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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根溯源，“米荒”只是冰山露出尖尖角。

針對本次“米荒”，除了高溫以外，日本官方和媒體還依次找了如下幾條原因：一是國內大米消費反彈；二是外國游客的增加；三是極端天氣引發的搶購。除了高溫天氣，其他幾條理由多有隔靴搔癢之嫌，甚至反襯出官方不作為。

譬如國內需求，以農林省給出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的年度大米需求量為702萬噸，比去年增加1.6%，為10年來首次轉為增加。日本媒體還解釋，是上半年其他主食價格上漲加強了大米的替代效應。

可還記得農林省去年的估測嗎？說好的需求量歷史新低，結果實際需求比估算多了22萬噸。在針對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上，預測錯誤了，就以新的現實統計翻篇了嗎？

再如赴日游客的“外需”拉動，農林省也給了精算，2024年上半年日本迎來了1778萬名游客，按一人兩頓飯算，訪日游客一共消費了5.1萬噸大米占了需求增量的近一半。今年6月，外國游客人數達到313.5萬人，創單月最高紀錄，且連續四個月超過300萬人次。預計今年全年外國游客將突破創紀錄的3500萬人次，較去年增長近四成。

然而，就像農林水產省前官員、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山下和仁所說的那樣，即使每月300萬游客都在日本停留一周，并且一日三餐都吃米飯，其消費量也只占總消費量的0.5%左右。

至于所謂的地震、臺風預警，也都是今年8月以后的事情，而大米不足的現象，最早可追溯到5月下旬，并在六七月間開始向全國擴散。就算硬說是理由，那也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且后三條理由即使全部加總，也不過是增加了區區20萬噸的需求量，在日本整個糧食盤子里的占比最多也就3%。如果僅僅因為3%的變量，就會造成全國性的“米荒”，農林水產省又該鞠幾次躬呢？

當上述原因都是表象是，導致大米短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將矛頭指向了日本農業協會。

包括山下和仁、岸宏之（經濟產業省前官員、慶應大學經濟學教授）這樣的日本知名學者在內，不少研究者將此次“米荒”的根本原因歸結為農協推動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的“減反政策”，“減反”，即控制耕地面積。那么農協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日本農協是一個由694個區域農業合作社組成的龐大團體，承擔著全國農產品的包裝、運輸、營銷和相關配套服務，有上千萬會員。其前身可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的帝國農協，在二戰硝煙剛剛散去的糧食短缺中，經歷過強制土改的日本推出《農業協同組合法》，正式確定農協為民間經濟組織，包含基層、地方、全國三層架構。

日本弄些架構格隆匯

日本農協的業務覆蓋面非常廣泛，幾乎涵蓋了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一線的農業生產和銷售，還包括了化肥殺蟲劑的供應、農機推廣、信貸保險、直達送藥、老年護理……農協有自己的醫院、加油站、加氣站、報社、電視臺、郵局。作為日本的頂層機構，農林中央金庫穩居日本前五大銀行，且資本充足率（即對銀行資本對風險加權資產的覆蓋比率）遠超同行。

更有甚者，農協業務還包括了殯葬、旅游，甚至汽車經銷、和駕校。農民如果想買一些特定型號的汽車，諸如斯巴魯卡車“kei”系列輕卡，還必須得是農協會員。

如此龐大的力量，農協的威力自不必說，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水稻連年過剩，國內外米價差距加大。面對這樣的結構問題，作為長期被宣傳為“市場經濟優等生”的日本政府，并沒有想什么“市場的力量”，而是在農協的游說與壓力下，推出了不分經營規模大小、自上而下的強制性一律限產的“減反”政策。

該政策規定，由政府來給農民制定一個固定生產量，組織農民按此規模生產并發放補貼。至于多出來的耕地，不論是休耕、還是輪作，補貼不變。

那么為什么會推出這樣的政策呢？正是因為農協與大批作為農協會員的小小生產者的反對。后者戶均經營規模不滿1公頃，但占水稻農戶近7成。這些人手上是真有選票的。而農戶本就是自民黨的傳統大票倉。直到本世紀初民主黨為取代自民黨，還不得不擴大補貼份額，以此拉攏農協。

“減反政策”的出臺，看似只是為了應對特定時期糧食問題而推出的權宜之計。誰曾想，這一“權益”，就是半個世紀，且至今仍保留濃厚殘余。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會讓許多決策都看似傾斜小農。實質上的權力壟斷，又會讓剝削形成產業鏈，且基層越分散，鏈條越緊密，最終又能不斷強化壟斷。日本農協為這個原理提供了生動注解。

在“減反政策”的作用下，水稻種植業進入了干多干少都一樣的狀態。這自然導致日本棄耕面積急劇飆升，僅僅三十年時間，日本的棄耕面積就從13.1萬公頃上升到42.3萬公頃。農地面積在60年里減少了3成。

日本80%的地區是山地丘陵，本就人多地少，大量農田棄耕后更是雪上加霜。日本人均耕地占有面積依然只有0.60畝，而中國則是1.59畝。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大米產量下降了 20%。按產量和熱量計算的糧食自給率，2023年各為61%和38%，較1965年分別下滑了25和35個百分點，在發達國家中毫無懸念地處于墊底水平，甚至還不如不少欠發達國家。

各國統計數據在2015年后未更新，按熱量計算的日本糧食自給率，到2021年就比表單中又降了一個百分點，仍在持續下滑。日本農林水產省

目前全日本只有約60%的稻田被利用，每年的大米產量不到高峰時期1445萬噸的一半。而“減反政策”看似在2018年被安倍政府終止，其實僅僅停了產量目標，對農民的補貼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有擴大趨勢，這又進一步增加了大米的價格。

更有甚者，日本農協為了維持日本大米的高價，還游說日本政府對進口米維持高關稅，最高可超過800%，日本國產大米幾乎壟斷了市場。而這自然由日本消費者買單，超市中十斤裝的大米，動輒折合人民幣一兩百塊錢。當然，農協也樂意發認證，“一等大米”越發越多，還配套著諸如“獨有水土”、“精挑細選”、“煮飯仙人”這樣的故事包裝，以“優質”旗號向國外出口。

類似這樣的傳說又不僅僅局限于大米，換算成人民幣后，300一個的熊本西瓜、1000一串的晴王葡萄、3000一顆的岐阜草莓，還有那些浸泡著“原生態”、“匠人品質”的天價懷石料理，那些年在咱國內的宣傳，大家也都不算陌生。

事實上，日本的自然氣候反而比國內更為吸引蟲害，再加上日本農業生產已經形成的習慣，導致農藥大面積使用，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日本單位面積用量為11.24kg/公頃，是我們國內水平的6.14倍。

更讓人咋舌的是，日本農藥使用量的排名約在全球的15-20，可日本農藥消費額的排名能夠在全球排進前三。不用說，日本的農民伯伯們自然用的又都是農協推廣的“精品農藥”。竹下正哲說，日本農產品是農藥里“泡”大的。而通過上文不難發現，日本農業是在計劃包辦里喂熟的。

曾有調查宣稱，日本農民的收入時而趕上都市白領，時而超過首都公務員。事實上，他們的農產品、農具、農藥、化肥乃至生老病死都被農協包辦著，每個環節都會被超額剝削一道，在這樣的環境下，也就能理解為什么農業號稱有這么高的收入，日本人依然不愿當農民。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人數減少了一半。2023年，日本農業人口已跌至116萬人，平均年齡69歲。僅僅2019年，平均年齡還是67歲。五年時間，全體日本農民又老了2歲。根據日本2023年版《農業白皮書（糧食、農業和農村動向）》披露的數據，在這116萬日本農民中，未滿60歲的有24萬人左右。“老農民”在日本真的名副其實了。

綜上，氣候、減產、棄耕、老齡化，而這背后還有比從業農民更為僵硬老化卻又龐大的利益格局，這才是“米荒”一角下的日本農業面臨的真正冰山。最讓人無語的是，面對著日益加重的國內農業危機，日本政府居然還在消耗大把精力，借著農業進出口販售“中國威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