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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正如書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轉型面臨“南北鴻溝”。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能源轉型上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困難。您曾前往亞非拉美多國實地調研，這些發展中國家對能源轉型的態度如何？它們的能源轉型有何特點？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張銳：發展中國家整體上是支持能源轉型的。目前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的開發成本已經大幅下降，技術成熟度很高，在各國看來，能源轉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給能力，創造更多經濟產業升級機遇，創造多重的社會和環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國家、不同區域對于能源轉型會有不同的認知。

像是以油氣出口為經濟支柱的海合會國家，它們反對西方那種用零碳清潔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論，主張能源融合論，即能源轉型應該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發展。因為世界無法在短時間內與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應該通過清潔高效利用各種能源，兼顧維護能源安全和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在這樣的思路下，沙特、阿聯酋等國一方面降低油氣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致力于生產全球最“清潔”的油氣，另一方面以太陽能為重點，大規模開發可再生能源，同時發展藍氫、綠氫。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的油田生產設施  圖源：視覺中國

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非洲國家，它們的能源轉型可以用“一個核心目標、三個行動重點”來概括。

核心目標指的是建構現代低碳、經濟適用的能源體系。其中，“現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轉型需要同時實現能源系統的現代化與低碳化，致力于解決當地嚴峻的無電人口問題（非洲現有近6億無電人口）；“經濟適用”強調的是能源轉型的可承擔性，新型能源系統對非洲來說應是可負擔的、具有融入現有系統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眾現實需求，避免轉型步伐過于激進或出現債務陷阱。

三個行動重點，即在清潔能源開發上，推動“分布式利用”與“集中式開發”各展所長；在能源輸送上，加快電網建設，“發得出來”還須“輸得出去”；在轉型動能上，促進能源產業與各種現代產業的聯動發展。

而對于拉美地區來說，很多國家高度依賴水電，電力結構本身已經十分清潔。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達黎加、烏拉圭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分別高達100%、99%、98%。對于這些國家，它們已經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潔資源、實現能源領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未來的發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潔電力系統的可靠性與經濟性，擴大光伏風電的開發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領域的深度脫碳。

整體來說，這些年亞非拉國家在能源轉型上取得了很多優異的成績，但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例如，非洲的電力開發始終存在一個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規模無法支撐項目的落地及可持續運營。

具體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電開發計劃，但長期無法得到推進，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體工業化水平較低，高載能產業較少，大型水電項目面臨缺乏電力消納市場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項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國家向非洲農村援建了大量離網發電項目，雖然產生的電力解決了基本生活用電，但農民傳統的農耕謀生方式并未改變，收入水平依舊微薄，很多項目由于收繳不到電費而無法運維檢修，最終只能報廢。

無論開發大基地、分布式發電還是電網，行動的一個前提是尋找到或激發出生產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電力消費群體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換言之，非洲能源轉型與現代產業必須聯動發展、相互支持。

幾內亞的案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我們去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附近的農村考察，據當地官員介紹，過去農民只是把他國援助的光伏設施產生的電用于夜間照明、看電視，沒有把生產性用能需求激發出來。但隨著當地農業機械化的提升和電信業的發展，農民現在需要使用農業加工機械，或是利用電商平臺直銷產品，于是就會主動購買家用光伏系統或繳納電費獲取穩定充足的電力。

村民有了用電賺錢的需求，才會更好地去維護電力系統，帶動電力行業的再投資。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地能源業、農業和電信業形成了一種聯動的良性發展關系。

我認為，一些能源轉型失敗案例的背后，是人們只從能源層面去解決能源問題，并沒有站到一個更廣闊的經濟和社會系統當中，去幫助發展中國家找到適合他們的能源轉型之路。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6日，尼日利亞多馬，主要由太陽能供電的混合微型電網  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新能源權重持續上升，會如何改變舊有能源權力格局？新能源時代的能源權力呈現出哪些特點？

張銳：我在書里有一個核心觀點，簡單來說，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夠創造新政治。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統攝地位和稀缺屬性，出現了大量地緣政治競爭，爭奪油氣資源的控制權長期是國際爭端的一大根源。

我認為，未來隨著石油戰略價值的下降，光伏風電這類清潔能源權重的上升，全球的新舊能源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競爭，但更低烈度”。

所謂“更多競爭”，一方面是由于支撐我們能源系統的能源種類會變得更多，每一種能源都可能會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惡性的競爭。另一方面，清潔能源有著更為復雜的供應鏈，其背后還涉及關鍵礦產、裝備制造等環節，全球主要經濟體將圍繞這條供應鏈在各個層面展開競爭。這些年美歐為什么會在這方面對我們實施打壓？就是因為他們看到新能源時代的能源權力將取決于能否在清潔能源的供應鏈上占據主導權。

所謂“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給方式的多樣化，各個國家并不需要為了能源而爆發高烈度的沖突，尤其減少軍事手段的使用。

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后，科威特城北部燃燒的油田  圖源：視覺中國

我認為，清潔能源開發能夠增強各國的能源自給能力和戰略自主性。對于數量居多的化石能源進口國，通過大規模開發本土清潔能源，能夠有力維護國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種內外政策時削弱不少外部牽制力量、風險因素，決策者可以更加從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進口需求的減少還能夠改善一些國家的貿易失衡困境，節省外匯支出，促進經濟發展。

對不少中小國家而言，清潔能源有利于減弱國際秩序中廣泛存在的“庇護與扈從”邏輯，它們能在追求能源獨立的同時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獨立，這也是21世紀世界多極化的題中之義。

總而言之，能源轉型推動各國能源需求的多樣化，一個異質的、分散的能源體系完全匹配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秩序。當各國能源訴求不同、對外行動重點不同、合作網絡更加靈活多變，將削弱霸權國此前憑借控制關鍵資源、關鍵樞紐或通道而產生的權力，其壟斷全球能源政治的難度也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