻大小是按正態曲線分布的，或者通俗說天才、英才等是少數；弱智、懶漢等也是少數，大多數人是中間狀態的，兩頭小中間大，呈橄欖形。不言而喻，“各取所值”，勞動者分配的結果也是按正態曲線分布，呈橄欖形。高收入富有勞動者是少數，低少收入的貧困勞動者也是少數，大多數是中等收入階層。這就是說分配的最終結果絕不是小生產意識平均主義所要求的那樣，大家收入均等（至少基本均等），恰恰相反，必然是收入有差距的，而且有相當大差距，甚至差距懸殊。應該指出這種分配差距和懸殊不是也不可以是凝固的，而應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法制公正、優勝劣汰中動態流變。這又是機會公平。這就是社會主義公平分配，人類迄今最公平的分配，也是社會主義最終目標共同富裕的真實內涵。

橄欖形分配的意義還在于：

1、前有富有階層的激勵，后有貧困階層的鞭策，占人口80%左右的中等收入階層必然全力奮斗地自我實現，從而整個社會充滿了創造財富的動力和活力，即使是貧困階層，不僅因為分享必要的社會財富過上體面的生活，更重要的也帶動他們“化劣為優”，在市場競爭中盡其所能。

2、消費與生產有機地相互促進。一個創新產品研制誕生，產量少，成本高，價格昂貴，正好滿足了富有階層消費（也是“各取所值”的一種體現），從而引導產品向批量大量生產發展，成本大大降低，滿足了中低收入階層的需求。最后，新產品變成老產品了，生產技術設備也陳舊了，成為夕陽產品和夕陽工業，“價廉物美”正好滿足貧困階層需求和維修配件的需求。此時，產品研制和生產線的成本均早已收回，巨大的利潤又可進行擴大再生產和新的研制。這正是一個產品的生命周期。菱形分配的菱形消費正好與產品生產的生命周期相互吻合，充分發揮了技術和資源的全部作用，互相促進，保證經濟更上一層樓。

3、避免了經濟“滯脹”的危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先進生產力人群貢獻5，而只分配到3，反之，生產力落后群體（弱勢群體）貢獻1，也分配到3。于是前者被剝奪2，感到不公平，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壓抑，后者不勞而獲2，得之太易，也失去進取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經濟發展必然越來越停滯。而弱勢群體貢1獲3，超價值消費，又必然引起通脹，這就是“滯脹”。這一最難解決的經濟困境，只有“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公平分配才能避免。

4、造就龐大的中產階層，意味著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安居樂業了，社會必然持久地和平穩定。

由于以上四條，足以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持續地高速發展，這就是也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總結以上，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政策應該是：

1、逐步且盡可能快速地消滅一切剝削。

2、一切攻擊貧富差距、要求平均主義的思潮，都是“農業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這種思潮及其影響下的政策嚴重干擾乃至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必須通過加強教育、有效政策和改革實踐消除之。

3、一切分配政策圍繞造就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財富水平。一切分配政策正確與否要看它是否反映中等收入階層的利益，并以中等收入階層的得利和壯大作為實踐檢驗。

4、關懷弱勢群眾。逐步實現基本社會保障與福利，使得他們得以享有必要的人道主義生活水平，并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相適應不斷提高。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不斷給他們免費教育和技能培訓，以提高他們的市場競爭力，“化劣為優”，從而在公平競爭中融入中等收入階層。

劉吉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