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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這次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的背景是新冠疫情，這次疫情可以說是近代全球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一個挑戰。目前，疫情已經造成全球超過1.8億人得病，死亡人數接近400萬，美國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得了病，3300多萬人感染，死亡人數超過60萬。

這次疫情既給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增加了一個時空坐標，也讓我們反思，為什么中國能？

回望共產黨百年的奮斗，中國今天取得的成果，特別這次疫情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我覺得我們作為做經濟學研究的人，有點汗顏，因為實踐已經遠遠走在前面，而我們的政經理論提煉遠遠不夠。

去年，中國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經濟全面恢復，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2.3%，美國下降了3.5%。

我當時看到這個數據覺得一定出了問題，中國去年有小半年的時間，大家待在家里做飯，而家里做飯是沒有GDP的，因為家務勞動不是市場活動，而美國和歐洲他們一定要出去吃飯、喝咖啡，這些經濟活動使得他們有很高的GDP，還有去年年底，美國的死亡和感染病例需要治療，也創造了GDP。

我們感染人數一共不到8萬人，死亡人數4000多，也就是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這些正面效應都不在GDP里反映。

所以，去年我帶領我的團隊，我們嘗試做了一個關于中國抗疫的經濟收益的研究，中國成功控制住疫情，對比國外避免了多少發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按生命價值表來算，創造了多少價值。

算出來的結果我們自己也嚇一跳，這個數字太大了，但在現實中這些不反映在我們的GDP里面，也就是說目前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測量方法都是有問題的。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經濟基本處于癱瘓，不僅僅因為疫情。前兩天特別感慨，我曾經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美國的國慶節是7月4號，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美麗的時節。80到90年代，我當時在匹茲堡大學讀書，校園里有大草坪和噴泉，到了7月4號，大家自發到廣場鋪個毯子坐下來吃喝，聽著交響樂，放著煙火，大家都很happy。

那個時候，我覺得看不見的手，讓社會處于一個均衡狀態，非常好，但是現在看到美國紐約州進入災難緊急狀態，因為槍擊事件太厲害，美國現在成為一個的癱瘓、無序的狀態。

此外，關于抗擊新冠疫情，我們學者在經濟研究上都發了文章，用數據對比中美情況，對比說美國要好得多，因為美國把錢都發給個人，但是就不看宏觀上美國花了多少錢，美國已經快6萬億美元了，中國花了多少錢，我們財政一共5000億，把特別國債加起來大概也就在3萬億人民幣。

我們花的比人家少得多，我們的效果好得多，但在經濟學研究里面體現不出來，所以我覺得一定是我們的理論出了問題。

學了這么多年經濟學，我覺得西方經濟學只有微觀，而缺少宏觀和中觀。比如消費者理論、市場均衡等都是站在微觀角度。

其實，西方經濟學不談中觀，更沒有宏觀。我跟國外的同事們也溝通很多，他們還在那等著計量回歸結果，證明為什么戴口罩可以幫助抗疫。咱中國人多有智慧，我們不用等回歸數據。第一時間全體人民隔離，把病毒給悶死了，這就是宏觀把控的結果，宏觀是1，有了這個1才有后面所有的0。

美國有錢有人有技術，但是它缺宏觀把控，所以美國疫情就此起彼伏，搞不定。你看現在Delta病毒，“來姆達”也來了，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我覺得應該用中國的實踐經驗來改寫現代的經濟學，不能把現在學的一點西方經濟學理論，當成經濟學的全部。

通過這次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首先是宏觀效益、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我們第一時刻全民隔離，也充分體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后，中觀是產業的結構，區域協同，比如我們現在對科技行業、新能源行業的投入，當時有很多經濟學家在批評，現在他們也認識到趨勢是對的，短期的性價比可能不高，但它是一個長遠的收益。

微觀其實只是我們經濟學現在講的市場、企業、消費者利益，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疫情，讓大家看到西方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時候，失去的是國家安全，失去的是60多萬人的生命。

美國近3300萬人得了病，我們可能遠遠低估了這次疫情對整個西方和全人類造成的沖擊，得了新冠疫情以后，盡管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新冠患者帶來非常大的后遺癥。

目前，The Lancet（柳葉刀）的研究已經證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后遺癥，美國槍殺等各種惡性事件跟這些影響都是連在一起的。

如果只考慮微觀，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大家都知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導體物理專業的學生，那時中國半導體在世界屬于第一陣營，因為我們的“兩彈一星”全是自己造的，那個時候不是我們封閉或半封閉，是別人封鎖我們，不賣給我們，就像今天一樣的。

但是為什么后面半導體行業都清零了。因為半導體行業投入巨大，當年我們半導體為軍工服務，它那個時候還沒有民用，所以它的產能是不夠的，投入研發成本又很高，肯定是虧損的，80和90年代，虧損企業就倒閉，所以半導體行業就全清零了。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好的GDP、壞的GDP。美國去年GDP只降3.5%，其實很多是壞的GDP，它那么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里面了。我們成功的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費那么多的醫療費用，我們反而GDP不高。

從這一次的疫情，我們看到宏觀效率絕對不是簡單地微觀的總和，也就是說沒有宏觀把控，沒有“1”后面其實都是“0”，不是加總起來就是社會效益最大。

而我們經濟學里面都是假設，有個社會規劃者，把每個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會總效用，其實這是增長理論的奠基者保羅·羅默的觀點，他也早就質疑了，個體的最優絕不代表總體最優，我覺得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亞當·斯密的這套理論給徹底打破，這就是經濟學的第一代理論。

諾獎得主保羅·羅默。圖片來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