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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昨天（3月27日），值中法建交50周年及國家主席習近平首訪歐洲之際，由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和法國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等機構共同舉辦的“面向未來的中法全球伙伴關系”論壇在法國外交部大樓舉行，中國外長王毅、法國外長法比尤斯等中法嘉賓到場發表重要演講，觀察者網作為媒體合作伙伴共襄盛舉。】

本文系據李世默在論壇演講整理，觀察者網獨家刊發。以下為李世默演講全文：

很高興今天在這個美麗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外交部大樓里和各位做交流。

中國有句古話，煮酒論英雄。現在煮酒太早，那我們只能喝咖啡論英雄。

站在這里，使我想起了曾經在這座大樓里工作過的兩位偉大的法國人。

第一位當然是讓·莫奈（觀察者網注：Jean Monnet，1888—1979，二戰后歐洲統一運動“總設計師”，享有“歐洲之父”的美譽），他的辦公室就在我們腳下的一層，他主導的舒曼宣言（觀察者網注：Déclaration Schuman，由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提出，建議將德國與法國的煤和鋼鐵生產融合到一起）在我們隔壁的房間里簽署，改變了歐洲及世界的命運。

讓·莫奈有一個宏偉的理想：征戰不休的歐洲各國和平相處于一個國與國之間的法治社會，永遠告別戰爭。

讓·莫奈雕塑

在這個理想照耀下，歐盟幾十年來的成就有目共睹。

然而，莫奈的當今信徒們繼承了他的政治遺產，卻似乎將他的理想教條化了，他們某種程度上相信歐盟能夠無限擴張，好像終有一天，不要說是烏克蘭，就連俄國、中國、美國也會加入歐盟，把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國際法魔術和他的永久和平想象在全人類實現。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都將生活在這個只講法治不論權力的天堂。環顧當今世界，也許他們正在將一個宏偉的理想變成一個美麗但不可實現的幻想。可能正因如此，歐洲陷入危機的邊緣；也許正因如此，歐盟內部的各國人民怨聲載道。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偉大的法國人，他的辦公室也在這座樓里，塔列朗（觀察者網注：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曾任拿破侖的帝國外交大臣，路易十八即位后再任外交大臣，維也納會議時成功的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保護法國的利益）。

塔列朗畫像

塔列朗沒有過宏大的理想，他有的是對一國一族自決權和文化差異的尊重和理解。正是這一位現實主義者，他協助主導的歐洲協調機制（觀察者網注：Le Concert Européen，又稱為會議制度，是出現在歐洲的1815年至1900年左右的勢力均衡）給一個充滿暴力和動蕩的歐洲帶來了整整一百年的和平。當然，用現實主義構建的歐洲國際秩序最終仍然沒有避免殘酷的戰爭。

今天的世界和塔列朗時代的歐洲有相似之處。世界從兩極霸權的冷戰到單極霸權的全球化，正走向多極權力的多元世界。我們面臨的權力多元化的演變過程還將持續很久，它的結果是戰爭還是和平仍是個未知數。

那么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謀求和平，我們更需要的是莫奈的理想主義，還是塔列朗的現實主義呢？

這又讓我想起了中國。無疑，中國的崛起是當今世界權力多極化的巨大因素，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將決定這一世紀整個世界的命運。如此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復興，不伴隨著連綿的戰爭，世界歷史上的先例不多。

中國正在探索一條道路。中國領導人近期提出了一個新的國際關系思維方式——新型大國關系。

今天我拋磚引玉：這個新型大國關系是否是莫奈的理想和塔列朗的現實的辯證結合呢？

沒有理想的世界是灰暗的，不接受現實的理想是虛幻的。只講完美理想的極端世界是什么后果？剛過去的一百年，我們文明世界已經歷了兩個極端美好理想指引下的可怕故事；而只講現實主義的世界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權謀，可能一夜回到狂暴的二十世紀初，今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歐洲不想回到100年前，中國和全世界都不想。

那么我們人類該怎么辦呢？基辛格博士說：當中國人遇到疑惑時，回過頭去，可以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尋找參考經驗，美國人只有200年的經驗積累。我昨晚嘗試發掘了一下中國人享有的這點小小的“福利”，發現我們的老祖宗那里確實是有一些法寶的。

中國儒家傳統價值中極珍視“度”的把握！所謂“過猶不及”，所謂“度德量力”，所謂“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以此觀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最美好理想，不顧現實推得過頭，必致禍端。中國過去的歷史教訓，和今天的“阿拉拍之冬”以及烏克蘭的現實正在教育我們：完美理想照耀下的“政治浪漫主義”往往導致最大的災難。而只講現實、只講眼前利益博弈，成王敗寇，不顧人類文明數千年醞藉的共同的道德理想，赤裸裸推向極端，那么“一戰”的殘酷與愚蠢殷鑒不遠。

上個世紀初，一個叫嚴復的中國思想家（福建人，我的同鄉）翻譯了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大作《天演論》，是達爾文進化論在中國傳播的杰出代表，在中國影響了不止一代進步知識分子。1921年10月，中共在上海誕生3個月后他在福建去世，之前他寫好了他的墓碑銘文，四個字：惟適之安。這個學貫中西、好為“帝師”的思想家一生的總結是，無任是為一人還是作為一國，一切要做得適“度”，才能獲得靠得住的安寧（但不是康德的永久和平，那是不存在的）。有一位中國年輕一輩的學者見了嚴復的碑文四字，內心為之震撼，他竟決然改名，他就是后來在中國暴得大名的哲學家“胡適之”（取碑文中間兩字）先生。

中國先人的經驗告訴我們：理想要適度，現實主義也要適度，士大夫一生的修煉在于掌握一個“度”。而“度”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完美主義的對立。中國人傳統上不追求完美、完滿與絕對，對此概念向來持否定態度。這不是中國古人如孔子這樣的頭腦里突然蹦出來的，它們是當時中國列國經數百年血淋淋戰爭與外交博弈的經驗總結得來的。2000多年來，中國朝代更替君王沉潛的歷史都在注釋這個道理。而歷代士大夫無不珍視之。所謂“雖不能至（‘至’即理想完全實現），心向往之！”

當今世界國際關系以所謂的國際法為準則，而現實世界里卻充滿了這個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現實世界有了“新加入者”，現實正在改變，準則是硬的約束，而中國“度”的概念是與時俱進的。中國人講的“度”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和動態的“適度”，大國之間是懷抱理想，而追求一種相互調適后的相對穩定，不追求絕對的權力主宰帶來的絕對穩定。那其實是做不到也是不存在的。在今天猶其重要。去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上強調說，中國要在處理周邊國家外交關系中把握好義與利的平衡。這也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智慧。顯然，國際關系中，義與利之間也有一個“度”，中國古人說的度真是無處不在啊。

走出歷史向前看，新型大國關系也許正是中國人這個“度”的概念在國際關系上的體現：

追求一個以公平規則為范式的國際秩序；

但同時尊重和承認權力在國際社會中無法取代的地位，用尊重文化差異為原則的大國博弈來促進大國之間的合作和有效地管理他們之間的競爭及風險，尊重互相的核心利益和影響區域。

懷抱崇高的理想，同時尊重權力的規則，維護規則規范下的權力，也許這正是古老的中國思維對兩位法國先賢的結合與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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