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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徐蕾】這是紐約疫情的一顆“定時炸彈”。

4月13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聚焦了紐約的無家可歸者。當這座繁華的都市受到疫情重創，讓流浪者得以躲避風雨的收容所，也將他們暴露在了病毒的溫床之上。

《紐約時報》報道截圖

69歲的羅伊·科爾曼（Roy Coleman）住在（紐約東端）沃茲島（Wards Island）一家收容所，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癥狀后被救護車帶走。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周圍有很多人在咳嗽、嘔吐、打噴嚏。”

在另一個收容所，45歲的阿方索·西維爾（Alphonso Syville）說，盡管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他還是擋不住幾英尺外一個男人不斷的咳嗽聲。

在布朗克斯區的一家收容所，克里斯蒂安·卡斯科恩（Christian Cascone）回憶起一位室友面對另一位邋遢、不洗手的室友時的情景，“他大概說了那樣的話，‘好吧，如果上帝選擇讓我死，我就去死。’”

克里斯蒂安·卡斯科恩在紐約布朗克斯區的收容所過夜，因為擔心感染風險，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租來的儲藏間里  圖源：《紐約時報》

報道稱，疫情期間，雖然紐約市的大部分人都待在室內，但對于流浪者來說，他們沒有家可以讓自己隔離，保持社交距離幾乎是不可能的。超過17000名男性和女性，住在100個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合”（congregate）收容所中，其中許多人的健康狀況已經很差。大多數人住的地方是病毒滋生的沃土，床離得很近，人們睡在里面幾乎可以手碰到手，擁擠程度可以想象。

即使在疫情之前，流浪者也是紐約市長白思豪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盡管市長白思豪2014年上任時曾誓言減少流浪者數量，但這幾年人數只增不減，如今紐約市流浪者的人數大概有7.9萬人，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家庭負擔不起不斷上漲的房租。

據紐約市審計署的數據，自2014年以來，流浪者服務的預算已經增加了一倍，達到約32億美元。收容所系統由450棟建筑拼湊而成，其中包括為有孩子的家庭準備的房間、有雙人床的酒店房間、私人但破舊的公寓，以及像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大西洋軍械庫收容所（Bedford-Atlantic Armory shelter）那樣的集體收容所。

收容系統的分散性和居住者的流動性使得一些病毒預防措施有些粗糙。收容所的一些居民和那里的工作人員說，一些預防措施沒有付諸實施，或者被居民忽視。

27歲的羅伯托·曼加爾（Roberto Mangual）說：“如果這是一種全球性的流行病，我們應該有一個公平的機會來保護自己……但說實話，在男性收容所我們真的沒有這樣的機會。”

一隊清潔工人正準備進入沃茲島的收容所  圖源：《紐約時報》

根據流浪者服務部門（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的官方數據，截至12日，紐約已有23名收容所居民在醫院死亡。來自收容所的371人的病毒檢測呈陽性，其中約80%來自單身成年人的收容設施。但《紐約時報》指出，這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感染人數，因為只有病的很重的流浪者才會被發現。

盡管可能被暴露在病毒之下，大量的流浪者還是涌進了收容所。因為最近，紐約流浪者的戶外生活幾乎瓦解：很少有行人能給他們零錢；公共浴室關閉；許多流動廚房因為缺少食物和志愿者而關閉……

法律援助協會的專職律師喬舒亞·戈德費恩（Joshua Goldfein）說，“當所有這些系統同時崩潰時，你會讓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這是一顆定時炸彈（It’s a time bomb）”

疫情發生以來，紐約市一直在努力降低風險，盡管完全預防是不可能的。

戴維·蓋納（David Gaynor）住在布魯克林的一家收容所，他說，那里的許多居住者年紀都大了，健康問題也很嚴重  圖源：《紐約時報》

11日，紐約市長白思豪宣布，到4月底，將有2500多名收容所居民搬到酒店。70歲以上的居民，以及10個人口最密集的收容所的一些居民，也將被轉移到酒店，不管他們是否有癥狀。

而在病毒襲擊之前，已有3500人因為傳統收容所沒有房間而住在酒店里，其中一些家庭正在被轉移，為上述居民騰出空間。

社會服務專員斯蒂文·班克斯說，紐約市還購買了24個洗手站和36個移動廁所，將在12個街道上安裝，供那些拒絕去收容所的流浪者使用。

除了紐約，其他擁有大量流浪者的城市也開始出現類似的問題。上周，舊金山對其最大的收容所內的每個人都進行了檢測，到目前為止，81名居住者和10名工作人員已被確認感染新冠病毒。

盡管美國政府呼吁所有人“保持社交距離”，以避免被病毒感染，但是正如《紐約時報》所說，收容所居民無法自我隔離，這仍在造成影響。當你沒有家的時候，還怎么待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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