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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洲議會和一些國家議員拉的“草臺班子”，又在搞對華挑釁了。

這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這次想搞一個類似于“黑名單”的機制，禁止多國公民投資所謂“與侵犯人權行為有關”的公司。

這些歐洲及一些國家政客為什么要這么干？

最主要的原因是，最初被稱為“新八國聯軍”的這個反華政客團體看到自己之前搞的那些反華操作，并沒有能擋住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些惱羞成怒。

尤其是近期他們對不少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及西方跨國企業施加政治壓力，企圖讓這些企業與北京冬奧會切割，但是這也失敗了。

于是，他們想拿企業“開刀”，包括西方大企業，從而挽回自己的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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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這次找的借口，是匯豐銀行為一名客戶“托管了一家新疆公司價值300萬美元的股份”，而這個公司屬于美國制裁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而惹來他們對匯豐“觸犯制裁”的批評。

關于這個所謂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補壹刀”在2020年6月5日，也就是其成立的當天，就深扒過這個“草臺班子”。

當時是來自美、英、日、德、澳、加拿大、挪威、瑞典8個國家的18個政客和議員發起搭建這個“聯盟”，也號稱“新八國聯軍”。

經過近兩年時間，這個“反華聯盟”又拉了一些政客企圖壯大自己的聲勢，同時又針對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以“跨國議會聯盟”的方式提出新餿主意，要求這些政客所在國的政府設立類似美國商務部的“黑名單”制度。

而這個“黑名單”，從目前看，很可能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企業，還包括那些之前不理會他們意識形態操作的外國公司。

具體到這一次，是來自10個國家的35名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他們的政府禁止投資被指控所謂“參與中國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權行為”的公司。

這群反華議員多數來自歐洲議會，剩余的則來自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他們發出“公開信”針對的，是英國規模最大的銀行匯豐銀行。

德國綠黨重要成員、前共同主席(2002年到2008年) 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目前擔任“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共同主席。自2009年以來，他就是歐洲議會議員。

包瑞翰公開污蔑稱，“不能無視大型銀行在新疆侵犯人權行為中扮演的角色，如果這些銀行明知一些企業有使用強逼勞工及有其他侵犯人權問題，但仍然投資在那些企業，那么這些銀行應該受到懲罰”。

本月初，《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稱，匯豐去年為一名匿名客戶購買新疆某企業價值220萬英鎊的股份，折合近300萬美元。而這家新疆企業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旗下的國有企業。

而西方政客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隸屬中方的準軍事組織”，所以在2020年7 月，因涉及所謂的“少數民族的嚴重人權問題”遭到美國的無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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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梳理一些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政客這次以匯豐為借口，企圖推動其所在國制定“黑名單”，實際就是想為美國的對華制裁“加長手臂”、延伸觸角。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打著旗號說，“只要是民主國家的議員，都可以申請加入”，但是確實以支持西方意識形態價值觀作為先決條件，以“反華”作為他們聚集小圈子的“抓手”。

這個“草臺班子”要求，加入該“聯盟”的國家議員，該國議會必須要有不同的主要黨派的代表領銜、即每一個“國家隊”都必須是要由兩名跨黨派代表來擔任“領隊”。

比如說，“美國隊”的領隊是來自民主黨的參議員梅南德茲和來自共和黨的參議員魯比奧。他們都是以搞意識形態價值觀操作和反華，在美國國內吸引眼球。

魯比奧甚至還曾夸張地說，“中國及其試圖要重新規劃世界格局的野心，是我們整個時代所必須面對的外交政策的挑戰”。

其實之前匯豐銀行已經對自己接受新疆企業股份托管做過解釋，該批股份是透過滬港通機制交易，符合當地法規。匯豐在26日對《泰晤士報》回應說，銀行本身并沒有在那家新疆企業有投資，不少公司都有為非美國客戶提供托管服務，讓客戶可以交易相關股份。

匯豐銀行認為，這種行為沒有違反任何制裁。

這已經不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第一次針對匯豐的行為。2020年12月，匯豐凍結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的戶口，就受到該“聯盟”批評。

事件還導致匯豐行政總裁祈耀年在去年1月被傳召到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接受議員質詢，質疑匯豐“協助香港政府打壓民主運動”。

實際上，匯豐銀行一邊堅持市場規則，一邊也在小心地規避西方的各種制裁禁令。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說匯豐銀行“親華”，可能很多中國網民都有不同意見。

作為與英國有著很大關聯的匯豐銀行，“竟然不聽英國的話”，這無疑讓英國等一些政客坐不住了。比如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杰斯表示，匯豐的行為有違所謂的“道德投資”原則，英國有必要加強制裁力度。

所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一些成員這次推動“黑名單”，最大目的就是想讓匯豐等西方大型跨國企業“更聽西方的話”，讓這些大企業感受到西方政治的壓力，減少與中國的金融與經濟合作，從而破壞中國經濟發展。

這就是那些西方反華議員的“路線圖”。

從更大范圍看，在北京冬奧會開幕之前，Visa、寶潔和可口可樂等冬奧會的頂級贊助商都受到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的所謂“道德指控”，拿涉疆涉港等議題對這些贊助商施加壓力，逼它們退出對北京冬奧會的商業贊助。

《華爾街日報》稱，美國官員以及少數西方國家的一些議員企圖將冬奧政治化。但對很多品牌而言，中國已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市場。

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擔任美國奧委會首席營銷官的里克·伯頓說：“贊助商正試圖渡過難關。”

面對這些巨頭企業不聽話，這些西方政客想拿匯豐“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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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歐洲問題專家告訴“補壹刀”，包括共同主席包瑞翰在內的跨國議會成員，目前在西方政界屬于“人少力量大”。他們是一股極端的政治力量，是專門吃“反華飯”的政客。連包瑞翰自己都承認，要是不反華，他們在西方政界就要失去影響力。

像包瑞翰這樣的人，以往并沒有吃過中國什么虧，但“很壞”，反華很積極，這群人在西方尤其是歐洲政界屬于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把自己的聲音搞得很響，從而綁架了大多數。

本來，真正了解中國的歐洲人就不算多，那些理性的政治人物，要么不發聲，要么就是隨那群人也說上兩句，如果敢于替中國說兩句理性客觀的話，立即就會招致這群人的攻擊。

不少歐洲人其實并不支持這群人，比如他們要在歐洲議會推動“譴責中國種族滅絕”的法案，就遇到了法律專家的質疑從而遲遲未能落地，歐洲經濟學家也認為歐洲發展與中國市場的繁榮密不可分，不贊成他們打擊企業合作的行為。

但是，這群人巧妙地利用了歐洲中產階級的心理焦慮。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歐洲中產階級原來舒適的生活日益受到來自全球的挑戰。有些人正好迎合了他們焦慮的心理，把這種焦慮歸于中國。他們不好說歐洲對中國發展羨慕嫉妒恨，就從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給中國找茬，給中產階級的焦慮提供宣泄出口。

因為這些人聲音大、有“看點”，媒體也樂得一有中國的新聞就去采訪他們，慢慢的，那些持理性觀點的人就“被沉默”了。

這位專家認為，我們對他們不能不重視，這些人的危害不小，有些鼓噪的內容已經成為法律條文。比如德國去年通過“供應鏈法”，對不環保、不人權的經濟往來要加以限制和增加關稅，目前西門子的老總已經站出來表示反對。

因為這些西方大企業再不起來說“不”，就會被那些政客推動的法案“砍掉手腳”。

歐洲歷史上是出現過少數裹挾多數的情況的，比如德國納粹上臺。目前，已經有德國媒體呼吁德國外交要擺脫這些人的糾纏，直言這些人就是“冷戰頑固分子”。

（補壹刀 胡一刀 李小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