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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近期美國出臺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一系列文件，將中國直接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樣一種認知轉變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

王緝思：坦率地說，目前是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對中國看法最負面、敵意最大的一個階段。從美國方面來看，一部分人從現實主義的視角看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以及中國在戰略方面對美國的挑戰。他們認為，一個實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侵占美國已有的地盤。這些人對中國的警惕在增加，他們不大關注中國國內發生了什么變化。另外一部分人是所謂的自由派，這些人看到的是中國國內的一些變化，但失去了對中國的信心。過去，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在他們看來是——積極的變化，包括市場經濟更加發達、國有企業讓位于私企民企、政治上越來越自由化、吸收美國的思想文化等等。但這些都沒有實現，使他們有一種幻滅感?，F在，這兩部分人合流了。我所認識的大多數美國人士，都感覺到這一新的對華負面共識已經出現或者達成。他們對美國對華態度的這種狀況也不一定滿意，但很少有人出來公開表示質疑。

另一方面，我們在重視美國語言表述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看美國實際做了什么。最近，美國和法國、英國一起轟炸敘利亞，如果按照《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界定，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那么美國就應該從敘利亞、阿富汗這些地方撤回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美國為什么沒有這么做？這就說明美國沒有一個明確的全球戰略和根據這個戰略制訂的對華政策，即使有也未必能實行。在具體事情上，美國并不一定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做。中美關系中除了貿易問題以外，沒有特別緊迫的問題需要馬上就解決。對美國而言，伊核問題、中東亂局、阿富汗問題、俄羅斯問題、朝核問題等都沒有解決，怎么能夠把主要的精力從這些緊迫的問題上轉移，去解決那些并不十分緊迫的中美關系問題呢？中美貿易問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內就能解決的，特朗普想畢其功于一役，我們不能被他套住、嚇住。

王緝思率團拜訪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

文章經國業：為中國策

澎湃新聞：2012年，您和李侃如合作撰寫了《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直書中美決策層如何認知對方，當時出于什么樣的考慮撰寫了這樣一份報告？

王緝思：2010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和李侃如同時發現，中美關系在往一個不穩定的方向發展。當時出現了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兩國間的經貿摩擦也越來越多，很多問題同時出現。我們覺得這些問題的背后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略互疑，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國的認知，以及美國對中國的認知，都不一定準確。

李侃如提出來說合寫一份報告，我也很贊同，于是我們開始合作撰寫。在撰寫的過程中，李侃如去美國的政府部門采訪了一些決策者或者參與決策的人，去聽他們的想法。而我則是憑著自己的感受以及對中美關系的理解來寫。我寫的部分，容納了中國如何看待美國的各種觀點，其中有的觀點表露出對美國非常反感，覺得我們對美國的政策太軟弱了，有的觀點則認為我們對美國太強硬了，美國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壞，應該進一步緩和或者改善中美關系。這基本上反映了中國認知美國的一些主要觀點。李侃如寫的部分，基本上也反映了美國政治主流對中國的看法。

我得到的批評也是來自兩個方面。有人說，中美戰略互疑沒有那么嚴重，中國和美國的溝通很多，沒有互相之間的不理解。也有人說，報告對美國的批評還不夠，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戰略互疑的問題，而是美國本質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收到這兩方面的意見是正常的，如果只收到一方面的意見，那就說明我的報告可能并不十分客觀。李侃如得到的美方反饋也與此類似。而美方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原來中國人對美國還有這么多負面的看法，美方在和很多中國人接觸的時候只聽到了好的一面。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

王緝思：中美關系的問題是不是出在戰略互疑上？我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懷疑。我們把對彼此的認知很直白地說出來，也許并不是一件壞事，但是難道戰略互疑就會因此而減少？我們在報告的最后提到，如果做不到削減戰略互疑，那就只能想辦法緩解危機，不讓中美產生全面的對抗。也就是說，這種戰略互疑是無法避免的，甚至可以說是很難減少、無法減少的。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美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不但繼續存在，甚至越來越大，中美戰略互疑很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減少。

我們一般人都會認為接觸越多，相互之間的懷疑會隨之減少。但事實上，在政治問題上，很多時候接觸多未必就會減少懷疑，反而可能因為接觸增多，懷疑也隨之增加。比如，美劇《紙牌屋》里的副總統和總統之間就有互疑，總統覺得副總統要篡權，副總統雖然嘴上不承認，但實際上就是想篡權。如果總統和副總統之間都有互疑，國家之間怎么能夠避免？因為利益、價值觀、意識形態不一致等等，很難消除對方的懷疑。所以，問題不在于減少戰略互疑，而在于減少對抗的可能性。這是我寫這篇報告以來，思想上發生的一個變化。

王緝思率團拜訪卡內基和平研究所。

澎湃新聞：您撰寫的《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一文也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而當時的一個背景是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如何看待美國的亞太戰略對中國的影響？

王緝思：我在那篇文章里寫道，“西進”不能稱為一個戰略，只能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觀察視角，是對中國地緣政治定位的重新思索?！皷|方國家”是歐洲人給我們的界定，我們原本是一個“中間國家”，“西邊”是歐洲，“近東”是日本，“中東”是夏威夷，“遠東”是美國。我的意思是，我們既要往東看，也要往西看。古代的絲綢之路也表明，往西走曾經是我們的主要通道。

我認為“亞太再平衡”是“虛多實少”，美國雖然提出了這個戰略，但是實際上投放到亞太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都是有限的。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對奧巴馬政府時期總統本人以及其他美國高官的外訪活動進行過量化分析，結果表明，奧巴馬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關注點和外交重點仍停留在中東和歐洲，亞太排在其后。所以，實際上美國的戰略重點并沒有完全轉移到亞太。

美國原來的戰略重點是什么？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大問題。冷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結果發生了朝鮮戰爭。后來，我們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但是越南戰爭又打起來了。也就是說，我們認為的美國戰略重點，與美國實際上可能會做的事，不一定有直接的關系。美國實際做的事，很多時候并不是美國主動想要做，而是世界上發生了一些事，迫使美國必須去做。比如，美國最初并沒有想用主要力量去反恐，但是“9·11”改變了美國的政策方向。從國際關系與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很多事情的發生并不是由一個國家的意志所能決定的。

澎湃新聞：您將自己的作品集取名為《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應該如何“理性”地看待中美關系？

王緝思：我說的“理性”是指用比較理性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不能太感性和情緒化。作為學者，首先要知道事實是什么，知道美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然后知道為什么是這個樣子。至于怎么辦，那就不是我的任務了。

《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封面

作為一個普通的學者，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美關系能夠保持穩定，我覺得這也是中美兩國老百姓的愿望。我不希望中美之間打仗，打仗會帶來很大的犧牲。中美之間出現問題，可以坐下來討論，有摩擦就想辦法化解。摩擦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中美之間不應該發生戰爭。理性可以讓我們避免人類遭受大規模的戰爭災難。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趨勢？

王緝思：當前很多美國人都對中美關系的未來表示悲觀，但是我不悲觀。首先，美國如何將其對中國的反感、敵意轉化成實際的政策？美國人目前并沒有清晰的思考。美國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實際行動，比如說關閉幾個孔子學院、限制中國人赴美簽證、派級別高一點的官員訪問臺灣等等，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中美之間的摩擦也會增加，但都會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中美之間不會發生全面的戰爭和對抗，不會回到冷戰前期那種相互隔絕的狀態。美國一些對中國有敵意的人所能夠造成的麻煩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盡量去避免產生更大范圍的敵意或者對抗。

我之所以相對樂觀，還因為我一直記得和美國人交往中的一個例子。1992年，我去美國訪問，和美國一些人士探討中美關系。我當時覺得兩國關系很不好，因為美國威脅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還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等。我遇到了年長的美國“中國通”鮑大可，他比我樂觀得多，我問他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還對中美關系、對中國那么樂觀？他說：“我30年代生活在山西，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什么樣？今天的中國又是什么樣？我沒有理由樂觀嗎？”我深深地記住了他的話。現在，我也會跟年輕人講我年輕時候的中國和中美關系，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和中美關系，我們當然有理由樂觀了。

一個歐洲人問我，現在中美關系面臨的是暴風雨還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長期的、不可逆轉的，但是暴風雨是有可能過去的。我認為是暴風雨，而不是氣候變化。因為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我不相信中美關系還會回到過去的軍事對抗狀態。我們繼續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美國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美國最終將會承認中國強大的現實，承認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進步意義。所以，中美關系的未來，一部分取決于美國，更大一部分取決于我們自己。我對中美關系的未來有信心，是因為我相信盡管前面道路上會有激流險灘，中國還會繼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特約記者 張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