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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教授為《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韓文版所作的譯者序。李熙玉教授研究中國長達30年，是韓國有名的“中國通”。本文翻譯：葛小輝。】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再次處于改革浪潮之中。但這并非單純的政策調整，而是事關社會主義的存在方式。反腐運動也以攸關體制命運之勢在強力推進之中，使整個中國政治社會的熱度不斷上升。有評價認為習近平時代的改革至少不是胡錦濤時代的原封承繼，其根據大概也在于此。關于今日改革的方向和可持續性，中國內外正反雙方之間的爭論熱火朝天。但可以確定的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改革其成敗并非政權的成敗，而是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內部改革有著直接的關系。

一、中國社會主義的3個版本[注]

實際上，在建國之后毛澤東時代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國民生存問題，因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資源來發展核心產業、推進社會政策，選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在落后的生產力環境下，公平分配堪稱最核心的福利政策，也是確保體制正當性的核心環節。這個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1.0時代。

但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改革一代的肩上便擔負起了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提高社會福祉的重任。于是，中國引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先富論，并強調體制的靈活性和效率性以解放思想、發展生產力。其結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以世界史上創紀錄的速度解決了貧困問題，文盲率亦急劇下降。改革開放的這一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2.0版本。

但隨著改革開放疲態的蔓延和社會差距的擴大，中國在有效回答中國社會主義究竟是為了誰、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的問題上開始遭遇困難。從單位走出來、來到市場上的中國大眾也開始感受到福利危機。在這些根本問題懸而未決之際，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危機逐漸擴散。其實在當今中國，“資本”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正凌駕于社會主義之上，認為錢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拜金主義籠罩著整個社會。在這個節點上，如果不重新追求共同富裕，中國社會主義便有可能陷入難以自拔的巨大漩渦：不創造就業崗位的經濟增長就會日益普遍，并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中國共產黨亦可能與民眾漸行漸遠。于是，社會上開始蔓延對未能改善大眾生活質量的體制和理念以及對國家存在理由的懷疑。而僅依靠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無法解決這些根本危機的。承擔起這些歷史重任的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3.0時代。

習近平時代改革更重注民本

二、中國需要把人民的真實要求切實反映到國家的具體政策中

《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作者們（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并非無條件地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或以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的戰斗士自居。雖然是在社會主義2.0時代、受著改革開放的洗禮而出生成長起來的75后青年學者，但他們所期望的學術思想和政策方向超越了單純的官方意識形態。這些青年學者擁有深厚的社會科學理論功底，并有暢游古今貫通東西的寬博學養。他們超越了單純“以中國邏輯解釋中國事物”的層面，時而借鑒西方學者的認識框架來反觀自身邏輯的不足，時而試圖推進被中國研究者視為終身課題的“中國性（Chineseness）”的科學化。他們擁有中國崛起帶來的體制自信，善于對中國問題的西方式解讀進行批判性重構，并積極開發有關中國發展方向的宏觀話語。他們既是新一代學者，又是中國改革的方向舵。

其實，這些青年學者的主張很單純，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是走進群眾，中國共產黨作為這一核心課題的擔綱者，需要忠實于社會主義的原初價值。他們警告說，如果脫離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將成為泥足巨人。他們強調僅僅依靠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法思維是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的，中國需要把人民群眾的真實要求切實地反映到國家的具體政策當中去，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了推進這一實踐的相關方法論。

這些學術主張與作者們的出身環境并非完全沒有關系，他們是在平凡的中國家庭里出生成長、通過自身努力進入北京大學等名校學習、隨后又在國家的資助下到世界馳名的海外高校獲得博士學位、之后重新回到中國學界的青年學者。他們同時擁有從國內和國外兩個視角來客觀觀察中國社會的機會，因而得以一方面嘗試從理論上糾正西方對中國的“有意的偏見”，一方面著力針砭中國共產黨因疏于內部建設而出現的日益官僚化傾向。他們支持習近平時代的政治路線和強力的改革政策，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角色和使命做出了深刻省察，并對中國式話語的創新抱有深沉的關懷。

《大道之行》，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國社會主義應該通過自我革新摸索出一條新道路

《大道之行》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不到一周就在三大網店全部售罄，成為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讀者的反響可謂排山倒海。盡管擔負著沉重的社會科學責任，卻能成為廣受關注的暢銷書，這足以說明這些青年學者對今日中國問題的思考和主張是引發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共鳴的。對于習慣了被動應對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和普世價值的中國學界而言，這本書無疑是帶來學術沖擊的一股清風，它犀利地指出了中國的學術話語應該劍指何方、又該如何與變化了的世界攜手共進。他們強調社會主義的挫折并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勝利、公有制的弊端也不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應該通過自我革新來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些青年學者的著眼點在于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革新這一課題。他們從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而非斷裂中尋找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軌跡和源泉，并在此基礎上思考“當時當地”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時代也并不是單純地需要超越和克服的對象，他們強調應該積極發掘毛澤東時代的核心精華。“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需要返本復源”，這些青年學者的問題意識從某些角度來看可謂極其簡單、純粹。他們懷著學人的責任感，追問為何中國在不斷發展而人民群眾的抱怨卻越來越多、各個階層間反而日益不平等起來？他們主張中國并不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而是需要黨員干部走到群眾中去。在這些青年學者看來，今日中國政治有中日益脫離人民的傾向，因官僚化弊端而面臨“代表性危機”、因主體性迷失而面臨“正當性危機”，如此將難以應對大數據時代和信息通訊革命時代的各種挑戰。因此，他們明確提出中國前進的方向不應是基于個人主義的“以人為本”，而應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以民為本”。

他們超越西方普世性與中國特殊性的兩分思維窠臼，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來審視社會主義。即既不盲從建基于政黨競爭和三權分立的熊彼特式民主政治觀，同時也超越了“中國與眾不同”的定式思維。他們追問的是，民主的原初價值是什么？如何發展優質民主？如何解決民主化之后的各種課題？為何移植的西方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和社會里都命運不佳？以所謂“一黨獨裁”來貶低黨國體系是否恰當？強社會弱國家能否擔當起良政的重任？

這些青年學者既熟練掌握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又能夠充分動員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形成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資源。在精英產生方式上，他們嘗試對基于賢能政治（meritocracy）而非票選的選拔制度進行歷史追溯和解讀，這種嘗試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融會古今中西的視野。同時，他們還以青年學者的氣質和氣概試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陳舊論調進行補充和完善。

實際上，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曾以“通治百病”和“海納百川”之勢試圖用社會主義理念來容納所有的新事物和新政策，這導致了社會主義概念的“外延的擴大和內涵的空虛”。看似能所向披靡解釋一切，實則是自我虛化和做空。這些青年學者試圖為自己的國家探索出一條道路來擺脫這樣的理論困境。比如，鄧小平時代曾提出中國在過渡期之后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但當時并未對中級和高級階段給出說明，僅僅說初級階段應該持續百年以上，并強調這個問題“不爭論”。對此，作者們提出，中級和高級階段是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要與資本共存，但國家可以有效統御資本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