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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發布；緊接著8月20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又宣布揭牌。在目前香港游行示威不斷，不少人質疑“一國兩制”的局勢下，這些消息釋放出了什么信號？觀察者網就此采訪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解讀新政。

2018年7月18日，深圳，從大南山俯視暮色中的沿江高速。@視覺中國

2019年8月20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正式揭牌。圖為揭牌儀式現場。 張亨偉(上海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采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8月18日，國務院支持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8月20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又宣布揭牌。這兩大消息與近期香港局勢在時間上有所重疊，所以這背后透露出怎樣的信號？“先行示范區”是示范什么？向誰示范？

李曉兵：早在今年2月18日，國家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文件其實與前者一脈相承，深圳的這個規劃絕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醞釀已久。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基礎上，新發布的意見可以說是對深圳進一步賦予新的定位，這是中央長期一貫的想法。深圳具有港澳及內地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優勢，目前深圳的發展態勢、城市精神、發展速度質量，與當下國家戰略方向是契合的。

相比之下，香港的底子很好，基礎不錯，也完全具備承擔很多國家戰略發展目標的重任。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香港在有些方面是回避的，比如自身定位和角色模糊，這一點其實是非常致命的，這也是香港特區治理今天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現在正是香港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突破的歷史時機，結果卻陷入內耗，這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警醒，就是中央對香港的高度期待和香港承擔重任的能力之間是有落差的。

因此，將深圳打造成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政策，可謂意味深長。但不能簡單地認為香港的作用就會完全被深圳所替代。實際上大家是各自發力，共同合作，一起達到一種發展的高度；歷史選擇了香港，歷史也選擇了深圳。兩者既有合作，也有競爭。

另外一個層面，我們也必須關注到，那就是從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到未來深中通道的開通，是中央全方位考量作出的綜合決策。我們不能想當然的認為，香港今后如何，深圳今后如何。其實，港珠澳大橋建立之初也是準備建設專門連接深圳的通道的，港、澳、珠、深四地是連通的，但后來硬生生將深圳這一頭關閉了。盡管這一想法沒有落實，但現在正準備建深中通道，連接深圳和中山，在港珠澳大橋的北部，跨越伶仃洋、珠江口。這展現出國家在未來發展規劃上，絕不是簡單地確定以某個城市為中心，而是要讓各地平行發展，合作競爭。

關鍵是，國家發展到今天這個態勢，一個地區的發展是否能與國家發展戰略、當前世界產業發展前沿相契合，這樣才能釋放更多發展潛力。近年來，山西、東北以及內地一些地區轉型不是很成功，這不是因為國家不重視，而是在這個時代沒有捕捉到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符合前面提到的這些基本要求。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的產業優勢定位在“四個中心”，貿易、金融、航運和國際航空樞紐，其中最重要的優勢在金融上。目前內地正在不斷設立自貿區，從海南到上海等等。中央對于深圳等地的金融發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觀察者網：所以說，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是醞釀已久的。

李曉兵：是的。深圳有很多優勢，城市年齡短，人口結構偏年輕化、創新環境好，再者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積累也給了深圳一種努力超越積極進取的城市精神，支持它的持續發展。現在香港是保守有余，動力不足。很多香港產業界的大佬，不再去謀劃進一步的發展，而是希望能夠坐享其成。深圳則很不同，有一種非常濃厚的創業氛圍。

過去香港講“獅子山精神”，這是在“亞洲四小龍”時代提煉出來的精神。但如今的香港有些消沉和暮氣，缺乏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甚至陷入自我沉淪而不能自拔，這只會阻礙其自身潛力的發揮和實現更大的發展。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應該在世界舞臺上不斷的擦亮，現在反而因為內部社會失序街頭暴力升級，而在國際上獲得大量關注，顯然是本末倒置。

香港有能力有底氣就應該拿出來，依靠自己的產業、品牌等去引領世界、占領制高點，用特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培養更多的知識精英、經濟精英、科技精英、政治精英走向世界，在經濟上要有能力挑戰紐約、倫敦、新加坡，發展出超越他們的優勢和模式。這樣，不僅我們有信心，香港市民、年輕人、產業界的信心自然而然就會散發出來。

但現在香港的產業界信心不足，特區政府管治手段有限，這些都導致香港人對于香港自身、對于國家、對于世界變化的認識不足，甚至陷入到某種話語體系的陷阱，看不清此消彼長的態勢。

觀察者網：您上述提到的內容，令人聯想到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問題。最近有學者認為，深圳打造“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意味著接下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會出現一些調整，過去是鼓勵內地城市學習港澳經驗，尤其是深圳等城市，但未來可能是希望港澳能學習內地城市發展經驗。您對此有何看法？

李曉兵：我們理想中的狀態是良性互動。今年是澳門回歸20年，在港澳兩地相繼迎來回歸20年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全面回顧、深度梳理“一國兩制”實施以來的寶貴經驗和教訓。我個人認為，目前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另外在實踐方面可以說到了一個臨界點，也就是在港澳回歸之初確定以區隔為主的做法，到了現在港澳特區與內地之間必須轉化為融合發展。這是一個艱難的轉型。

對于特區的產業界、社會精英來說，甚至都還沒做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準備。國家發展到今天的階段，香港要去考慮怎么跟上國家發展，而不再是簡單地固守昔日的發展成就和一些傳統角色與定位。現在國家發展呈現質的飛躍，可以說一年一個樣。“一國兩制”實踐也從回歸之初的嘗試性探索逐步走到重大歷史轉型的時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是一個標志性文件。

簡單地說，香港如何向內地借鑒學習的經驗，從過去處在的產業垂直分工的上游，到今天逐漸平行發展、合作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不能簡單機械地實施基本法的規定，而是要創造性的實施基本法、發展基本法破解發展難題，還需要在產業結構調整、社會治理、區域治理等方面的展開合作。過去我們總說香港是一個法治城市，具有法治的傳統，但現在仔細觀察會發現特區法治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未能很好的兼顧自由與秩序的平衡。從某種角度來講，香港是夾在內地和世界之間的，必須要協調好與這兩者的關系；比如過去香港作為歐美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但現在內地全面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香港就必須游刃有余地切換和平衡，否則就會陷入“腦袋和屁股”分家的狀態，其實也是定位不準、瞻前顧后的表現。

現在香港有一部分人要求向北看——看北京，但仍有不少人的眼睛還盯著倫敦，卻不看倫敦也是自顧不暇。這是香港自身發展必須要突破的一種困境。

觀察者網：在“先行示范區”意見中，提出要給在深圳的港澳居民以市民待遇，意在鼓勵香港年輕人“北上”，您覺得這一政策是否能達成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大灣區的定位非常強調科技創新等等，這對于一部分香港年輕人而言能否契合這些要求？他們需要做些什么準備？

李曉兵：在某些方面，香港的準備還是不足。過去內地的很多產業都處在產業鏈的低端下游，而今內地很多地方實際已經憑實力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異軍突起，比如深圳、東莞、廣州，很多地方都實現了產業的騰籠換鳥和轉型重塑，成為產業集聚中心。比如東莞，從過去以簡單代理加工為主的城市，到現在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城市。深圳也從過去的對標香港，成為現在世界級的科創中心。這些城市都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