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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白紫文】美國新冠疫情至今沒有顯現出得到控制的跡象。16日，美股開盤即觸發熔斷，總統特朗普忙著把疫情責任甩鍋給中國和州長。在美國社會因為新冠疫情亂成一團、焦慮感蔓延的大環境下，一股“逆潮流而上”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他們反對居家隔離、社會隔離，反對暫停商業活動。《紐約時報》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梳理了這些反對者們的聲音：美國，是不是反應過度了？

《紐約時報》報道截圖

這個疑問由美國懷俄明州大學經濟學家琳達·湯斯特倫（Linda Thunstrom）提出。《紐約時報》稱，上個星期，美國對公共生活采取“全面限制措施”。目前，迪士尼樂園、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已經關閉，一些研究型大學、日托中心、百老匯劇院、蘋果商店、圖書館等場所，籃球、曲棍球、棒球等賽事也大規模取消。

美國各地也陸續出臺了一些“社會隔離”措施。新澤西州霍博肯市市長禁止餐館和酒吧提供食物，并設立宵禁令，要求人們必須在晚10點和早5點之間待在家中。波多黎各總督則要求幾乎所有企業停業，并規定晚上9點宵禁。

對此，湯斯特倫問出了這個當下被視為“禁忌”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反應過度了？”

她的經濟學家丈夫杰森·肖格倫（Jason Shogren）研究的課題是“為減少恐怖主義、食物傳染疾病和氣候變化的威脅，美國人愿意花多少錢”，他支持妻子的看法，并且認為將“所挽救的生命”與“剝奪社會接觸的經濟成本”進行計算和比較，也是制定政策時的“一把有用的標尺”。

去年，美國環保局在提議降低空氣污染時，對“一條人命”的估值是910萬美元，較小布什執政時期該局的680萬美元估值“有所提升”。文章稱，美國政府在評估新政策時，經常采取這種分析方法。

文章稱，沒有人想被貼上“利益至上”的標簽，但是，一些“逆向思維”的“政治領導人、倫理學家和普通美國人”開始對“避免社會接觸”政策產生抵制情緒，認為這不利于“民主理想”，而面對新冠疫情下不斷攀升的死亡數，批評的聲音依舊認為，要“看清楚”這些政策的“所有后果”。

一些禁止返回校園的大學生認為，留在家里與“更容易感染的老人”在一起，反而更加危險。一些被要求自我隔離的人抱怨說，病毒可能早就在他們的社區傳播開了。有些家長不愿意把孩子從學校接回來，還有人認為，提議取消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后的活動完全是“隨大流兒”的趨同思維。

接著，文章提出了幾個“令人深思”的疑問，“與未知的死亡人數相比，成百上千名指望學校免費午餐的學生要被迫忍饑挨餓，你該如何衡量？而且，還會有人死于因為社會隔離導致的經濟低迷，你又該作何衡量？”

“我們必須嚴肅看待這場全球爆發的疫情，”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的哲學教授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稱，“同時，也必須考慮到我們采取的措施的公平性，以及風險和收益。”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輿論壓力下轉變其態度之前，也曾質疑說，關閉全國最大校區有益于延緩病毒傳播的人說法“缺乏證據”。白思豪還認為，這種政策迫使家長們也留在家中，并且這些家長中，有些還是在“預期將滿是新冠肺炎病患的醫院上班”。

美國戴維森學院的生物學教授馬爾科姆·坎貝爾（Malcolm Campbell）在學院做出給學生延長春假的決定時，表達了自己的反對。他認為，大學生感染概率不高，而且他的課程的“精髓”，無法線上傳授。坎貝爾稱，學院在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就好像是，如果你不停課，那你就是一個沒心沒肺的、殘忍的組織。”

風險投資人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在推特上發表觀點認為，“恐懼遠比病毒可怕。政府處理得不對。保持商業開放。否則，崩潰的經濟將比病毒造成更多人死亡。”

風險投資人蒂姆·德雷珀推特截圖

一些專業會議、政治募捐活動和書市的組織者，近日來也因為不考慮取消活動而遭到批評。

文章指出，美國當季已經有4500萬人感染流感，二月達到峰值，大約40000人已經死亡（這與美國疾控中心的最新數值也有差異，美疾控中心網站最新相關數據更新至3月7日，顯示當季流感感染3600萬人，住院37萬人，死亡22000人，觀察者網注）。

如果美國把對待流感的態度，應用到處理新冠肺炎疫情上會怎樣呢？

美國疾控中心模型分析師馬修·比格斯塔夫（Matthew Biggerstaff）在2月一場電話會議中透露，如果不采取社會隔離措施和藥學干預，美國預計將有1.6億至2.14億人會被感染，而疫情可能會持續1年，最壞情況下，全美將有170萬人死于新冠肺炎。

《大西洋月刊》3月10日的報道則更言簡意賅地表達了其觀點，“取消一切：只有社會隔離能阻止新冠病毒傳播，我們必須立即行動。”

《大西洋月刊》報道截圖

與“反應過度”的看法相對的是，有人認為美國應該采取更嚴厲的措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西（Anthony Fauci）星期日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的節目中稱，他建議全美國范圍內進行為期14天的“關停”（shutdown），以延緩新冠病毒傳播。“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加激進，最好被批評過度反應。”福西稱。

盡管很多專業意見認同社會隔離是一種有效的手段，一些宣揚“公民自由”的人士堅持稱，隔離應該作為最終的保留手段。“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想限制人們的自由。”美國東北大學衛生政策與法律專業的主任溫蒂·帕爾梅（Wendy E. Parmet）稱。

對于美國當下的混亂局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的副教授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總結道，“我們確實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應對病毒，但我們沒有優先確定哪項政策的影響力最大，我們就像是在追逐從洞中露頭的兔子。”

而美國社會上關于疫情處理方式的種種爭論，從一名確診病患的自述中可以看到縮影。

文章記載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紅木城的保險經紀人瑞克·瑞特（Rick Wright）在上個月從“鉆石公主”號郵輪撤回到加州軍事基地之后，確診感染新冠的經歷。

瑞特從未感到身體不適，但由于他鼻子和喉嚨的拭子都表明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仍然堅持自我隔離。他在舊金山的醫院隔離了8天之后，又獨自居家隔離了19天。

瑞特經常問自己，“這算不算反應過激呢？”

他并不確定。但瑞特也承認，如果他不進行隔離，很可能會傳染他的父母。

“也許四個月之后，回憶起這段時間，我們會覺得說，‘我們當初做的是對的’——也許也會說，‘那蠢透了’。”瑞特在采訪中表示。

“又或者，我們可能永遠都沒機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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