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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柳博赟】

2020年5月13日，文學界享有盛譽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題名《牛津圣經疑云》（A Biblical Mystery at Oxford）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著名記者賽巴爾（Ariel Sabar），他曾經以一篇《耶穌有妻子嗎？》（Did Jesus Have a Wife？）揭露了“耶穌妻子福音”紙草是學過科普特文的江湖騙子偽造的，而哈佛大學的金教授（Karen King）中計受了騙。這次，他又揭露了另一件學術界丑聞。但是，這次丑聞的制造者不是名不見經傳的江湖騙子，而是堂堂的牛津大學紙草學頂級專家歐賓克（Dirk Obbink）。

歐賓克在牛津大學辦公室中展示紙草 《衛報》視頻截圖

歐賓克才華橫溢，這一點無可否認。2001年，在他四十四歲的時候，就因為在紙草學上的成就獲得了高達五十萬美元的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這個獎項也被稱為“天才獎”，專門頒發給在某一領域做出突破性貢獻的專家學者，鼓勵他們繼續出成果。那個時候，他任教于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教古典學和紙草學，還是鼎鼎大名的奧克西林庫斯（Oxyrhynchus）紙草項目的主編。無論怎樣看，他都是一位前程不可限量的杰出學者。但這樣一位杰出學者，卻在2020年3月被拘留，罪名是監守自盜，而且涉案金額極其巨大。這一案件現在還在調查之中，但歐賓克入獄服刑已經是毫無懸念的事。

一般人都會覺得人文學術是象牙塔，曲高和寡，學者雖然生活優渥但不太可能大富大貴。那么，歐賓克是怎樣用不法手段把他的知識巨額變現的呢？他的同伙是誰？他又是如何被揭穿的？我會結合之前的媒體報道，以及對美國貝勒大學前首席副校長、北京大學英語系客座教授謝大衛（David Lyle Jeffrey）的獨家采訪，給國內關心這一事件的讀者做出介紹。

歐賓克最重要的金主，是保守福音派富豪格林家族。他們擁有的家居用品連鎖店好必來（Hobby Lobby）在美國人盡皆知，大衛·格林（David Green）和史蒂夫·格林（Steve Green）父子都在福布斯榜上有名。大衛·格林是好必來的創始人，他生于一個牧師家庭，他的兄弟姐妹要么當了牧師，要么嫁了牧師，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按照家族傳統擔任神職。大衛·格林雖然沒有什么文化，卻有敏銳的經濟頭腦，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在他看來，他的財富都是上帝所賜，他的信仰越堅定，上帝的恩典越加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兒子兼接班人史蒂夫·格林也是一模一樣：在商界非常成功，卻缺乏正規教育。史蒂夫同樣沒有上過大學，同樣屬于保守福音派。保守福音派往往忽視早期教會傳統，但極度重視圣經，甚至相信圣經字面無謬，認為讀經能夠得到上帝的直接指引和護佑。不僅如此，在很多美國保守福音派人士的眼中，基督徒身份和美國好公民身份分不開，愛主和愛國是一體的，而圣經是美國立國之本，也是美國強盛之因。

斯蒂夫·格林著《圣經在美國》

格林家族決定建立圣經博物館，最為關鍵的一個動機就是他們對圣經的看重。從2009年起，他們開始大量買入圣經抄本。在格林家族的眾多藏品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都是古老的圣經抄本，希臘語、科普特語、敘利亞語抄本都有，總數超過一千份。而促成格林家族大量買進文物的，是藏品項目的主管卡羅爾（Scott Carroll）。卡羅爾曾經幫助另外一位富豪范·坎彭（Van Kampen）建立私人圣經收藏，在業內頗有名聲。在卡羅爾接手格林家族的這一龐大項目之后，在短短五年中，格林家族就買下了四萬多件文物。

斯蒂夫·格林夫婦著《圣經是本危險的書》

卡羅爾是一個頗有心計的人。他從外表上看起來是一個虔誠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聲稱和格林家族立場一致：圣經對于個人信仰和國家命運都極為重要，為了傳揚上帝的話語，榮耀上帝的圣名，就要盡可能多地買進圣經抄本，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國際知名的圣經寶庫，讓全世界都知道圣經真實無誤。格林家族在這種使命感的推動下，不僅大量購買圣經抄本和其他文物，還花了五億美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核心地區買下一棟大樓，將其改造為圣經博物館。開幕之日，他們還邀請到了美國、以色列政要出席。

格林家族雖然有遠大抱負和雄厚資金，但有一點他們很欠缺：專業知識。讓連大學都沒有上過的格林父子去鑒別文物，固然是強人所難，但他們對自稱保守福音派的卡羅爾極其信任，這就是所托非人了。圣經博物館的絕大部分館藏，都是卡羅爾負責藏品的時候購買的，其中有相當數量藏品無法確定合法來源（provenance）。也有一些學術界的朋友勸格林家族，來源不明和真偽存疑的東西不要買。但他們已經被自己的偏執所蒙蔽，反而斥責這些朋友，說不要成為他們的攔阻，這樣不榮耀主。

正是在卡羅爾主管格林家族收藏的時候，他與歐賓克接上了頭。很快，歐賓克就成為格林家族的重要顧問，進而成了紙草抄本的主要賣家。和卡羅爾一樣，歐賓克外表上看上去也非常虔誠，據說每周都去牛津大學圣公會的禮拜堂。格林家族真心相信，他們找對了人，歐賓克、卡羅爾和他們有同一個信仰、同一個夢想，他們能一起把圣經收藏做好做大，圣經博物館能夠得到主的悅納。

與此同時，歐賓克源源不斷地把古代紙草賣給格林家族。其中很多紙草，其實來自埃及探索協會（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保存在牛津大學賽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的奧克西林庫斯紙草藏品（Oxyrhynchus Collection），而歐賓克是負責編輯出版這一藏品的主編之一。他有隨時接觸紙草的權限，甚至有些紙草就存放在他辦公室里。埃及探索協會還覺得占用了他的辦公室空間，對他心懷感激之情。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歐賓克不僅賣掉了屬于單位的紙草，還徑直銷毀了圖書館里的索引卡和照片，抹掉了他監守自盜的痕跡。除此之外，他還勾結土耳其文物販子，而這也是來源不明的紙草流入格林家族收藏的另一個渠道。

歐賓克有隨時接觸奧克西林庫斯紙草的權限 《衛報》視頻截圖

2010年，格林家族收藏的各種抄本數量已經非常可觀了。他們與德克薩斯州韋科市的名校貝勒大學聯系，希望能夠合作，來釋讀和整理這些抄本。貝勒大學的謝大衛教授建議他們開展一個專門項目，組織系統研究。不然買了之后束之高閣，只有極少數學者能夠看到，藏品的價值就無法充分發揮。格林家族深以為然，隨即以貝勒大學為中心，開展了“格林學者計劃” （Green Scholars Initiative），資助一些福音派院校進行與抄本相關的教學與科研。謝大衛教授也在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建立了“手稿研究學會” （Manuscript Research Collegium），其中一些手稿即來自格林家族藏品。筆者有幸跟隨自己的敘利亞語教授參與了手稿研究學會第一次會議，在會議上結識的尼爾森（Melinda Nielsen）博士從圣母大學畢業后到貝勒大學做博士后，其資助者正是格林家族。尼爾森博士教學與科研水平很高，博士后出站即留校任教，現在是貝勒大學經典文本項目（Great Texts Program）副教授。她今年將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一本《人類救贖之鏡》（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手稿研究，這部中世紀晚期手稿也是格林家族藏品。

貝勒大學手稿研究學會的負責人，是古典系的費什（Jeffrey Fish）教授。他曾經在牛津大學上過歐賓克的紙草學課程。他在德克薩斯州大學讀博士的時候，歐賓克還給了他很多指導和建議，幫助他找到正確的研究方向，順利完成博士論文。費什對歐賓克極為尊敬和仰慕。但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次歐賓克以合作為名義，實際上卻是有意要欺騙和利用他，而歐賓克的同伙就是卡羅爾。

卡羅爾是首先聯系費什的人。費什之前并不認識卡羅爾，也沒聽說過格林家族藏品，對卡羅爾的身份和目的心懷疑慮。費什剛開始不太相信，現在還會新發現大量的紙草文獻，有待釋讀、編輯和研究。但卡羅爾很清楚，費什對歐賓克是完全信服的。于是卡羅爾提到了歐賓克，說歐賓克是他們的高級顧問，費什的疑慮就開始消解了。接下去，費什給歐賓克發了郵件確認情況，歐賓克隨即回復說，希望費什與卡羅爾通力合作。

卡羅爾以“格林家族藏品主任”的名義，代表格林家族在貝勒大學古典系開展“格林學者計劃”本科生項目，進行了一系列教學活動。卡羅爾所展示的紙草文獻獲取方法，稱為“化開法”（dismounting/dismantling）。埃及木乃伊經常保存在殼筒（cartonnage）里，殼筒是亞麻或紙草加熟石膏層層糊成的。將熟石膏溶解之后，就可以將亞麻或紙草揭開。如果紙草上面有字，就可以解讀其內容。這種殼筒在古代埃及是量產，現在也很容易獲得。歐賓克聯系了奧地利收藏家，賣了很多木乃伊殼筒給格林家族。明眼人一看便知，木乃伊殼筒是給來源不明的紙草編造來源的現成工具，誰也不能事先預知殼筒里能化出來什么。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有時也使用“化開法”來尋找古代手稿。但是，由于這樣會毀壞文物，而揭開的紙草經常是行政文書比如賬本殘片之類，沒有重要的文學文獻，所以這種方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被棄而不用了。卡羅爾卻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拾起了“化開法”，而他的科研設備相當簡單粗暴：熱水加洗潔精。

從2011年開始，卡羅爾就在貝勒大學古典系展示他神奇的“化開法”。他負責把木乃伊殼筒泡在兌好洗潔精的熱水里。按照他的說法，這是高科技，他是老專家，其他人掌握不好，會搞壞無數殼筒也化不出一份抄本來。當他把紙草成功“化出來”，就由學生拿起、展平、壓干、釋讀。他還拿了很多紙草樣本給學生看：希臘文、科普特文的圣經抄本，甚至有一份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新約抄本殘片，都是這樣從殼筒里化出來的。

歐賓克與埃及木乃伊殼筒  圖自《衛報》，攝于牛津大學賽克勒圖書館

2012年1月，卡羅爾又來到貝勒大學古典系，向本科生展示化開木乃伊殼筒。這次來觀看的還有謝大衛教授和費什教授。卡羅爾故伎重演，將紙草樣本、殼筒、熱水、洗潔精一一準備好。這時，謝教授注意到，卡羅爾將紙草樣本放在水池旁邊，每一張紙草樣本都壓在兩片玻璃中間，只有一張沒有壓住。卡羅爾一如既往把殼筒泡水，然后胸有成竹地撈起一張紙草，交給學生釋讀。學生將紙草壓平、打光，字跡放大，將釋讀出來的希臘文輸入數據庫，發現是《圣經新約·羅馬書》10章，全場轟動。

卡羅爾在貝勒大學古典系化開木乃伊殼筒 圖自：貝勒大學古典系新聞通訊2011年秋第8輯

但幾何學家出身的謝教授一眼認出，這張紙草和他之前在水池邊看到的那張沒有壓住的紙草，形狀一模一樣。也就是說，卡羅爾是偷偷把事先準備好的紙草放在冒著泡泡的熱水里，然后假裝新發現了圣經殘片。謝教授大為震驚，立即告訴了身邊的費什教授。費什教授也呆住了，覺得難以置信。謝教授自然對卡羅爾的人品產生了懷疑，對他的履歷一條一條去做了查證。這時他更加震驚地發現，履歷里有各種造假。其中列出了五本卡羅爾署名的專著，沒有一本是真的。謝教授專門打電話給履歷中寫的要出版這些專著的出版社，出版社的回復是：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卡羅爾明目張膽講假話到什么程度呢？謝教授忽然回想起，卡羅爾曾經夸口說自己上高中的時候，就成為美國國家摔跤隊隊員參加奧運會。謝太太順手搜了一下，發現卡羅爾上高中的時候，只參加過他們學校的摔跤隊。

卡羅爾顯然覺得是自己舉足輕重的人物，貝勒大學師生能看到多少格林家族藏品，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他。他要求貝勒大學給他開更多工資。謝大衛教授將卡羅爾“化開殼筒”造假和履歷造假的事通知格林家族，格林家族很快解雇了卡羅爾。

但這并不影響卡羅爾在其他的保守福音派人士那里推銷他的“化開法”。他早已聯系上了著名的護教作家麥道衛（Josh McDowell）和達拉斯神學院新約教授華萊士（Daniel Wallace），如法炮制了一番。而這兩位相信圣經殘片竟然能以木乃伊殼筒的方式保存至今，實屬上帝大能和豐盛恩典。麥道衛在其暢銷書《鐵證待判》的最新一版中多次提到卡羅爾，稱之為圣經文本專家，還引用他的話，表示大量新發現的圣經抄本證明圣經無謬，而他們對圣經的信心乃是無可動搖的。

麥道衛《鐵證待判》的最新一版

華萊士選擇了一種更為戲劇化的方式：公開辯論。2012年2月，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客場迎戰新約教授埃爾曼（Bart Erhman），辯題是“新約原始文本是否可考”。埃爾曼是無神論者，他認為新約原始文本已經失落，存世抄本最早也是公元三世紀初的殘片，完整的福音書抄本最早也是公元370年左右的，比成書最早的馬可福音晚三百年，因此我們無法獲知文本本來面目。但埃爾曼不知道的是，華萊士有一個秘密武器：“公元一世紀的馬可福音殘片”。他要以此表明，這一離馬可福音原文成書年代不遠的殘片是有力的證據，證明文本沒有被篡改過，存世的福音書記載是可信的。

這一殘片是哪里來的呢？2011年9月，“格林家族藏品”負責人卡羅爾和“格林學者計劃”負責人帕登格爾（Pattengale）來到牛津大學拜訪歐賓克，咨詢關于紙草的問題。在一番交流之后，歐賓克拿出了四份福音書紙草殘片，每卷福音書一份。他解釋說，其中的馬可福音殘片可以確定是公元一世紀的抄本，格林家族如有興趣的話可以考慮向他購買。

格林家族當然很感興趣。擁有世界上最早的圣經抄本殘片，簡直是上帝格外賜下的恩典。保守福音派護教家聽說此事，也激動不已。麥道衛、華萊士是第一批知曉“一世紀馬可殘片”的人。華萊士完全信任歐賓克這位頂級紙草學權威對殘片的年代勘定，而且以為格林家族已經買下殘片，并授權他2012年2月與埃爾曼辯論的時候公開這一消息。但他不知道的是，頂級紙草學權威已經改口說殘片年代未必是一世紀。這個重要的年代更正，雖然格林家族的代表也知道這件事（華萊士沒有點名是誰，但不難猜到），卻并沒有告訴他。于是他在未曾親眼見過實物、未曾親自確認其年代的情況下，宣布了這一重大新發現：在一個埃及木乃伊的殼筒里，發現了公元一世紀的馬可福音殘片，隨后將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埃爾曼教授和臺下的一千五百名觀眾當場驚呆了，請求他繼續介紹這個“一世紀馬可殘片”。但是，華萊士說，因為已經簽訂了“保密協議”，在紙草正式出版之前不能透露更多信息，所以無法滿足大家的要求。

從2012年初到2013年初，格林家族一直與歐賓克商談購買前面提到的四份福音書殘片，包括“一世紀馬可殘片”。最終的價格不得而知，但謝大衛教授說，他和朋友估算的結果是八位數的美元。而購買合同上賣家的名字不是別人，正是歐賓克。但耐人尋味的是，紙草殘片雖然名義上屬于格林家族，卻并未移交給格林家族，而是仍然留在了歐賓克的辦公室里。

歐賓克賣給格林家族的，不僅是這四份福音書殘片，還有二十份“薩福殘片”。“薩福殘片”的發現過程，和《羅馬書》10章殘片一樣，是卡羅爾2012年1月在貝勒大學，用熱水加洗潔精化開木乃伊殼筒“當場發現”的。貝勒大學的希臘語教師布利斯（Simon Burris）一眼認出是薩福文風，激動不已。2014年，布利斯、費什和歐賓克聯合署名，發表了一篇關于“殼筒里化出來的”薩福殘片的學術期刊文章。歐賓克對“化開法”的有效性加以肯定，還專門在牛津大學做了一次演講，“如何在取紙草的時候保護木乃伊殼筒涂有顏料的表層”。

不過，這個“來源”有一個很大的破綻：在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時代之后，就不再使用紙草作為木乃伊殼筒原料了。如果確定木乃伊殼筒晚于奧古斯都時代，那么是不可能“化出”任何紙草來的。果不其然，“薩福殘片”一公開，其來源就成了爭議的焦點。歐賓克可能也意識到，之前給出的木乃伊殼筒來源很難自圓其說。隨后，在2015年宣讀的一篇文章里，歐賓克改口說新發現的、原屬密西西比大學的兩首薩福詩歌殘片，并不是從木乃伊殼筒里找到的，因為上面沒有石膏或顏料的痕跡。它們應該是從家用或工業殼筒里找到的，而這種殼筒的用途之一是做書籍的封面。有證據表明，在奧古斯都時代之后，家用或工業殼筒還在使用紙草作為原料。也許這個說法可以解釋那兩份薩福殘片的來源，但在貝勒大學“發現”的二十份紙草，是眾目睽睽之下從木乃伊殼筒里化出來的，很難去重新再編一個故事解釋來源。

不僅如此，無論是 “一世紀馬可福音”、《羅馬書》10章，還是賣給格林家族的其它新約圣經殘片，也都已經被公開表演、記錄、宣傳為“從木乃伊殼筒里化出來的”，再改口說是別的殼筒，已經來不及了。但是“木乃伊殼筒是這些新約紙草的來源”的說法，實際上完全不可能成立。原因很簡單：奧古斯都時代公元14年結束，此后紙草不再用于制造木乃伊殼筒。而耶穌在公元30年左右才被釘十字架，最早的福音書公元70年左右才成書。木乃伊殼筒不是時間機器，變不出未來的經文。它本來可以成為最方便的來源生成工具，洗白來歷不明的紙草，但用在新約圣經上反而欲蓋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