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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位于印控克什米爾烏里地區的印度軍隊司令部凌晨5點半左右遭到一伙武裝分子的襲擊，造成了18名印度士兵死亡，30多名士兵受傷，4名武裝分子在交火中被擊斃。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此次事件負責，但是印度政府在事發后指責襲擊與“穆罕默德軍”有關，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但后者對此堅決否認。

印度司令部遭襲擊現場

9月27日，一份證明指出烏里襲擊中的武裝分子來自巴基斯坦，以及2名巴控克什米爾地區村名協助恐怖分子進入印控克什米爾，相關證據已轉交給巴政府。與此次烏里事件相似的是早在今年1月份，約6名武裝分子在當地時間凌晨襲擊位于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Pathankot）空軍基地，與印度士兵交火超過17個小時，導致了7名印度士兵死亡，事后，印度政府在聲明中表示該恐怖襲擊由巴基斯坦恐怖組織“穆罕默德軍”策動。

一年內，兩次武裝襲擊徹底破壞了2015年圣誕節莫迪突訪巴基斯坦，并努力與其改善關系的美好愿景。此次烏里事件發生后，包括莫迪總理在內的多位印度政府高官通過國內外大大小小不同的場合影射“巴基斯坦‘出口’恐怖主義”，并表示要“還以顏色”。除了言語上公開表示對巴基斯坦的憤怒，莫迪政府也運用了一系列的外交手段試圖對巴基斯坦施壓，并且在國際社會中孤立巴基斯坦。

襲擊發生后一周的26日，莫迪政府提出重新審視于1960年在世界銀行調解下與巴基斯坦簽訂的《印度河水協定》，考慮“最大限度地使用流向巴基斯坦的河流”，并表示“血水不相容”（注：根據《協定》，巴基斯坦擁有對印度河、奇納布河以及杰赫勒姆河80%河水量的使用資格）。

僅一天之后，印度外交部發言人維卡斯·斯瓦魯普（Vikas Swarup）27日表示“在當前的環境下，印度政府無法參加11月份將在伊斯蘭堡舉行的第十一屆南盟（SAARC）會議，我們同時也了解到南盟其它一些國家也對是否前往參加表示出疑慮”，隨后莫迪本人也親自表示將不會前往伊斯蘭堡。

據悉，在莫迪做出決定之后，阿富汗、不丹和孟加拉國也發聲明譴責近期發生在克什米爾地區的一系列襲擊行為，并很可能也不會出席此次南盟會議。

很顯然，盡管這些都是印度政府用來遏制、孤立巴基斯坦的外交手段，但是同時，不得不說，南盟又躺槍了。

南盟全稱為“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又稱SAARC），從1985年成立到現在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典型失敗的區域性組織”，根本無法與亞洲其它區域性國際組織相比較。

究其原因，除了廣泛被接受的觀點外，例如印度作為南亞地區最強國實際掌控南盟走向，限制雙邊問題雙邊解決等，筆者認為不妨從南盟這一組織本身出發，探一探南盟為什么老是不順，常常躺槍。

1.南盟組織身份建構過程中的對立性

組織身份這一概念，最早由著名學者艾伯特（Albert）和韋騰（Whetten）于1985年在“Organizational Identity”一文中提出，韋騰和艾伯特最初給出的關于組織身份概念有三個屬性：核心、持久和獨特的特征（Central, Enduring, Distinctive Features，CED）。

學者安德里亞·奧斯納（Anderea Oelsner）在其“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Mercosur’s Identity Crisis”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制度身份的概念，她認為組織的制度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需要在傳統的三個屬性中增加一個屬性——Cohesion（結合力或凝聚力）。

筆者暫且不區分制度身份和組織身份兩個概念，而是一并借助這四個屬性來探析南盟“內心的苦”。

一般而言，成員實力相差懸殊的地區性組織，容易被某個實力強大的成員操縱成為工具。而對于區域內小國來說，為了最大程度地削減大國的區域霸權，最佳選擇同樣是通過聯合成立國際組織，團結力量增加談判籌碼，進而通過多邊協商機制解決區域內問題和沖突。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最初的成立背景和意圖同樣如此。南亞區域合作的構想最初由孟加拉國前總統齊亞·拉赫曼于1977-1980年訪問不丹、印度、馬爾代夫、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等國時提出。

除印度外的南亞國家對這一提議顯示了極大的熱情。它們希望借助南盟，共同應對不利的國際和地區形勢，通過集體的力量與地區大國印度達成較為有利的協議。而另一方面，印度則擔心南亞其它領國聯合起來借用多邊組織框架提出雙邊問題。

南亞地區國家的地理特征十分獨特，以印度為中心，東瀕孟加拉灣，西連阿拉伯海，南臨印度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亞其它國家分居印度東西南北，其周邊各國都互不相鄰。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印度為什么一直奉行雙邊主義，利用自身的地理條件一對一解決問題。因此1980年倡議提出后，印度曾一度持冷淡態度 。

韋騰和麥基認為初始成員國的早期組織選擇對集體身份的影響，就好比一個人的自然性格特點對其身份的影響，而嵌入組織身份構建的過程當中，至少有三個主要的解析要素（analytical elements）可以被清晰地識別出來：突發靈感的個人領導力，主導國家和社會的交互過程。

突發靈感的個人領導力，指一個或多個個體對共同建立一項制度的努力能夠影響其身份的形成；核心國家或軸心國家，指在區域性組織身份形成的過程當中扮演主導角色的國家,或者發薪人員（paymaster）；社會的互動交互，包括身份構建過程中組織成立國之間的互動以及與其它組織或行為體之間的交互。

對于南盟來說，孟加拉國前總統齊亞·拉赫曼和其它南亞小國領導人的倡議就屬突發靈感的個人領導力要素，核心國家要素毫無疑問是印度，而社會的互動則更多聚焦于成立國之間的交互過程。

南盟身份建立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前兩個因素的對立性使組織身份建立過程中第三個要素的權重過高:

一方面，南亞小國希望通過多邊合作框架更好地解決雙邊問題從而更有利于自身國家的發展；另一方面，印度的強戒備心以及自己核心國家的身份使得組織身份的發展方向與“突發靈感的個人領導力”背向而馳，二者形成了強烈的對立。如此的對立性使得南亞區域聯盟從一開始的身份建構就已經掉入了南亞小國與印度之間的相互博弈當中。

2.南盟組織身份的不完整性

如上文提到，組織身份（制度身份）的概念含有四個基本屬性，核心、持久性、獨特性和結合力。核心的屬性是指該組織由較少數量的國家組成，任何一個國家在組織當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從這方面來看，南盟成立之初到現在，8個國家（隨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加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退出，基本上擁有核心的屬性。1985年成立后所發表的《合作宣言》和《憲章》來看，持久性這一屬性的有無暫時無法判斷。

而南盟組織身份的不完整性恰恰表現在獨特性和結合力屬性的缺失。《章程》和《宣言》提出了可首先進行合作的10多個領域，包括電訊、氣象、運輸、航運、旅游、農業研究、合資經營企業、產品推銷等等。

結合組織的宗旨來看，南盟從成立之初表面上內容豐富，涉及的領域也較多，展現出“雄心勃勃”的態勢，力圖為促進南亞國家和人民的發展不遺余力。但正是因為組織定性太泛，似乎幾個非政府組織多多少少都能實現南盟提到的發展目標和奮斗方向，那南盟的價值何在？

再談結合力屬性，最初使南亞小國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來源于一種希望通過多邊框架有效地管控與印度的雙邊沖突的暢想。例如，1976年孟加拉國與印度關于恒河河水分享的問題；印巴之間存在已久的邊界分歧等。

但是印度從尼赫魯時期就已經確立并且日趨鮮明的“地區霸主”的思想使得南盟絕不可能成為以政治協商為主的國際組織。因此，南亞小國原本的渴望與現實的落差使得凝聚力這一屬性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而凝聚力屬性又直接決定了組織合作的效率。

1985年12月7日，南亞七國——印度、不丹、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尼泊爾、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在孟加拉國的首都達卡舉行了南亞歷史上第一次首腦會議。通過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南亞區域合作宣言》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憲章》，值得一提的是南盟憲章中還明確規定南盟憲章禁止各級會議討論雙邊爭議或沖突問題，而現實卻是幾乎所有南盟的國家都存在雙邊爭議或沖突。

因此，南盟真正的獨特性被掩蓋，或者說被故意隱藏了；結合力也因為“動力不足”變得若有若無。南盟最初既沒有定性為區域合作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同時又鮮明地反對作為管控沖突的組織。

獨特性屬性和結合力屬性的缺失使得組織身份概念的不完整，南盟似乎“可有可無”，從一開始似乎就已經注定了“容易受傷”的特質。從組織身份的角度來看，似乎也可以更好理解為什么印度總是能夠“左右”南盟了。

顯然，第十一屆南盟會議又躺槍了，南盟的發展愈發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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