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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立】

一張保證書，等于一條人命。

這個算式，不管在數學上，還是在法律上，都是不成立的；然而，在現實中它卻成立了。

近日，在山東泰安，周女士在單位上班時慘遭追求者劉某數刀砍死。據了解，從2018年進入單位開始，周女士便遭遇已有家室的同事劉某的騷擾。2021年3月5日，劉某將周女士從單位宿舍帶走并強行拘禁。劉某在派出所寫下保證書，保證書寫道，“感情不能是一廂情愿，我保證以后絕不糾纏”。一個月后，劉某將周女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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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某

有句俗話叫“男人的話能信，母豬都會上樹”。這句話有些絕對、片面和粗糙，但話糙理不糙。事實證明，這份保證書，是劉某寫的“鬼話”，吹的“邪風”。

保證書有用嗎？有用，但得看用在什么事上。

律師寫合同時經常寫“×××承諾與保證：……”寫這個什么意思？就是建立某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比如，某借條上寫，“×××保證于×年×月×日歸還借款。”這就是給借款人加了一個限期還款的義務。如果借款人做不到，出借人就可以起訴到法院要求借款人歸還借款。所以，在民事法律關系中，保證是有用的。

然而，在劉某這，保證是沒用的。因為我們不能用保證來阻止違法犯罪行為。保證不做法律本來就不讓做的事，有什么意義？這樣的保證有用，那還要法律干嘛？劉某保證“以后絕不糾纏”。糾纏？非法拘禁、暴力傷害，這已遠遠超出糾纏的范圍了。

這份保證書既不能懲罰劉某保證前實施的犯罪行為，也不能阻止劉某保證后實施的犯罪行為。問題是，沒什么用的保證書，怎么就讓警察相信它有用，并輕輕放過了劉某呢？

因為執法失去了法律的邊界感。

涉嫌違法犯罪的“情感糾葛”也應被執法者正視

什么是法律的邊界？

如果保證書可以阻止犯罪，監獄就失去一個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時間內阻止罪犯再次犯罪。所以，監獄的鐵絲網高墻就是一種法律的邊界。遺憾的是，這種法律的邊界并不是在所有時候都有效，甚至有時被倫理、關系和情感模糊了。

中國是一個傳統倫理社會。倫理社會是一種人情化的關系型社會，特別強調“不爭”和“和諧”的社會關系。在倫理社會里，人們的權利意識不容易凸顯出來，甚至有時被忽視。

以此案為例。劉某與周女士是同事，同事關系及情感因素可能影響到人們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看法，忽略了周女士的人身已因劉某實施的犯罪行為受到嚴重傷害以及劉某與周女士同單位，存在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客觀便利等基本事實，而不愿以刑事制裁手段去阻斷劉某的騷擾（在劉某和一些人眼里可能是“追求”），避免破壞同事之間的“友好”關系，繼續維持表面、虛假的和諧，以致模糊甚至抹去了個體的權利和法律的邊界。

當法律喪失邊界，就像二戰時被德軍突破的馬其諾防線一樣，形同虛設，犯罪者或潛在犯罪者未感受到足夠的威懾，可能變本加厲，升級違法犯罪行為，用終極暴力（死亡）撕去溫情脈脈的面具。

這份保證書也不是“防火墻”，只是看起來多了一層其實沒有任何保護作用的“保鮮膜”。它保護不了周女士，反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讓人誤以為劉某已失去了危險性。

如果沒有這份保證書，那么情況會怎樣呢？

雖然現實世界沒有如果，但為了避免未來更多的悲劇發生，我們現在需要講“如果”。

如果沒有這份“該死”的保證書，依據刑法規定，劉某的行為已涉嫌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傷害罪等，公安機關應當對其進行立案偵查。

換言之，劉某會在非法拘禁周女士后被派出所依法拘留進而刑事偵查立案，移交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會對其犯罪行為作出判決，那么周女士也許不會死。

犯罪就是犯罪，不因同事關系或追求關系，也不因一紙保證書，就免除犯罪，沒有這樣的法律規定。這是執法者和司法者應有的邊界感。我們應當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同情犯罪嫌疑人或息事寧人，實質上是縱容犯罪。

然而，在現實中，這種案件就和很多家庭暴力案件一樣，很難得到執法者的正視和依法處置，往往被當作民事糾紛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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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惡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不制。不要以為這只是男女情感糾葛，不是大惡，是小惡，就不管了。是惡就得制，法律就是以惡制惡。我們應該統一執法和司法尺度，對于涉及情感、家庭因素的犯罪不枉不縱，予以其應有的制裁，守住法律的邊界與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