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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大家拿的手機，很多都是外國品牌啊！”

上月初，在中關村創業大街考察時，看著大家手里高舉的手機，李克強總理不由發出感慨：

“很多國產手機的操作系統也是國外生產的，我們要讓更多‘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變成‘Created in China’（中國創造）！”

這已經不是總理第一次談創新了，去年全球研究理事會開幕式上，李克強曾提到：“讓創新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升級的強大動力。”同年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也曾對中外企業家說，“創新不單是技術創新，更包括體制機制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今后創新發展的巨大潛能仍然蘊藏在制度變革之中。”

“一帶一路”戰略正在推進，對于正在邁開步子走出去的中國而言，如何在技術和制度上占據優勢，成為能不能贏得市場先機和他國信任的關鍵一筆。

5月30日，首屆世界經濟論壇在人民大學舉辦，原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南開大學副校長佟家棟（從左到右）發表演講

5月30日，在“首屆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論壇”上，各路學者齊聚一堂，圍繞中國與世界的經濟增長問題各抒己見。在諸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創新”受到學者們的一致關注。從技術創新談到制度創新，從企業創新談到國家創新，這些務實派經濟學家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展開熱烈討論。

話題首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教授開啟，在談到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時，隆教授認為，對于眼下正處于金融危機余波中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來說，靠科技促進產業轉型，提升國際競爭力，是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和挑戰的法寶。他說我們一方面看到不少外資企業撤離中國，一方面又看到外資引進大規模上升，背后的道理在于我們的產業結構在發生巨大變化，而技術創新就是一個重要環節。

“新一輪技術革命對中國來說是機遇和挑戰并存，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好機遇，就可能實現彎道超車”。隆教授用生動的例子詳細解釋了中國政府和企業在這一輪新技術革命中所做的努力：“華為在移動通訊設備領域能夠快速出擊，成為世界最大的移動通訊設備制造商，靠的就是整合全球研發資源，利用全球市場和人才實現跨越式發展。另外還有一大批新型企業比如大家常說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等，說明我們的一些企業是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當然還有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等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

5月底胡鞍鋼教授在人大舉行的首屆“一帶一路”經濟論壇中提到的，“中國正在不斷成功塑造本國的經濟地理，同時開始塑造周邊經濟地理，進而重塑世界經濟地理。”中國改變世界正逢其時，在隆教授看來，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其實就取決于誰能夠把握好每輪重大技術革命，“所以在世界經濟大挑戰、新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的時候，我們需要看到機遇，用比以前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把握好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機遇。”

對于隆教授提到的技術創新，中國前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老先生深表贊同，在他看來，中國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就在于我們能夠不斷創新。李先生還向大家講述了他在擔任俄羅斯大使期間的一個小故事：“在航空技術合作上，中國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動機。我們自己可以造，但在性能上還是不及俄羅斯。俄羅斯人曾經很驕傲地公開表示‘中國可以造，但還得買我的’，我聽了以后心里很不服氣。有一次我給科技大的學生講，希望大家能夠努力把發動機造出來。我也曾請教過專家，為什么我們造不出來，主要障礙有兩個，一個是材料，一個是功能，發動機葉片有一個核心，這個葉片很薄，要靠手工磨制。這是需要非常有經驗的技工來完成的。前些年我們國家只顧著做生意、賺大錢，搞金融之類，忽視了這一塊人才的培養。但是德國人就很注意這一點，一直在做職業教育。瑞士到現在為止最高級、最精密的產品還是手工的。所以當我看到我們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大國工匠》時非常興奮，我們終于明白培養熟練工人的重要性了。”

相比于其他學者強調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教授則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了大家：創新天天在發生，但重大創新幾乎沒有。張所長解釋到：

“技術進步直接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相關，但我們看一看全球的勞動生產力增長速度，真是讓人擔憂，1999年到2006年全世界勞動生產力增長了2.6%，去年僅增長2.1%。勞動生產力技術進步的指標叫做TFP，過去幾年幾乎是零增長。以美國為例，這是我們認為最具創新的國家，2014年的全要素增長是-0.2%。一項重大技術突破帶來的經濟增長周期一般在30年到40年，這個周期過了之后如何拉動經濟增長，這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方面。”

張宇燕教授還談到近年來比較熱的3D打印技術和醫藥醫療技術。在他看來，3D打印本質上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是背道而馳的，“因為提高勞動生產力需要依靠大規模生產，而3D打印是個性化生產。還有醫藥醫療已經撞到了一個看不見的墻，醫療技術的發展是為了維持人們的壽命，但解決不了精神上的問題，而且在這方面的消耗過大，根據哈佛大學的報告，每年為維持人類生命所消耗的財富達幾萬億之巨。躺在床上渾身插著管子，這樣維持生命浪費財富有什么意義？”——如何利用技術創新帶來最大收益，恐怕是這個極客流行的世界需要反思的問題。

“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除了贏得技術創新的優勢之外，制度創新也是中國能夠領先的關鍵之一。與會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倡導的亞投行、金磚銀行，無一不是在制度上獨辟蹊徑，贏得先機。

對此，張宇燕教授繼續講到：“技術、人口、產品、服務的流動都受制于全球的規則和制度。目前TTP、TTIP、RECP等各種各樣的地區貿易談判此起彼伏，但全球貿易體系在碎片化，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各個國家更關注自身利益，紛紛搞一些排他性的貿易安排，美國參議院上個禮拜通過了針對中國的TPA（觀察者網注：TPA即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貿易促進授權法案，也就是所謂“快速通關”程序，即只要行政部門滿足TPA所列讓其國會參與等條件，美國政府與貿易談判國達成協商后，協定送交國會時，國會只能對整個協定表決同意或反對，而不能修改條文或逐條審議）。很多國家已經把國際規則的確立當作打壓競爭對手的手段，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制度非中性。我們說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其實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間的競爭取決于你的實力，也取決于規則，因為沒有規則，你的實力都是虛的。”

南開大學副校長佟家棟教授則以正在推進的自貿區為例，詳細解釋了中國制度創新帶來的機遇。“重建國際經濟秩序是一個在改變規則同時競賽的問題，要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不是簡單地抵御外部沖擊，還要有一些積極對策，這種積極對策就是深化改革，加快開放，‘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就是改革的成果。2013年9月28日，上海自貿區成立，緊接著2015年12月12日，天津、廣東、福建三家自貿區紛紛成立。在這個從不太完善的市場經濟向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分幾步走、路徑是什么、政府職能如何轉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等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對于國內企業來說，自貿區需要營造一個便利的貿易環境、投資環境、創新環境，以及一個便利高效的服務系統；對于國外企業來說，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供一個進入中國市場的便利，是自貿區應有之意。而在佟家棟教授看來，這就是在制定規則，就是制度創新，既解決國內投資問題，又解決了“如何參與國際金融秩序”的問題，只有大家都接受中國制定的規則，才能夠吸引國外資本進來，大家都玩得起，自貿區才玩得轉。

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自貿區規則制定的重要性，佟教授以制造業為例，詳細解釋自貿區如何吸引資本進入：“現在靠國內龐大的和潛在的市場，制造業在中國有很多機遇。但是具體到某一家企業，它感興趣的可能是相對便捷的原材料進口、投資和融資環境以及預期的國內潛在市場和經濟總量的增長，這就要求政府在自貿區規則設計時，需要量身定制，打造一套能夠吸引這個企業的辦法。”

當然，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是一體兩面互為表里的，佟教授進一步解釋到，“大家看到的自貿區總體方案中，沒有一家不涉及科技創新的，這正是企業科技創新和國家創新的結合。”

在李克強總理和中關村精英談完創新后不久，5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浙江考察時再次提到，“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爭。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在創新方面，中國的產業界篳路藍縷開拓新章，而國家層面的創新意識也已經非常清楚。做得好，還要能說得好，還有能提煉為具有指導性的思想。落實創新思維，構建新型國際經濟關系，在這方面，人大世界經濟論壇或許能提供更多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