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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柯】

時值新春，大疫當前。

筆者身居歐洲，無以助力奉獻，但與其空憂愁，不如尋訪故跡以增廣見聞，在這非常時期的除夕，匆匆探訪了歐洲20世紀最大的醫院。

說是醫院，其實是柏林境內的一座醫院“鎮”，在著名建筑師Ludwig Hoffmann長期主持下，到1929年，它發展成為擁有5500張床位的龐然大物。

而自19世紀末籌辦起，一直到20世紀中期，這座醫院的主要任務都是收治結核（俗稱“肺癆”）病人，患者數目之眾，我們今天斷難以想象。對比一下數據會令人更加驚訝：我國現行省辦及以上綜合性醫院床位數原則上不超過1500張；小湯山的床位也只有1000張。

由于“肺癆”的強傳染性，所以醫院設在遠郊，到今天仍被自然保護區三面環繞。沿著東德時期敷設的巨大水暖管道前行，遭遇疾馳而過的兩只狍子和三只野豬，霎時間自然生態、科幻、工業、歷史感都涌上前來。

德意志第二帝國末期和魏瑪時期的德國，除了必須面對政治經濟上的亂局，還遭受著肺結核疫情經年累月的威脅。據統計，1933年死于肺結核的德國人有約5萬，另有結核病患者約20萬。

但在今天看來驚人的絕對數字背后，卻是死亡率的逐年降低。這要歸功于德國針對結核病組建起來的防疫體系。與“治療”（Behandlung）一般疾病的提法不同，德國人用專有名詞來命名這套防疫體系——“抗擊結核”（Tuberkulosebek?mpfung）。筆者到訪的位于Berlin-Buch的醫院，便是體系中的一個環節。

（德國1892-1933，結核病每萬人死亡數）

由于結核病在當時尚屬不治之癥，抗擊結核的重心就在于阻斷傳播和加強護理，具體表現為一些重要立法的出臺，比如1911年《帝國保險規章》、1923年《普魯士抗擊結核法》等，以及大規模舉辦專門醫院和療養院。根據法律，患者的所有病理和社會信息都要登記報告，以便根據不同情境采取隔離措施。1924年時，全國共建成約400座結核專科醫院、170個成人療養院、189個兒童療養院、28個森林康復學校和29個康復所。1926年，政府與醫療保險業協會達成一致，決定將上報義務延伸至一切疑似患者，并宣布結核療養院免費開放。

（根據《普魯士抗擊結核法》制作的患者情況登記表格）

此外，隨著1940年代鏈霉素的發明和臨床推廣，結核病最終得到遏制，柏林的這所醫院也就轉型成為綜合性公衛設施。到了1989年，東德陷入混亂，醫院雖有4000人員編制，全年也只收治了3500病人。第二年，東德并入西德，醫院同時解體。自2012年起，原院區被逐漸改造為住宅，結核病的痕跡也完全看不到了。

因此，雖然結核病曾經是世界性絕癥，肖邦、契訶夫、卡夫卡、梭羅，都是受害者——這一長長的名單上，還有魯迅——但這些痛苦都過去了，和結核病同為乙類傳染病的SARS也過去了，甚至柏林的這所醫院，以及小湯山，都似乎不重要了。

基于這些經驗，我們甚至可以樂觀地預言，人類終將克服一切疫病的威脅。當然前提首先是，要正視它，如魯迅先生的名言：“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做、敢當”。

國內有人批評，當前國內的疫情擴大是當地主政者一開始“不敢做、不敢當、不讓別人說、權當看不見”造成的？筆者暫時無以深究，但是希望主政者要明白：研究怎么治病，非常重要，研究為什么技術條件到了，卻還治不了病、不能快速治病，同樣非常重要。

有效應對大疫大災，是檢疫一切制度和措施、一切人事和法治、一切修辭和宣傳的最終根據，中華民族在大疫大災中綿延了幾千年，然而中國的現代化治理水平與發達社會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法律與政策，公共應急機制，公共廉價的醫療保障，都是戰勝疫情的重要措施，所有這些方面，“中國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尚任重道遠。

魯迅先生所處的舊時代，技術和國家治理水平都還很低下，因此不幸殞命于肺結核這樣的時代“絕癥”，但是他總是會給千千萬萬彷徨的國人和我們這些后來者指出希望，他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他還說：“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魯迅就是這樣的脊梁，共和國的締造者們也是這樣的脊梁，千千萬萬的戰士，千千萬萬的科學家、勞動者，都是這樣的脊梁。

無論如何，筆者心中的“新中國”就該有“新”中國的樣子，“新時代”更要有“新”時代的氣象，在新的一年，在今后的年歲里，無論什么形勢、無論什么挫折，讓我們一起勉勵，做中國的脊梁。

向國內所有為應對疫情而奔忙轉戰、接受隔離、放棄走親訪友以及千千萬萬萬沉默的兄弟姐妹們致以節日的問候！你們都是中國的脊梁！給你們拜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