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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皇的換代，日本今年需要舉辦一系列的儀式，例如今年四月初公布新年號、五月初明仁天皇的正式退位與德仁天皇的踐祚，十月中旬德仁天皇的正式即位，以及十一月中舉行的大嘗祭，等等；對于普通日本人來說天皇的換代究竟意味著什么，筆者不好輕易下斷言，但是起碼在公共媒體上似乎很少會見到批判的聲音，更多的仍然是在普及何為天皇制、何為年號等基本常識。

然而就在這一片歡慶氣氛之中，日本學界卻發出了顯得有些刺耳的批判聲。學界究竟在批判些什么、又為何會發出這樣的批評，本文將簡單介紹相關的歷史背景。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4日，為日本新天皇即位而舉行的皇室活動“大嘗祭”的核心儀式——“大嘗宮之儀”在皇宮東御苑特設的“大嘗宮”舉行，直至15日凌晨結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國會議員等500多人出席活動。

批評的要點

11月7日，日本的四個學會（日本史研究會、歷史科學協議會、歷史學研究會、歷史教育者協議會）聯名發表了“反對即位之禮與大嘗祭、并批判對天皇的政治性利用”的共同聲明，這份聲明在各協會主頁上均可看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一觀。共同聲明批評的要點如下：

（1）這份聲明承認政府在本次的即位儀式中試圖對國事行為與皇室行事加以區分，并非對相關問題完全未加考慮。

（2）但是，在作為國事行為舉辦的即位儀式中，“劍璽渡御”與“即位禮正殿儀”等儀式仍然有嚴重的與政教分離原則相悖的嫌疑。具體而言，“劍璽渡御”是象征皇權的信物（也就是所謂的三種神器）的傳承儀式，而“即位禮正殿儀”中天皇需要登上高御座，這些儀式中都有著明顯的神話性；11月15日舉辦的大嘗祭及其相關儀式，雖然在名義上被歸為皇室行事而非國事行為，但是費用卻需要由公費（宮廷費）負擔，這也明顯與政教分離原則不符；

（3）與天皇的退位、即位相關的這一系列儀式均有明顯的政治隱喻：首先，這一系列的儀式實際上并未遵循前近代以來的儀式傳統，而是在明治時代以后重新修訂的即位儀式，在修訂過程中有意識地拂拭掉了傳統儀式中的中國特征，并且將其偽裝成歷史悠久的傳統儀式；其次，這四家學會批判這一系列偽裝的目的在于強調天皇制的悠久歷史與傳統性，進而論證天皇制在日本存續的正當性。

（4）戰后的日本歷史學研究否定了天皇制的神話性以及天皇萬世一系的地位，并論證了王權機能與天皇權威的歷史性，以及天皇的戰爭責任等問題，這四家學會主張，這一系列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探究在現行日本國憲法的前提下，天皇制（象征天皇制）究竟應當如何存續的問題；在前次的天皇即位（昭和天皇去世，平成天皇即位）儀式時日本學界就曾經發出了類似的抗議，而本次的天皇即位儀式幾乎完全承襲了前次的儀式內容而未加改變，因此學會批判這一系列即位儀式是完全無視了歷史研究成果、試圖維持天皇制度永續性的表現。

（5）同時，這份聲明還批判了另一問題：由于本次的即位儀式同時伴隨的是平成天皇的退位（而不像上次的即位儀式還需要同時處理昭和天皇的葬禮），因此與前度的即位儀式不同的是，本次的退位與即位更明顯的表現出“慶典”的性質與情緒；但是四學會聲明認為，這種“慶典”的性質與祝賀情緒也是由政府鼓動經濟界與媒體界而強行制造的，其目的是動員國民贊美天皇，同時也借此掩蓋現代日本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矛盾。而這明顯屬于對天皇的政治利用，已經遠遠超出了現行日本國憲法所規定的、象征天皇的職責與政治位置。

何為大嘗祭？

為了具體探討學界為何會有這樣的批判，我們有必要首先了解大嘗祭的定義與意義。

大嘗祭可以簡單理解為天皇即位初年舉行的新嘗祭。新嘗祭是天皇向天神地祇供奉新收獲的五谷并與神共食的儀式，主要的性質是豐收感謝祭；而大嘗祭由于是天皇即位初年舉行的儀式，通常會認為在豐收感謝的意義之外或許還具備有與皇位傳承相關的意義。大嘗祭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天羽衣神浴”、“神共食”與“真床覆衾”三部分。當年以折口信夫為代表的民俗學研究者主張這一系列儀式的目的在于天皇靈的傳承，而岡田精司則主張圣婚說，近年來的觀點則傾向于否認這兩種說法，回歸重視大嘗祭作為傳統的豐收感謝祭的意義；然而無論如何，鑒于大嘗祭從古至今一直都屬于秘不示人的秘儀，關于大嘗祭我們還有太多不知道的內容，筆者其實傾向于不輕易給大嘗祭做出一個定性的判斷，我們只需要知道這是一個對于日本皇室而言，傳承了千年之久的傳統祭祀就好。

“大嘗宮之儀”

天皇的職責與權限

將話題回到四學會聲明上，首先是其中的一個小問題，也就是這次大嘗祭的經費來源。其實，四學會聲明并非最早指出這一問題的：德仁天皇的弟弟，現在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秋筱宮親王就曾經公開向媒體說過，為了避免相關爭議，希望使用“內廷費”而非“宮廷費”來舉辦大嘗祭。

在現行體制下，皇室費用分為：（1）皇室的公式活動（各種儀式、出訪、接待，以及皇室資產管理與皇居設備修繕等）所使用的“宮廷費”，（2）天皇與內廷皇族所使用的“內廷費”（主要是內廷雇傭職員的工資，以及相關的物品支出），（3）向各皇族提供的“皇族費”三部分。因此秋筱宮發言的本意在于，將大嘗祭的費用支出由在性質上屬于政府公費的“宮廷費”切換到名義上屬于皇室私費的“內廷費”，以避免相關的政治爭議，明確政教分離的原則。雖然其實現在的日本皇室不像歷史上一樣擁有龐大的皇室財產，在戰后所有皇室財產收歸國有之后，無論宮廷費還是內廷費在本質上都出自國家預算，我們很難說性質上究竟有多大區別。然而秋筱宮的這一發言同時還引來了另一問題，也就是他的這一發言算不算皇室干預政治的表現？現行法規不僅絕對禁止天皇與皇室干預政治，甚至就連與政治相關的言論與態度都有必要回避，因為無論最終結構與他的態度一致或是相反，都可能在實際上成為對政治的干涉。這也是為何平成天皇關于退位意愿的表述如此千回百轉，卻仍然難以完全回避皇室干預政治之譏。

這其實就直接聯系到了象征天皇制下天皇與皇室的性質與職責、權限這一根本問題，平成天皇這三十年來的活動可以說也正是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探索。天皇制并非筆者的專業不敢多言，單純以比較簡單的觀感來說，在二戰前作為“現人神”的天皇，在戰后通過人間宣言被剝奪了神性（以及或許更為重要的，伴隨于此的正統性），同時為了防止天皇制重新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剝奪了天皇身上的絕大多數權力，象征天皇的機能基本等于橡皮圖章與吉祥物；平成天皇這三十年來的工作，可以說是摸索象征天皇的另一種存在方式的嘗試。

代表日本左翼的四大史學會

與此相對，我們同樣需要關注的是日本學界的反對聲音及其由來。對戰后史比較熟悉的讀者或許會知道，由于二戰期間日本學術界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的行為，有大批學者遭遇了“公職追放”的處分，因此戰后的日本學術界，長期以來是由左翼學者主導的。而以歷史學界而言，主要的三大團體就是關東的歷史學研究會（簡稱“歷研”，發行會志《歷史學研究》）、關西的日本史研究會（簡稱“日本史研”，發行會志《日本史研究》）、以及現在的歷史科學協議會（簡稱“歷科協”，發行會志《歷史評論》）的前身、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簡稱“民科”，是的……我第一次知道的時候也笑得不能自理）的歷史部會，正是四學會聲明的三大成員；而剩下的歷史教育者協議會，其前身也可追溯到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的歷史部會，我們可以理解為這原本就是一家機構，只是后來拆分成了兩個名號，而兩者的成員還有不少重合度。所以可以說，這四個發表聲明的學會，基本就是典型的日本學界左翼代表。而回顧戰后日本歷史學的發展史，可以說完全無法繞過這幾個學會。

對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而言，民族認同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戰前的日本同樣如此；而出于多種原因（例如戰時政府的言論管控、江戶時代國學研究的影響），戰前日本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最終結集為皇國史觀的形式，成為替侵略戰爭辯護的工具，而戰后日本歷史學界最重要的自我反思也一直在這一點上：歷史研究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獨立立場，逐漸成為走狗而不自知。

在方法論上，戰后歷史學（至少在表面上）摒棄了自上而下的文化論、國家論視角，全面擁抱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同時，與現在對于日本學者與學界的傳統認知（專注于小問題的實證與考據，而有忽略大問題大方向的傾向，或者用一個最近被濫用的詞，匠人精神）相反，活躍于50-60年代的學者普遍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參與社會活動的意愿，這或許是出于對戰前學界態度的反思，或許是學者的政治立場使然，又或許單純只是時代的大背景如此，筆者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理由，只能說，他們通常不僅只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苦學者，同時也有著社會活動者的側面，而社會活動與他們的研究選題之間也是互相影響的。

在五十年代初，有在全日本范圍內轟轟烈烈進行的“國民的歷史運動”，而僅以古代史研究領域而言，記紀批判（圍繞《日本書紀》與《古事記》史料性的論爭，目前學界基本同意《日本書紀》中，圣德太子與大化改新的相關記載有大量后世潤色，甚至一度出現過完全否認圣德太子與大化改新存在的觀點）的直接目的在于挑戰此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室研究，對日本古代賤民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投影了當時的部落民問題；同理對于歸化人/渡來人的定義、作用等方面的論爭也與當時在日朝鮮人團體的活動直接相關；而假如將視野放大到全日本我們更是可以意識到，這與當年的安保斗爭、學生運動甚至是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成田空港問題之間有著明顯的同步性。

可以說，現在的日本歷史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戰后歷史學的遺產，四學會聲明則代表著戰后歷史學的另一個側面；同樣的，戰后歷史學在留下龐大遺產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現在日本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而在立場方面可以說同樣如此。前文中曾經說過，戰后歷史學的基本立場出自對戰前學界（針對政府的暴走）的“沉默的旁觀者”的態度、甚至是（或消極或積極地）成為支持者的反思，因此戰后日本歷史學界一直將喚起對政府可能出現的右傾化傾向的警惕，以免重蹈二戰的覆轍作為基本態度，在安保條約、和平憲法、建國紀念日、天皇制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一直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但是我們同樣不難意識到這一立場在逐漸小眾化，以至于有時未免有陷入僵化之感。假如以學生運動為例，以筆者在京都大學幾年來的所見來說，只剩下每年爬爬學校的鐘樓（以紀念當年的學生運動），或者是保衛吉田寮陳舊的寮舍，又或者是抗議京都市政府與京都大學禁止他們在學校周邊設置看板（他們認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干預），與當年的宏大志向（暫且不論是非對錯）相比，這些行為未免顯得有些小家子氣了；四學會聲明或許不能直接用“小家子氣”來形容，但是在作為50-60年代社會運動的繼承者的這一點來看，可以說還是有著明顯的一致性的。

最后簡單介紹這幾大學會的現狀，由于日本獨特的學會制度，希望向特定雜志投稿的人通常需要先成為雜志所屬學會的會員（并繳納額度大約為百余元至數百元不等的年會費），而多數青年學生及學者與中國一樣有著投稿與發表的需求，因此單看會員人數暫時倒是還沒有出現斷崖性的下跌，只是伴隨著青年人口的逐漸減少與中老年會員的逐漸退出，各家學會在人數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縮，這也是難以避免的；至于社會影響力的下降也是無法避免的問題，然而這很難直接歸咎于后繼者們的不夠努力或是不夠優秀，更大的原因或許要歸結于，二十世紀晚期開始直至現在，社會的更加多元化與信息量的爆發性增長，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特定學說與觀點想要再像從前一樣占據絕對的領導地位本身就是比較困難的。

那么，究竟天皇制是否會讓日本走向右傾（我們或許需要意識到，甚至“天皇制”這一用語本身，也是戰前左翼學者提出的用語，經過戰后的學術運動才逐漸成為一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界內通用的定義），而日本學界的批判又是否在理；以及如果我們先假定現在的日本確實正在走向右傾，那么日本學界是否又像他們當年自認為的一樣，能夠成為阻止右傾化傾向的剎車，這些問題目前顯然還沒有明確的答案，而具體的判斷與思考就交給各位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