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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一個我們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個落后與商機交織的“神秘之洲”。

近日，界面新聞記者實地走訪了坦桑尼亞、津巴布韋、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試圖發現一個真實鮮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國人在非洲大陸的援建生活和商業足跡。“到非洲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次需要精心準備的奇幻冒險。

8月24日，界面報道了一群在非洲創業的80后青年的經歷，在他們眼里，非洲是冒險之地，也是創業樂土。

原文如下：

一把槍頂住劉勇的太陽穴。他瞬間舉起了雙手。

“Money！Money！”車門外，劫匪叫囂著簡短的英語，鴨舌帽下一排白牙。

這是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一處繁華街區，晚上八點，街頭空曠。坐在副駕駛上的劉勇定了定神。“放松點，要什么，我全給你。”他語氣平緩，并試圖安撫劫匪。

坐在車后的哥哥劉忠，大腦早已一片空白。他機械地看著劫匪從劉勇身上摸走手機、護照和現金。還沒等反應過來，槍口頂住了他的腰部。

“哥，不要反抗。”聲音從前面傳來，劉忠的身體僵在座位上，手機、護照也被洗劫一空。之后，劫匪騎上摩托車，絕塵而去。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內羅畢“中國蘭州牛肉面館”里，劉勇講起曾經的驚險一刻，仿佛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30歲的劉勇，臉色微紅，一句話還未說完，嘴角先蕩開一圈微笑，帶著西北人的質樸與生意人的和氣。

一年前，他和一群80后朋友來到內羅畢，開辦了第一家中國蘭州牛肉面館，迅速爆紅當地華人華僑圈；開業兩個月，他和面館就登上了新華社和當地媒體的版面，被稱為“一碗面轟動一座城”；一年后，第二家拉面館即將開業，第三家、第四家也已經在籌備之中。

在劉勇眼里，肯尼亞和很多非洲國家一樣，既是冒險之地，也是創業樂土。

肯尼亞時任總統烏胡魯?肯雅塔的千金Ngina來面館就餐，并與工作人員合影。（圖中：Ngina 右一：劉勇）

槍

“非洲是個丟命的地方。”去肯尼亞之前，國內的朋友勸劉忠一定要慎重，“那里熱、臟、亂，特別不靠譜！”

和那些朋友們一樣，劉忠從來沒有去過非洲，對它的了解僅限于弟弟回家探親時的閑談，以及一些新聞報道。

去年10月初，為了幫弟弟打理生意，劉忠帶著試一試的心情來到了肯尼亞。當時正值肯尼亞第二次總統大選前夕，內羅畢彌漫在慌恐之中。

“逢選必亂”是肯尼亞政局的定律。去年8月，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幾天，副總統住所遭遇襲擊、獨立選舉與界限委員會一名高級官員被勒斃于郊縣樹林……大選結果出爐后，烏胡魯·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獲得連任，但是參與選舉的反對派拒絕承認結果。最高法院最終決定，10月26日進行第二次選舉。

這一期間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弱的時候。前車之鑒是，2007年總統大選期間，肯尼亞爆發流血沖突，致使上千人死亡，60萬人轉移。

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暴亂，大量城市居民撤離內羅畢。在中國駐肯尼亞使館的安全提醒下，中國公民也大都外出或回國避禍。

劉勇選擇留下。那時面館剛開業兩月，局勢一旦穩定，他希望馬上營業。“畢竟是小本生意”，一想到每天高昂的房屋租金，劉勇焦慮得整夜睡不著。

肯尼亞員工和后廚師傅準備晚餐。攝影：安晶

被持槍搶劫就發生在這段時間。說起被搶時的感受，劉忠停頓了一下，憨笑道：“沒啥感受，連害怕都忘了。”回到住所，他才緩過神來，后怕得厲害，“當時萬一劫匪開槍了呢？”

劉勇則淡定很多，“盡管被搶光了，但還是覺得內羅畢安全，安全很多。”他在非洲呆了七年，經歷過比這更危險的事情。

在安哥拉工作期間，他乘坐的汽車曾被游行隊伍哄抬打砸；還曾在七名持槍保安的保護下，從催淚彈、煙霧彈、槍聲中脫身而出；他的同事曾慘遭搶劫槍殺……回國探親，聽到鞭炮聲，他的第一反應是“哪里又開槍了？”

去年6月，全球著名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對非洲1000多家中資企業的調研發現，人身安全是在非中企最擔憂的第二大問題。

“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就沒什么怕的了。”劉勇覺得肯尼亞民眾友好溫和很多，“他們只要錢，不傷人。”

小黑屋

真正讓劉勇擔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要在這里長期工作生活，簽證問題可能是以后最大的困難。”他露出少有的憂慮。

6月18日，肯尼亞移民局突襲內羅畢老鷹小區，“抓”走了78名中國人，理由是檢查護照和工作簽證。當地中國公民的圈子里，人心惶惶。

劉勇的拉面館坐落在內羅畢鬧市區yaya購物中心附近，是中國人生活和工作的聚集區之一。平日里爆滿的拉面館，頓時異常冷清。

“這兩天，中國人都不敢出來了。”店里零星幾個客人，讓劉勇看到了潛藏的危機，“如果工作簽證審查越來越頻繁，有一部分中國人會選擇離開。”對中餐廳而言，這意味著主力客源的大量流失。

觀賞后廚師傅拉面工藝的印尼母女。攝影：侯瑞寧

劉勇自己也被移民局“抓”進去過一次。

去年圣誕節前夕，早餐高峰期剛過，兩位移民局工作人員闖進了面館，“檢查簽證”。一番交涉之后，劉勇和兩名中國員工被帶走。

他們被帶到肯尼亞移民局白色大樓，穿過長長的辦公樓通道，來到盡頭處一間小屋，大約10平方米，幾條板凳。一道鐵門把他們與外界分開，光線從高處的小窗戶射進來。這就是傳說中的“小黑屋”。

屋里坐著四五個中國人，兩人戴著手銬。其中一個是位20出頭的小伙子，瘦瘦弱弱。因為在執法時反抗，被強行戴了手銬。“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的簽證是假的。”劉勇無奈地笑笑。

經過七個小時的審查，移民局證實，劉勇面館的兩位中國員工，一位是工作簽過期，續簽還在申請中；另一個以“旅游簽證”剛來內羅畢，工作簽還沒有發放下來。而劉勇在被“抓”兩個小時后，工作簽證由朋友送了過來。

最終，三人被全部釋放。代價是兩名中國員工需要繳納20多萬肯尼亞先令，相當于人民幣14000元左右。

劉勇很清楚，因為各種原因，不是所有駐肯尼亞的中國公民都擁有合法的工作簽證。“這和我們未能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有關，也和當地政府的腐敗有關。”

在肯尼亞，沒有工作簽證，基本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因為資金問題，自己沒有主動申請；二是申請人主動積極申請，但是難度大、期限長，有時會不了了之；三是申請了假的工作簽證，但申請人并不知道是“假簽證”。

后兩種情況，在當地一些中國人看來，都指向了“小費”問題。“有些政府官員希望中國人多給小費，給的越多，申請的越快。”劉勇說。

麥肯錫曾在題為《龍獅共舞》的報告中指出。貪污腐敗是中資企業在非洲投資的最大障礙，“在五個國家有60%-87%的商人表示他們給過小費或賄賂”、“索賄的對象并不只是中國人，但讓中國人付錢要容易得多”。

劉勇認為，這和中國人的處事方式有一定關系，“中國人怕麻煩，加上英語不好，很難和對方去理論，喜歡用錢解決問題。”

肯尼亞的工作簽證政策正在收緊。7月中旬，肯尼亞政府明確規定，將不再給餐飲行業發放新的老板簽證，從業人員的工作簽證只給予兩次，總共四年，四年之后將不再續簽；已經進入的餐飲公司，四年后必須全部采用本地員工。

法庭

目前，劉勇的面館有九名肯尼亞員工，占到員工總數的60%。麗貝卡是外方員工中工齡最長的一位，圓臉大眼，一寸長的頭發在頭頂豎成一簇，配著黝黑的膚色，顯出別樣的風情。她一會倒水、一會端飯，忙完后，便坐在角落里安安靜靜地干起其他活兒來。

面館員工麗貝卡。攝影：侯瑞寧

“她很機靈，眼里有活兒。”劉勇喜歡這樣的員工，“一個簡單的事情，會想好幾種方法去解決。”

本地化用工一直是當地政府的政策。因為“能夠大幅降低用工成本”，外國投資者也樂見其成。數據顯示，在非洲，中資企業招聘了大量本地員工——非洲員工平均占比達到89%，在肯尼亞約5%的就業崗位來自中資企業。

不過，因為法律法規的差異，勞資糾紛是外國投資者在非洲最普遍的問題之一。劉勇就曾被員工送上法庭。

有一次，他發現一位老員工偷東西，因為已經不是初犯，所以當場決定解雇他。對方要求賠償4個月工資，劉勇只同意支付一個月的工資。最終，他成了“被告”。

當地勞動法規定，雇主不滿雇員的工作和行為，或者雇員行為不端，雇主不能立即辭退雇員，應該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兩次書面警告。如果雇員第三次犯錯，才可解雇。雇員在第二次警告后，292個工作日內沒有犯錯，則以往過失記錄被取消。如終止勞動合同，雙方應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對方，否則，需支付不少于一個月的工資。

“當地法律和工會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非常嚴格，將雇主送上法庭是常有的事情。”劉勇覺得這和國內有很大不同，“我不怕打官司，只是無休止的上庭，太耽誤時間。”

麥肯錫在上述報告中表示，非洲官員認為，中國企業普遍對當地法規重視程度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語言障礙。涉案的主要是小企業，它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非洲很多國家的法規與中國有所不同。

隨著對肯尼亞認識的不斷加深，劉勇意識到，要在當地長期發展，必須熟悉當地法律。被告上法庭的第二天，他為公司請了一名當地律師，負責面館所有的合同簽訂和勞資糾紛。經過律師不斷的協調，他和員工的勞資糾紛最終被妥善解決。

半年后，這名員工給劉勇發來一條短信：老板，我已經半年沒有工作了，面館還需要人嗎？

劉勇沒有回復。

創業最艱難的時候，劉勇問自己“做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義？”看到國內的大學同學在朋友圈曬幸福，他會心生羨慕；在內羅畢大街上看到年邁的老人，他會想起家鄉的父母。

盡管如此，劉勇并沒有打算回國。

這些年國內經濟發展迅猛，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吃飯叫外賣，打車叫滴滴，就連騎自行車，也掃二維碼了……”這些讓劉勇感到新鮮又陌生，“在非洲呆久了，回去反而不適應。”

留下來更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是劉勇事業的起點，也承載著他更大的希望。現在，當地民眾和其他外國顧客對拉面館的接受度越來越高，印尼人、菲律賓人、歐美人紛紛光顧，更加堅定了他把面館做成國際連鎖店的信心。“夢想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前兩天，忙完第二家分店的裝修工作后，劉勇和父母通了次電話。大半年沒聽到彼此的聲音，視頻剛打開，母親就開始抹淚：

“你在非洲過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邊冷不冷？”劉勇的母親在甘肅生活了一輩子，覺得走哪兒都應該會冷。

“不冷。”

“你什么時候能回來？”話音剛落，母親擦干的淚又滾下來。

“等忙完這一陣，再過兩三個月就回去。”他總這么說，母親也不反駁，只是聽著。（記者/侯瑞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