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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觀察者網 齊倩】新官上任三把火，拜登政府的“火”還燒到了國際貿易政策上。據美國《華爾街日報》24日報道，拜登政府的主要成員承諾，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將改變談判重點，不再把重點放在為金融服務公司、制藥公司和其他公司開拓市場之上。這些公司的海外投資不會直接促進國內的出口或就業。

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包括現任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去年曾在一篇合著文章中寫道，貿易政策應該“聚焦于如何提高美國的工資水平和創造高薪工作崗位”，而不是為企業投資創造更安全的世界環境。

“比如，為什么美國談判的首要任務是幫高盛集團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

《華爾街日報》：拜登團隊承諾貿易政策煥然一新

報道稱，這種觀點正在成為民主黨內部的主流，但也在美國社會內部引發強烈不滿：一些貿易政策“資深人士”質疑，這一計劃與特朗普時代的“將制造業帶回美國”的政策類似；與此同時，曾為拜登當選貢獻約2億美元的金融業和制藥公司的游說力量，也開始著手反擊。

新屆政府想要一個“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

除沙利文外，拜登政府以及民主黨內部的多名資深貿易領域人士，均對革新貿易政策表示贊同，其中包括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財政部長的民主黨人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薩默斯的觀點更加激進，他反對美國政府把好萊塢（文化產業）、投資銀行和希望保護知識產權的發明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政府成員的“精英關切”（elite concerns）對美國的就業或稅收并沒有多大貢獻。

這些觀點還反映在拜登的稅收提案中。該提案旨在促使美國企業在國內保留工作崗位，而不是在海外放松投資。提案中規定，在美國擴大設施的企業將獲得稅收抵免；將生產轉移到國外（特別是轉移到避稅港）的企業，將受到更高稅收的懲罰。

《華爾街日報》稱，拜登政府貿易過渡工作組成員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為貿易政策轉變的提議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知識上的支持。

塞策曾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上解釋道，盡管（以前）美國談判代表推動為制藥公司打開市場，但這些公司的大部分生產都是在低稅收國家進行，這導致美國在該領域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促進美國金融服務公司在中國展開業務是另一個優先事項。

據此，塞策敦促拜登政府轉變貿易和稅收政策，以促進美國制成品的出口。這一觀點得到了國安顧問沙利文和即將上任的美國貿易代表凱瑟琳·戴（Katherine Tai）的支持。

沙利文曾發文稱：美國需要一套新的“經濟哲學”

在總統競選之初，2020年2月，沙利文曾與前奧巴馬政府官員、羅斯福研究所研究員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文中寫道，貿易政策應該“聚焦于如何提高美國的工資水平和創造高薪工作崗位”，而不是為企業投資創造更安全的世界環境。

他問道：“比如，為什么美國談判的首要任務是幫高盛集團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

凱瑟琳·戴持相同看法。她表示，新一屆政府想要一個“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而不是一個關注企業競爭力或廉價價格的政策。“人們不僅僅是消費者，他們也是工人和打工賺錢的人。”

美媒提醒，政策改變將面臨多重壓力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的計劃引起了許多貿易政策資深人士的不滿。他們質疑，類似承諾至少可以追溯到克林頓政府，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也曾聲稱制定了一項“以工人為中心”的政策。

報道稱，過去四年，萊特希澤利用關稅試圖把制造業帶回美國。但現實是，在政府采取了提高許多工廠成本的關稅之后，工廠就業的增長也陷入了停滯。

引發質疑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一些相關人士認為，美國貿易政策延續至今是有原因的。貿易經濟學家表示，金融服務、制藥和其他海外大投資者的市場開放確實使美國中產階級受益，即使是間接的。這些收入增強了大公司的實力，使它們可以在國內進行研究，為美國消費者推出新產品，并為美國工人支付高薪。

此外，即將被拜登團隊淡化的行業，也已經開始組織游說力量進行反擊。

美國無黨派政治分析機構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數據顯示，金融服務業為拜登的當選貢獻了約2億美元，這大約是該行業為特朗普當選而投入資金的四倍。

這些行業在國會也有強大的盟友，而國會在制定美國貿易議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借由國會議員的力量，制藥行業一直能夠拖延貿易協議，直到它能得償所愿。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圖自澎湃影像

面對上述壓力，拜登政府也有自己的盤算。《華爾街日報》認為，從本質上講，拜登團隊押注的是，國會和公眾內部在過去幾年里發生了政治變化，這些變化將足以幫助其推行修訂后的貿易政策。

共和黨議員以往一直是自由貿易者，尋求幫助企業清除海外投資的障礙。但在過去四年里，隨著前總統特朗普推行保護主義貿易政策，情況發生了變化：一些共和黨議員支持通過補貼和關稅來幫助美國制造業。

與此同時，與中國競爭的加劇，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間對缺乏醫療設備的發現，都令美國加快了采取有利于制造業的產業政策。沙利文在拜登總統競選期間接受采訪時說：“進一步貿易談判的目的不是讓世界對跨國公司的投資安全。這關乎就業和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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