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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加拿大是海外錫克教徒最多的國家，并且由于錫克教徒扎根該國時間較長，對加國內政治有著深刻的影響。“卡利斯坦”之所以在加發展起來，原因有三：

其一，龐大的錫克社群對加國內政治影響力大。寓居加拿大的錫克教徒政治參與度很高，在西方選票政治的氛圍下，為了贏得該群體的支持，各政黨便會不遺余力地討好他們，少數“卡利斯坦分子”有機會摻雜其中；

其二，加拿大政府對極端分子的查禁不足。實際上，早在1982年，英迪拉·甘地便向時任加總理老特魯多抱怨“加拿大對卡利斯坦分子過于溫和”。時至今日，這種“傳統”在小特魯多治理下得以延續，并巧妙地與政治收益聯系起來；

其三，流亡海外的錫克分離主義的聒噪宣傳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這些人是受政治壓力被迫逃亡加拿大，他們對于印國內錫克群體境遇的描述，會引發在加錫克教徒的同情和憐憫，進而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即海外錫克教徒也是“卡利斯坦”運動的支持者。

尼賈爾被害后，加拿大錫克教徒張貼海報要求加方對印度展開調查（圖源：路透社）

近年來，一大批海外“卡利斯坦”組織和團體興起，有些大張旗鼓的建立“卡利斯坦議會”，頻繁發布“獨立公投”，賺足了眼球。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海外錫克教徒其實對“卡利斯坦”運動并不感冒，而是主張通過“合法”方式爭取錫克教徒的權利和地位。例如，加拿大世界錫克教組織發言人巴爾普里特·辛格 (Balpreet Singh)表示，“卡利斯坦運動”近幾十年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雖然可能存在局部回潮現象，但很難產生整體性影響，這一點在沒有經歷過80年代暴力的年輕人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民主伙伴”的嫌隙——印加兩國交惡先聲

加拿大常常被戲稱為美國第51個州，該國在方方面面都對美國亦步亦趨。自美國提出“印太戰略”以來，其親密的“五眼聯盟”盟友也加快了與印走近的步伐，加拿大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加拿大是擁有海外印度裔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其人口大約4%（大約130萬人）都有印度血統。在近期的尼賈爾遇害一案之前，印加雙方還對簽署有關汽車、農業和信息技術的早期貿易協議表示樂觀。然而，大好形勢卻急轉直下。

6月初，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加容納錫克分裂主義分子‘對兩國關系不利’。”隨后，本場外交風波的主角“尼賈爾”便遇刺身亡。之后，特魯多政府似乎揪住印政府的“小辮子”不放。

據報道，在二十國集團峰會開幕的前幾周，加拿大與其他“五眼聯盟”國家進行情報討論，特魯多要求盟友們公開譴責對尼賈爾的謀殺。在新德里G20峰會上，莫迪與諸多國家領導人都舉行了雙邊會談，唯獨未與特魯多單獨會面。會后，印總理辦公室公開批評特魯多政府涉嫌容忍“加拿大極端分子的反印活動”，而特魯多則表示了他對“外國干涉”的擔憂。隨后，雙方的齟齬化為實際行動。加拿大先是取消了原定于10月份訪問孟買的商務代表團，而后雙方凍結了已經持續六輪的早期貿易協定（Early Progress Trade Agreement ）的談判。

長期以來，加龐大的錫克教移民社群中的激進主義問題，一直是致使印加關系震動的根源之一。而印對加國內印度族群的關注，反過來又給予加拿大把柄，后者以此指責前者“長期干涉其內政”。

自特魯多2015年就任加總理以來，錫克教徒便成為懸在印加外交紐帶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時，特魯多一口氣任命了四位錫克人為內閣部長，其中就包括位高權重的國防部長哈爾吉特·薩詹（Harjit Singh Sajjan，中文名“石俊”）。特魯多甚至調侃“加政府里的錫克教徒比莫迪政府里的錫克教徒還要多。”然而，特魯多對加錫克教徒的關注不但未博得印錫克教徒好感，其在錫克教分離主義問題上的一系列“擦邊行為”，反而導致印加在錫克教議題上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2017年，時任印旁遮普邦首席部長阿馬林德爾·辛格認為加錫克國防部長石俊與海外錫克分離主義者有所勾連，拒絕與之會面。同年，特魯多出席多倫多的一場錫克教活動，該活動因展示分離主義的旗幟和海報引發輿論強烈不滿。2018年，特魯多訪印邀請了一名企圖謀殺印內閣部長的錫克教男子賈斯帕爾·阿特瓦爾（Jaspal Atwal）作為隨從。盡管加后來取消了這一活動，但仍招致印方譴責。雖然特魯多向印度保證“加不會支持任何企圖在印重啟分裂主義運動的人”，但他仍強調“尊重抗議者的言論自由權和集會示威權。”由此，與其相信他所謂的“保證”能安撫印度，還不如說是在拿“民主自由”當幌子糊弄印度。

2020年，印政府修改農業法的舉動激起印廣大農民的反對，最終莫迪不得不放棄對農業法進行全面修訂的計劃。由于特魯多發言支持抗議的農民，于是乎又成為了印方用來指責加拿大干涉印內政的證據。

G20峰會上，莫迪向特魯多表達不滿（美聯社）

尷尬的“五眼聯盟”成員國

當下，美國企圖拉攏一眾西方盟友提升與印關系以實現其“反華”“遏華”的戰略目標，因此印加外交風波勢必將美英等國推向兩難境地。根據蘭德公司高級防務分析師Derek Grossman的說法，“拜登政府在印加這一爆炸性新聞中處于‘不勝’（no-win）的境地。如果拜登政府站加拿大，那么印就會勃然大怒，并再次質疑美的忠誠。如果美國站印度，那么美就是在和北約盟友唱反調”。

在特魯多國會講話引發印加外交糾紛后，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表示，“美對特魯多總理今天早些時候提到的指控深表關切。”此后，美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希望印在該案件上與加拿大合作”。美國家安全事務助力蘇利文表示，“無論事關哪國，美國都會堅守原則，認真對待這些指控”。

英國方面表示英方正與加拿大保持繼續合作，“加當局正在調查中，不宜作進一步評論”。澳大利亞方面說“澳大利亞對這些指控深表關心，認為所有國家都應尊重主權和法治”，同時表示該國正與伙伴密切關注此事，并已向印高層轉達了關切。

美英澳三國既是加的傳統盟友，也是擁有海外印度族裔較多的國家，實際上皆處于兩邊不討好的尷尬局面。但從各國發言表態來看，美英澳忌憚對印言辭過于激烈而惹惱印度，加上特魯多政府迄今仍然不出有力證據，美英澳等國恐長期處于“左支右絀”的窘境。

出路何在？

對加拿大而言，加方之所以在這場風波中譴責印度，一大原因就是其國內數量龐大的錫克教族群帶來的政治利益。對印度而言，“庇護分裂分子”的特魯多政府是兩方交惡的罪魁禍首。雙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動力將已十分緊張的雙邊關系進一步推入深淵。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特魯多政府還是莫迪政府，其所作所為無非是將政治集團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雙方均未能正視錫克教徒問題，或是刻意在這個問題上裝聾作啞。

首先，特魯多政府似乎并未正確處理作為族群的錫克教群體和極端卡利斯坦分離主義者的關系，籠統處理錫克教分離主義問題極易損害在加錫克教徒的感情。前者作為國內少數族裔當然值得加政府保護，但這些人對于印度國內錫克教徒的同情是從堅持民主法治的立場出發，希冀通過法律程序維護他們的權利，并不支持暴力活動；后者則是流亡在海外，將政治利益訴求訴諸于暴力行動的神權宗教家，二者的目標并不一致。

其次，如同印外長蘇杰生所說“除了為選票利益，還想不出來為什么加拿大百般縱容分裂分子”，即使特魯多政府希望討好頗有政治影響力的錫克教選民，他們也需要弄清楚廣大錫克教群體是否認同他的做法。

錫克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林德·辛格表示，隨著新一代的加錫克教徒達到投票年齡，他們自己和國家都將這個群體看做“恰好是錫克教徒的加拿大人”，這類群體的政治忠誠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隨著錫克教徒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們更關心和自身利益相關的政策，而不是所謂陳舊話題，即“誰迫使他們的祖先來到加拿大？”

在特魯多失敗的G20峰會之旅結束后，一些錫克族群對特魯多表示憤怒，因為印政府提出的公共安全報告中指出“錫克極端主義抬頭明顯”，而事實是“這種情況已經幾十年沒有出現了。”此外，加拿大并非只有印度裔錫克教徒，還有37萬非錫克教徒，加拿大不能一方面“呼吁非錫克印度裔社群不要恐慌”，另一方面又助長兩方的對立。

對于印度來說，無論外界是否相信印度特工殺害了加錫克教領袖，印度都會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和道義性深信不疑——因為分裂主義對主權國家的沖擊，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海內外卡利斯坦運動是否真的已經成為一片氣候？甚至足以讓印度對加拿大錫克極端分子除之而后快。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印政府暴力清除國內極端錫克勢力已經使“錫克建國運動”喪失生存空間，印國內的錫克教徒大程度上已經放棄為錫克教徒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想法，國外的卡利斯坦運動也只有少數支持者。

海外錫克教徒問題之所以近期又掀起波瀾，重要原因是莫迪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引發國內少數族裔恐懼，甚至蔓延至海外印度裔社群。在莫迪政府治下，印度教徒對穆斯林、錫克教徒等少數宗教族群生存空間的擠壓已是事實，這自然引起強烈抵觸情緒。再加上莫迪政府明知道自己的做法違背民主價值，生怕“境外勢力”勾結國內受壓抑族群，因此對于這種內外串聯格外“神經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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