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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國前30年社會保障制度的評價

（一）成就、影響和不足

新中國前30年，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就普及了基本的社會保障，降低了居民生存和經濟運行的成本，使集中資源發展工業化成為可能，同時也實現了人力資本水平快速提升，為經濟發展準備了豐富的高質量勞動力。

第一，有效服務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啟動了經濟增長。新中國通過普及低成本的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滿足了人民在生活、住房、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基本需要，大大降低了人民生活的不確定性和經濟運行的成本，使得集中資源發展工業化“高積累、低消費”的戰略成為可能，既解決了清末和國民黨政府沒有解決的如何集中資源啟動工業化的問題，也超越了大多數西方國家早期出現的兩極分化、種族滅絕、海外殖民等方式積累原始資本的道路，社會保持了穩定，沒有發生大規模失業、饑荒、動蕩等社會危機，是一條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工業化路徑。

第二，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資源水平。中國的平均壽命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80年的68歲，出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減少到1981年低于50‰，改善速度超過印度和墨西哥的總和。1960到1977的18年間，印度的嬰兒死亡率下降速度為年均1.6%；墨西哥為年均2.2%，而中國在1958到1981年的24年間，嬰兒死亡率下降速度為年均3.5%。由于社會保障的完善，可以使產業工人集中精力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成為一個“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形成了一支數量多、質量好、成本低的勞動力隊伍。 第三，有效促進了社會公平、社會團結和女性解放。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深得廣大職工的擁護，職工們普遍反映“社會主義好，生老病死有勞?！?， 徹底改變了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在生死線上徘徊的局面，許多職工把勞動保險比作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新中國呈現出同舊中國截然不同的社會風尚，整個社會團結、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成為物質匱乏條件下激勵人們奮斗的精神動力。社會保障的完善，也有利于減輕婦女在家庭中的負擔，提高婦女地位，促進婦女解放，1968年到1979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從6.45下降到2.27，使得家戶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投資，實現人口質量全面提高。

第四，探索了有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雖然是同計劃經濟相結合的、低水平的，但是其中一些體制機制是從實際出發探索出來的，符合社會保障的普遍規律，對于我們建設社會保障制度是有啟示的。例如，在勞保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下，為了控制醫療成本，堅持了預防為主的原則、在城鄉建立三級醫療服務網并嚴格執行基層首診制度，特別是，勞保醫療和合作醫療的制度設計，都實現了籌資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合一，勞保醫療的基金由企業列支，合作醫療的經費來自公社的公益金，赤腳醫生既管錢，又負責提供服務，這就實現了責權利的統一。這些目標，有些在今天還沒有實現，是值得今天深化社會保障改革中借鑒的。

第五，為改革開放創造了基礎和前提。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教育水平顯著上升，生育率大幅下降，積累的人力資本對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顯著貢獻[18]。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評價，“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對改革后的成績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19]。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勞動保險制度仍然在國有和集體企業有效運行，醫療、教育、住房的成本較低，企業可以用較低的工資水平雇用工人，從而形成所謂“低勞動力成本”優勢。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保障給改革開放留下的紅利。

同時要看到的是，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畢竟是在很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受制于當時要集中力量實現工業化的需要，這一制度還有許多不足。一是制度性的城鄉分割。財政投入的主要方向是城市社會保障，農村仍然主要依靠集體組織的互助合作，城鄉居民的待遇差距較大。二是限制勞動力流動。社會保障高度依賴單位，勞動力流動性不高。三是保障和管理水平殘差不齊，一定程度上影響保障的效果。籌資渠道比較單一，籌資水平不高，管理水平不高，在一些單位存在著保障不當、浪費保障資金、干部多吃多占等問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制度。這些缺陷決定了，這種制度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不適應生活水平提高、老齡化、勞動力市場流動、所有制多元化等新情況。

（二）把有益的歷史經驗發揚光大

當前，社會保障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短板。改善社會保障是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共同經驗的繼承和發展。在社會保障領域，改革開放之前有比較豐富的經驗，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

第一，社會保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不是負擔。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保障不僅沒有成為國家的負擔，反而有效服務于經濟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當前，我國面臨著重新凝聚經濟增長動力的任務，由于社會保障不完善，不利于激勵企業和個人創新；企業過于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窒息了創新活力；支出的不確定性刺激居民儲蓄，難以有效擴大內需。穩定的社會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穩定居民預期，增加消費，化解產能過剩，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人才儲備，應當把完善社會保障作為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戰略性選擇。

第二，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全能夠為人民提供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同時避免福利陷阱。改革開放前的經驗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在分配中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社會主義的公共服務系統、社會福利事業主要由公益性的機構承擔，可以向全民提供基本而公平的普遍服務，這些都有利于避免西方國家的“福利陷阱”，為人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我國確實要避免“福利陷阱”，但不能因此就在社會保障方面無所作為，而是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社會福利進行總體設計，建設成本適宜而又公平性的社會福利制度，真正讓改革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切實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第三，要走符合國情的本土化的社會保障道路。新中國初期建立了具有獨創性、符合本土化特點的社會保障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建設充分吸取了西方國家社會保障的經驗，但同時也要看到，西方的社會保障是建立在私有制社會基礎上的，隨著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依靠大量福利投入緩解社會矛盾的模式也遇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要充分挖掘本土化的資源。例如，通過加強基層組織的作用，強化集體互助在初級保健、養老等領域的作用；探索在市場經濟將條件下發揮企事業單位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作用；采取符合國情的技術路線；充分利用我國信息技術的后發優勢，改善保障的效果等。

第四，要充分發揮中國的政治優勢推進社會保障改革。新中國前30年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得益于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推動和黨政系統高效的執行力。當前，我國的黨政干部隊伍對社會保障的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需要在加強領導、干部配置、激勵和隊伍建設上進一步努力，把社會發展納入地方黨委政府考核指標，對社會保障投入等重要指標可以設置為一票否決。加強社會保障部門的隊伍建設，在全黨形成你追我趕抓社會事業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