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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軍事競爭中，美國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結束。艾利森說，美國作為全球軍事超級大國的地位仍然是獨一無二的——在幾乎每個大陸都有條約盟友和基地網絡。然而，中國現在是一個棘手的軍事對手。中國的反進入/區域拒止系統改變了其周邊地域的游戲規則，包括臺灣地區、南海和東海。在美國國防部對臺海沖突的模擬中，中方以18比0取得勝利。用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的話來說，當“所有底牌都亮出”時，美國在國防開支上不再勝過中國。

1996年，中國國防預算僅為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到202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的支出超過美國支出的一半，有望與美國持平。此外，中國可以用更少的錢做到更多的事。中國每名現役士兵的開銷成本是美國的四分之一。雖然中國的核武庫規模比美國小得多，但其核力量足以做到“相互確保毀滅”（MAD）。

接下來，艾利森以奧運會作比，在文中提到了五個值得思考的要點。

首先，正如傳統的奧林匹克宣言所說的那樣：“更快、更高、更強”。競爭促使對手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在投擲鐵餅或鉛球時表現出比獨處時更強的力量。正如亞當·斯密告訴我們的那樣，對于專注競爭優勢和貿易的國家來說，他們的競爭會創造出更大的蛋糕，讓每個國家都可以分得更大的一塊，也就是“雙贏”。

其次，正如奧運會為人熟知的那樣，每個項目只有一個人能拿到金牌。大多數人永遠不會進入勝利者的圈子。所以，從一方面看，任何有資格參加比賽的運動員都是奧運會選手，都可以說是贏家，但另一方面，這些贏家里的大多數人，將成為獎牌競賽中的失敗者。在博弈論中，雙贏的經典案例是獵鹿：兩個人只有通過合作才能捕獲到鹿。但此后，他們必須決定如何劃分所得，在一場零和輸贏的游戲中，一方的份額越大，另一方的份額就越少。

同樣，在生產電動汽車或半導體等貿易產品時，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建立主導地位，它就擁有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權力。 

2023年9月，中國電動汽車亮相2023慕尼黑車展，展臺前人山人海。視覺中國

第三，中國經常否認美國所謂中美是競爭對手的看法，但在體育領域，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熱情而堅定的競爭對手。中方曾指出，中美“應該開展雙贏合作，而不是敵對競爭”，還表示美國所謂的“競爭”不過是全方位圍堵打壓，中美競爭應像馬場競賽，而非摔跤比賽。在拳擊賽場上，中國隊迄今已獲得一金一銀，而美國隊僅獲得一枚銅牌。在摔跤比賽中，美國隊獲得兩枚金牌，中國隊獲得一銀三銅。 

第四，雖然奧運會本質上事關民族自豪感，但在核心地緣政治競爭中，GDP、技術領導力、軍事力量和外交實力會影響國家安全甚至生存。美國人都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了國際安全秩序，并在此后幾十年里一直是這一秩序的守護者，那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這種前所未有的“長期和平”提供了穩定，讓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80多億人，在收入、健康和福祉方面，都比史上任何其他時代有了更大的增長。然而，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挑戰美國在全球等級制度頂端的既有地位，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競爭。大多數修昔底德式的對抗以戰爭告終。

第五，正如2021年東京奧運會口號說的那樣：“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類似地，雖然美國和中國注定是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對手，但雙方都無法逃避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的競爭是由雙方面臨的生存挑戰決定的，沒有對方的合作，任何一方都無法獲勝。如今，兩國都擁有核武庫，如果爆發全面戰爭，可能會將對方從地圖上抹去。

“這兩個經濟體是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若兩國沒有采取協調一致的刺激措施，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就可能演變成一場全球蕭條。”艾利森說，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美國和中國并沒有面臨另一場大蕭條，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最終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都不想再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此外，限制流行病和全球恐怖主義等跨國威脅對核武器擴散造成的危險，也需要雙方的協調與合作。

“中美能否既是激烈的競爭對手，也是認真的合作伙伴？”艾利森說，在一個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二者擇一的世界里，似乎一個人必須戰勝另一個人。然而，商界領導者經常會選擇“合作性競爭”（co-optition）。例如，蘋果和三星在銷售高端智能手機方面是殘酷的競爭對手。但誰是蘋果手機零部件的主要供應商呢？恰恰是三星。當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被問到這件事時，他說，“生活是很復雜的”。

美國和中國政治家能否找到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呢？文章提到，拜登政府認為，其“競爭共存”戰略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大步。去年11月的中美元首峰會曾提到了競爭、溝通與合作的概念，在竭盡全力擊敗對方的同時，雙方還保持開放的渠道，在最微妙和危險的問題上進行定期、坦誠、私下的溝通。不僅包括兩國元首及其信任的國家安全顧問之間的對話，還包括內閣官員和軍事領導人之間的類似會議。兩國還在涉臺、氣候、芬太尼、貿易等問題上以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方式進行合作。

美國知名作家菲茨杰拉德曾寫道：“衡量一流智力的標準是，能夠在頭腦中同時持有兩種相反的觀點，并且仍然保持大腦的正常運轉。”

“我們必須希望像政府這樣復雜的機構能夠經受住這一考驗——并且在未來幾十年里都能做到這一點。”艾利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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