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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水利的主體只能是政府和農民共同體
關鍵字: 水利李昌平政府和農民共同體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2011年可以稱為水利年。一是因為為水利建設專門發了“一號文件”;二是因為八個常委同時出席年中的水利建設會議;三是因為中央作出了自2011年之后的10年投入4萬億建設水利的決議。
水利的重要性筆者不必要談了。太重要了,國人都認識了。
既然太重要了,10年花4萬億自然不為過了。
4萬億不及過去兩三年投入?
10年投入4萬億搞水利建設,相對過去60年,確確實實是錢很多了,甚至超過了前60年中央財政對水利建設的總投入。但是,相對于建國以來農民對水利的投入,實在是太少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全國每年至少有2億-3億農村勞動力在秋冬季節投入到水利建設之中,如果每個勞動力每年投入水利建設30天,每天按照現價100元計算,每年水利投勞計價應該在6000億-9000億元。4萬億元只相當于90年代以前6年左右的農民投勞;過去的水利是民建民管,現在的水利建設是國家建設、政府管理或社會管理,管理成本畸高,也會在4萬億中列支;過去搞水利,占地是無償的,現在土地承包“長久不變”了,水利占地成本也會在4萬億中列支。如果再剔除4萬億資金在下撥和使用過程中的腐敗損失,估計4萬億投資水利所做的工程量可能不及于過去2-3年農民投勞所做的工程量了。
此外,我國現在的水利建設和過去相比,不僅僅是大江大河治理和農田水利建設,還多出了水污染治理,人畜引水安全保障建設,生態恢復等。
這樣看來,4萬億不是多了,實在是杯水車薪了!
4萬億搞水利,福兮?禍兮?
中央財政投資越多,農民負擔越重,人民福利越差。這是改革年代常常出現的怪現象。
水利建設10年投入4萬億,會不會也出現中央政府投資越多,水利建設、管理和水利服務部門自利性能力越強、農業抗旱排澇越貴、農民受水利之利越難的局面呢?這是完全可能的。90年代以來,我國水利改革的方向就是社會化、市場化的,水利部門自肥能力越來越強了,官商勾結、官匪勾結壟斷水利之利的現象日趨普遍,原有的農田水利公共品體制和管理體系瓦解了,不少地方的農民由受水利之利轉變成了受水利之害了。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檢驗,90年代以來的水利改革的社會化、市場化方向是完全錯誤的。水利改革市場化、社會化、產業化的結果可能比教育社會化、市場化、產業化改革的后果更可怕,教育的社會化、市場化、產業化改革,大不了不讀書,只是自己受罪,而水利的社會化、市場化、產業化改革,可能導致農業走向兩個極端:一是走向更加的自給自足,另一是走向公司替代農民主體地位的“資本主導的公司化農業”。這兩個走向都會危及糧食安全。
水利是公共品,且是比教育更特殊的公共品,是不能市場化、社會化和產業化的。特別是在全球水危機日益嚴峻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水利事業決不可以走向市場化、社會化和產業化的路子。2011年的“一號文件”雖然強調了水利的公益性、戰略性、基礎性,并沒有堅決糾正90年代以來水利體制改革的錯誤方向,還進一步強調了水利建設和管理的社會化和市場化。這是令人擔心的,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水利的主體只能是政府和農民共同體
水利是特殊的公共品。
大江大河、大水庫、大排灌系統的建設和管理的主體只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小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主體只能是農民共同體。試想,把都江堰水利系統給賣給社會資本,讓都江堰地區的水利服務市場化會是什么后果?同樣的道理,小水利系統也不能私有化和市場化,否則,農民是會受水利之害的。過去我們的政府差錢也沒有搞水利私有化、社會化、市場化,現在政府不差錢了,為什么總想要把水利推向私有化、社會化和市場化呢?
我國現在大江大河大水庫的治理主要是靠中央政府投資,這是對的。農民共同體的小水利體系卻在瓦解和“改制”之中,這是錯誤的。中央必須果斷地對小水利的去農民共同體化改革叫停,必須恢復小水利的農民共同體的主體性。要用(農民共同體)民建民管、政府補助和協管的體制搞小水利。沒有農民共同體為主體的小水利建設和管理體制,政府對水利投入再多的錢,都很難讓城鄉居民享受水利之利,或反受其害。
有人會問,為什么?道理非常簡單,水利服務靠政府供給低效、且成本高;靠市場供給容易形成壟斷、且用戶之間“搭便車”的矛盾沒法調和;只有靠農民(用戶)共同體供給、政府補助才是相對有效的體制。這個道理可以通過越南和日本的實踐加以印證。
越南在16年前在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之后,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迅速瓦解,原有的集體水利系統也隨之瓦解,小水利服務走上了社會化、市場化道路,其結果是水利服務成為小農家庭農業發展之痛。越南農民人均收入只有中國農民的一半,與其農民共同體(集體)水利體系瓦解高度相關。2006年前后,越南農村水利服務不得不由政府統一供給,幾年下來,政府不堪重負,農民怨聲載道。
日本和我國臺灣的農村水利,一直是沿用農民共同體(水利會)建設和管理、政府補助協管的體制,比越南成功。我國的水利改革不必重復越南的錯誤了,原有的大水利國家建管,小水利農民共同體建管、政府補助協管的體制比較接近日本和我國臺灣,是非常成功的體制,需要恢復和完善。
鞏固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搞好水利的關鍵
2011年“一號文件”強調:突出加強農田水利等薄弱環節建設。現而今,到處都是“百年一遇”的旱災和澇災、甚至旱澇急轉的災害。根本原因不是老天爺真的有多暴戾,而是很多地方原有的農民共同體(集體)的農田水利系統損毀和瓦解了,幾乎無法運行了。“一號文件”強調“加強農田水利薄弱環節建設”是非常正確的。
曾幾何時,我國村社集體建設的農田水利是全世界最好的,現在成了“薄弱環節”。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原有的農田水利系統毀損和瓦解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否定或虛置了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
我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十多年了,家里有12畝地,每畝以300元/年轉包給村里的無地農民,另外每畝還享受國家農業補貼80元/年。他一家人不是農民有土地,還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村里有很多人是農民卻無土地,種地得不到國家補貼,還要向非村民、非農民(非集體成員)交地租。
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既無權調整土地搞水利建設,也無權收取地租維持水利設施運行。這是農村普遍的現實。農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沒有了土地所有者的收租權,農民共同體(集體)原有的水利體系失去 經濟基礎自然瓦解;村民共同體(集體)沒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調整權,農田水利的建設和改造就很難突破“土地不能移動”“長久不變”的瓶頸制約了。現在很多村莊內部的水利系統損毀了,即使國家出錢恢復,因土地調整、補償等難題無法克服而無所作為。
我江西的一個朋友感慨:為了全村村民能夠通電話,他通過私人關系請移動公司在村里免費架設一個鐵塔,3年也沒有架設起來,就因為占地補償搞不定。至于開新河、建新渠——農田水利升級就想都不敢想了。
要“突出加強農田水利等薄弱環節建設”,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關鍵,而“一號文件”卻避而不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這顯然是個失誤和遺憾。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90年代以來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在我前面提到的大學老師這類人的主導下,不是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而是逐步虛置和瓦解土地集體所有制——建立事實上的農村土地家庭所有制——土地物權化、私有化,而這一改革方向恰恰是與“一號文件”強調的“突出加強農田水利等薄弱環節建設”是背道而馳的。我國90年代以來的土地制度改革,對我國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有害的,對從事農業的農民和我國農業發展是有害的,對農產品供給安全是有害的。
我國需要很多已經市民化了的精英,在暫時保留集體成員份額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把農地承包權還給真正的農民(種地的農民)——耕者有其田,而不是主導農地承包權朝“長久不變”的方向改革——非農民長期占有農民的承包權地租和農業補貼、且不承擔農田水利義務。
土地制度如果不“改邪歸正”,農田水利和農業發展的倒退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筆者6年前曾經預言:如果農地制度改革朝著“變相私有化”方向發展,2018年必然會爆發一場疾風暴雨式的“土地革命”,2018年的“土地革命”必定是因為水利危機導致了糧食危機、社會危機、經濟危機而起。
(作者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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