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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郭涵】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0月19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美關系的危機》一文，闡述了他對兩國關系遭遇危機的看法。其中提到，當前的貿易戰被認為是美國用綜合性手段阻截中國崛起。特朗普政府雖然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卻并不清楚自身想達到的目標。中美關系未來還是應圍繞受控的競爭、有限的合作展開。

理查德·哈斯博士（Dr. Richard N. Haass） 來源：NNBD

哈斯記述了他上周與一位中國政府高官的會面，對方當面向他表達了對美國副總統彭斯十月四日演講的不滿，形容那是“無視雙方四十年來的共同努力與中國取得的成就”，“可與丘吉爾1946年的‘鐵幕演說’相提并論”。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美國當下發動貿易戰是意在通過一些列綜合性手段阻截中國崛起，比如制裁中俄軍售，與臺灣關系密切，南海巡航。特朗普政府是出于戰略而非經濟目的發動貿易戰。

哈斯承認，彭斯副總統的那篇演講是幾十年來未見、來自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全方面與強烈的批評。有些指控有待商榷，有些則毫無根據。不過，這篇講稿是基于2017年12月那份將中俄列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來，其對中國的批評其實在近年來華盛頓外交政策建制派、美國國內兩黨的討論中并不鮮見。

美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部分，第一是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就在關稅壁壘、“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問題、政府補貼與“操縱匯率”等問題上違背了世貿組織的精神與規定。第二是中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并沒有帶來美國人期待的國內政治改變。第三，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越來越強硬。中國在南海所謂的“單方面軍事化”，在東海單方面設立“防空識別區”并與日本圍繞爭議島嶼展開對峙。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在美國眼里更像是一個意在增加全球影響力與介入能力的地緣經濟計謀。

哈斯回顧了二戰后中美關系經歷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美國不承認中共，不但在內戰中向國民黨出錢出槍，支持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當局，還在朝鮮戰爭中與新中國直接交手。兩國圍繞臺灣的矛盾積重難返，以至于在1954美國曾認真考慮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后在盟友介入下作罷。

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歷史性會面 來源：美聯社

第二個階段始于1960年代末，美國發現中蘇關系逐漸惡化。抱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態度，尼克松與基辛格利用了中蘇之間的嫌隙，促成中美建交，還在阿富汗共同對抗蘇聯。這一階段隨著冷戰的結束而作古。

中美關系第三階段的動力源于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以及中美兩國間日漸頻繁的經濟交往。雙方都希望打開對方的國內市場，中國經濟也隨之開始騰飛。

哈斯承認，許多美國人希望與中國的交往能夠使其政治和經濟上變得更開放，并放棄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但美國的政策“不能僅僅建立在良好的愿景之上”。美國為了對沖中國成為戰略對手的可能，也加強了與地區盟友的關系，并通過維持在亞太的?？哲姶嬖趤碚宫F美國的決心。

華盛頓現在的共識似乎是，中美關系的第三階段如今已接近尾聲。原本融洽的經貿關系成為了兩國之間摩擦的主要來源。即便是在朝鮮問題與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也不能扭轉這一趨勢。哈斯稱如今很難想象，已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經濟體的中國，會僅滿足于在美國設計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時任副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2005年語）。何況這套自由民主秩序本身也在“快速衰落”，并無力應對如氣候變化與網絡安全等新議題。不同于他的歷屆前任，特朗普政權認為二戰后的世界秩序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現在的問題是，中美關系的第四階段將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尚無定論。不少人猜測它將意味著新冷戰，但冷戰是一個可能的（也不受歡迎的）結果，并不是一份戰略。

哈斯給出的建議是，未來應聚焦于管控兩國間的重要分歧。至少在臺灣問題上，這一方式已經行之有效四十余載，也適合南海問題。各方最好在“最終地位”問題上模糊化處理，避免采取會觸發危機的單方面行動。

在其他的領域，美國只能不得不接受現在的中國。一位中方官員向他表示：“隨著中國步入中產階級國家行列，我們的社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舵手，我們需要加強黨的領導。”他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依然會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保持相當大的（也許部分減少的）國家角色。相比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美國的外交政策更應專注其影響力更大的方面，也就是中國的外交政策。

哈斯提出，試圖嚇唬中國完全不現實，因為這將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沖動，使兩國關系走上迎頭相撞的軌道。他認為美國避免直接沖突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其所能得到的國際支持。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但他的作為削弱了美國與盟友的關系，還拒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后者本可以向中國施壓以推動進一步經濟改革。這種戰略上的前后矛盾完全不符合美國利益。

最后，哈斯認為不應放棄有選擇的合作，比如在朝鮮問題、下一次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改革WTO、為網絡空間立規等議題，中美合作必不可少。美國也不應出于戰略競爭的考慮而挾持有潛在合作空間的議題。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官員馬修·波廷格稱，中美之間的競爭無需成為“四字箴言”。合理的目標應該是受管控的競爭與有限的合作?？傻侥壳盀橹?，特朗普政府只是走了一條對抗性的路線，卻沒澄清他想實現的目標。這就無視了克勞塞維茨的審慎建議，即一場戰役只應被視作“達成一場戰爭目標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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