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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宗義】

多年來，以美國、德國、日本等反華勢力組成的假新聞、假媒體、假網站、假智庫、假NGO反智集團，對中國發起猛烈的抹黑攻擊。其中，印度也發揮了非常惡劣的作用。2020年12月，歐洲獨立智庫“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發布一份名為《印度紀事》的調查報告，揭露了從2005年以來印度情報機構為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國而在世界范圍內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的事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實際上，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所揭露的只是過去15年印度對華信息戰的一部分事實，印度對華輿論信息戰的歷史和涉及的范圍要比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所揭露的更長更廣。

一、近年來印度對華輿論信息戰的主要動向

首先，印度對華信息戰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主要圍繞兩國邊界和領土糾紛。在中印兩國政府關于邊界問題的論戰中，印度人利用其英語優勢混淆視聽，向國際社會宣揚中印邊界是根據地理上的分水嶺原則和“合法的”國際條約劃定的。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后，印度為掩蓋尼赫魯政府對華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的錯誤，又編造所謂中國背信棄義、在印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動突襲、親略印度領土等言論欺騙其國內民眾，并在國際社會抹黑中國。

幾十年來，印度教育和宣傳部門一直使用這一宣傳口徑，使得所謂中國親略印度的說法成為印度人的“常識”。最近十多年來，由于中印邊界摩擦增多，印度方面加大了關于中印邊界問題以及中印關系的負面宣傳力度。

印度人大量移民海外。進入21世紀之后，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美英澳等西方國家的政界、經濟界、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關于中印關系、中印邊界問題的顛倒黑白的說辭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這些說法迎合了國際反華勢力的主張，因此也得到美歐等西方國家主流社會的認同。

另外，由于印度曾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之一，在第三世界擁有較大影響力，印度方面的這些說法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市場。2020年6月15日，加勒萬沖突發生后，國際社會英文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文章幾乎一邊倒地指責中國，認為是中方蓄意挑起沖突，發動對印軍的突襲，而印度是加勒萬流血沖突的受害者。

其次，進入21世紀之后，印度對華抹黑行為已從邊界問題等雙邊領域擴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邊領域。印度戰略界具有非常強烈的勢力范圍觀念和地緣政治意識，隨著中國與南亞和印度洋國家經濟合作增加，印度認為中國在侵犯其勢力范圍，認為中國要聯合其他南亞和印度洋國家包圍印度，擠壓其生存空間。因此，印度方面拼命挑撥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系。

一是在邊界問題上，印度不僅在國內國際宣揚中國親略印度領土，而且制造謠言聲稱中國侵略不丹、尼泊爾等國領土。

某邊防團官兵在“大好河山 寸土不讓”標語前舉行重溫入黨誓詞儀式（資料照片）。新華社發（鄭曉林 攝）

二是在中國與南亞國家經濟合作以及“一帶一路”、中巴經濟走廊等問題上，印度不斷制造所謂中國援助南亞、印度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透明，破壞環境，造成生態危機等謠言。

所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發展中國家是“債務陷阱”，給南亞印度洋國家造成“債務危機”等謠言最早也是發源于印度，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馬·切拉尼編造的。此人也是所謂中國要利用青藏高原的水資源作為武器威脅南亞下游國家等謠言的積極鼓吹者。

印度對“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的抹黑和負面宣傳對南亞國家民眾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誤導，同時也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對和抵制“一帶一路”提供了口實和抓手。

三是最近幾年，印度不僅拼命挑撥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系，而且制造謠言挑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制造緊張和沖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印度媒體大肆宣揚新冠病毒是中國生物武器泄露。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Jurists，ICJ）聯同全印度律師協會（All India Bar Association）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請愿書，指新冠病毒由武漢病毒學實驗室開發，要求中國政府作出20億美元的賠償。在所謂的生物武器泄露和“中國賠償論”這兩個問題上，印度學者、媒體和法律團體都幾乎是最早的提出者。

再次，最近一年印度方面污蔑和抹黑中國的態勢表明，印度對中國的攻擊已經從雙邊和多邊具體的問題領域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斗爭的高度。新冠疫情在武漢發生后，印度方面開始的反應是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印度媒體對武漢疫情的爆發進行制度性批判，指責所謂中國僵化的官僚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信息傳遞通道；批評中國衛生部門的權力碎片化嚴重影響了對疫情的反應，認為中國公共衛生部門、疾病防控部門、醫院管理部門與藥品監管部門相互缺乏協調。

薩仁山、班浩然、顧凱杰等數位前駐華大使，這些所謂的“中國通”，也在印度或西方媒體發文，攻擊中國政治制度，聲稱由于中國制度不透明、言論不自由導致病毒擴散，并贊揚臺灣抗疫模式，宣揚所謂“民主抗疫論”。

同時，印度政府希望能夠借此機會游說在中國的跨國企業將其生產鏈條轉移到印度。

當中國完全控制住疫情，而歐美和印度本身新冠疫情發生之后，美印等國由于抗疫措施不力，企圖轉嫁矛盾，轉移國內民眾視線，甚至希望借此遏制中國。到2020年下半年，加勒萬沖突發生后，當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及社會治理模式所顯示的優勢完全碾壓印度及西方國家之后，印度統治階層感到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受到了威脅，印度對中國的污蔑和攻擊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同時不斷挑撥中美矛盾，希望中美兩國陷入冷戰甚至熱戰。印度同美日澳等國進一步加強戰略協調，并積極商討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取中國而代之。

印度認為自己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類似于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而現在的中國就是當年的蘇聯，印度要與美國結盟遏制中國，在此過程中獲得美歐等國經濟和技術援助，發展印度制造，從而實現大國崛起。

二、印度對華信息戰的主要機構、渠道和方式

印度事實上早已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威脅和對手，因此印度對華信息戰是一種全政府、全社會參與模式，參與者不僅有政府部門及其附屬機構，而且有政黨、社會團體、智庫、媒體，乃至學者和個人。

印度政府在對華信息戰中發揮主導作用。首先，雖然印度名義上是一個所謂的民主國家，言論自由，但印度政府在外交問題上擁有最大的發言權。印度外交由總理負責，總理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印度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最重要的機構，固定成員包括內政、國防、外交、財政各部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印度轉型委員會副主席等，另外還有根據需要臨時邀請的有關部門官員。軍方在印度外交中不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軍方為凸顯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財政撥款，經常會制造一些話題。同時，由于邊境警察部隊由內政部主管，因此內政部在邊界事務上也有一定發言權。

1962年之后，印度政府各個部門觀察中國的視角是將中國作為敵人和對手，這種看法近年來隨著中印兩國競爭的加劇而強化。并且，由于兩國長期缺乏有效交流和溝通，加上印度精通中國歷史、文化、語言的專家太少，印度研究者主要依靠西方國家的資料和媒體報道研究中國，因此造成了印度社會對中國更多的誤解和猜疑，最終誤導政府對華決策出現偏差。長此以往，關于中印關系、中印邊界爭端，以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印度已經形成一套基本固定的看法和抹黑中國、污蔑中國的說辭。

因此，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國防部等部委在發布有關中國的信息時很多就是不實之詞，虛假信息。印度國家領導人親自上陣傳播虛假信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2000年印度總理納拉亞南訪華時公開聲稱，印度總理尼赫魯曾拒絕美國政府關于將中國在安理會的席位轉給印度的建議。這一說法在中國學者中廣為傳播，成為所謂中印友好的例證。但這一說法最早是來自一個臺灣當局的外交官在其回憶錄中的猜測，查無實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