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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揚】

在我看來，《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貫穿始終的問題導向。這些“問題”絕非概念化的教義，而是在40余年乃至70年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反復出現但迄今未能得到解決的體制機制性問題。毫無疑問，這些問題是未來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難點、疼點、堵點，是我們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攻克的難關。

一

以中國的問題為牽引來研究德國金融，當然意在從這項研究中獲取借鑒。如所周知，中國金融的改革和發展始終伴隨著對發達經濟體的學習過程。在我的記憶中，最先進入改革設計者視野的是中國香港，其主要經驗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多于米店”。于是內地就興起一輪大辦銀行（主要是儲蓄所）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浪潮。

然而，中國香港畢竟只是一個城市經濟體，其經驗難與大國相匹，于是，學習的視野自然便轉移到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于是就有了大機構、專業銀行體制、產融結合、主辦銀行制等在20世紀80年代的推廣。

但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快就把建立更先進的金融體系的任務擺在中國改革者的面前。這個更先進的金融體系，不僅能夠繼續為大規模工業化進程提供長期資金的支持，還應能為改善中國企業的資本結構提供助力，更能為著眼未來但充滿了風險的創業資本提供激勵。于是，學習的目光最終落在金融業最發達的美國頭上。

毋庸諱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金融改革，無論是相繼設立資本市場（主板）、中小板市場、創業板市場，還是興辦“真正的”投資銀行，乃至金融機構治理機制的設計，或多或少都有美國的影子。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20余年下來，我國金融體系中固然引入了諸多美國因素，但是，我們最希望引入中國的若干制度安排，包括“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以及“完善風險投資機制”等，似乎都沒有在中國扎下根來，這些機制和市場都為我們急需，以至于我們一次次地在金融改革方案中重復這些訴求。

這一事實令我們反思。近年來，越來越多嚴肅的研究者開始質疑這種制度訴求的合理性：如果那些總是位列榜首的改革目標歷經20余年都成效甚微，我們是不是應當重新審視這些目標的合理性呢？

令人欣喜的是，新的探索已經出現。大致說來，新的探索沿著兩條路徑展開。

第一條路徑是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認真且深入地思考，對于中國這種獨具特色的體制機制，對于中國這個歷史悠久、文化獨特的東方國度，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金融體系？或者說，怎樣的金融體系才更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才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走向成熟？

第二條路徑則是拓展向發達經濟體學習、借鑒的范圍——我們不再僅僅面向美國，不再僅僅面對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還將我們的視野投向德國、日本這些具有其他文明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度。

在我看來，這本書主要是沿著第二條路徑開展研究的，然而，由于其明確的中國問題導向，其中又蘊含著第一條路徑的深刻寓意。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比較研究，在方法論上也有可稱道之處?！督鹑诘闹i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不像過去一些從事比較分析的論著那樣，以宣示某種教義或最佳實踐為能事，而是透過那些在作者看來值得學習的德國的制度安排或做法，致力于挖掘使這些制度安排或做法得以生成、發展、穩定發揮作用的更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條件。

下了如此深入的“有機體解剖”的功夫之后，作者事實上進一步告訴讀者：德國的經驗，哪些是我們可以學得來的，哪些是需要我們創造若干前提條件方可借鑒實施的，哪些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認為，從“解剖肌體”這種理念出發，以這樣的分析為鋪墊，我們當可避免陷入類如號召大力“發展直接融資”20余年而收效甚微的困境。

當然，由于同樣的原因，讀了這本書之后，我更強化了需要向德國學點什么的愿望，畢竟，中國以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集體主義至上、追求公平的社會精神等，使得中德之間似乎更有共通之處，基于這些民族精神和社會背景，我們學習德國發展金融業的經驗似乎更有條件一些。

二

正是因為全書的研究和寫作是帶著“中國問題”的，所以，《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對于若干困擾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問題均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會從這本書中尋得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我則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房地產金融市場有濃厚的興趣。

（一）關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近年來，“金融應當服務實體經濟”幾乎成為國內所有財經文件、會議、文章以及媒體的箴言。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個命題顯然并未很好地得到落實，否則它就不會數年來總是占據著我國金融發展和改革任務的頭條。作為研究金融問題的專著，這本書自然不會缺少對這一問題的探討。

正如我早在幾年前就曾指出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個命題，并不像一望之下的那么簡單明了。稍一深究便可發現，要想把其中的道理闡述清楚，其實相當困難。

問題在于，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所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就是為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活動提供資金。秉著這種認知，倘若企業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金融機構便很容易被說成是“不服務實體經濟”的。

然而，只要不是心懷偏見且具有正常的判斷力，人們都不會認同這種判別方法。任誰都知道，企業有優劣之別，正常的經濟發展，恰正是一個企業不斷優勝劣汰的過程。顯然，如果不加甄別地為那些注定要被經濟發展所淘汰的企業提供資金，金融部門肯定要承擔失職之責。

縱觀世界各國，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所以我們看到，為了在“應該支持”和“不應該支持”之間找到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標準，各國當局，甚至世界銀行都費盡心思，其中最典型的努力便是編制各種類型的“拒貸率”（其對應便是“放貸率”），用來為金融部門的貸款行為劃定合理界限。

然而，在實踐中，哪怕指數編制得再精細，各種影響因素考慮得再全面，用之來評判金融部門的行為時，始終難以在借、貸雙方之間找到共識。

作為研究者，我還當真曾經身陷此等窘境之中。那是1999年底，正是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時。受危機影響，國內經濟急劇下行，優良客戶急劇減少，導致很多企業被銀行停貸、斷貸甚至抽貸。

在此局面下，貨幣當局在各種討論經濟形勢的會議上，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作為專業且負責任的宏觀調控機構，央行始終堅持自己嚴防金融風險的立場，但是急切之間卻難以找到強有力的論據來反駁各方的洶洶指責。

在這種情勢下，央行委托我們做了一項課題——編制中國的“有效信貸需求指數”，希望能夠通過這一指數，將那些真正需要信貸支持，并能夠真正生產出為社會所需（而不是過剩）的產品的企業準確識別出來，以防止貸款錯配給那些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企業。

課題的結果可以想見，我們只是將過去若干年一些銀行申請貸款和未獲貸款的戶數以及金額做了個統計分析，得出“在經濟下行時期有效信貸需求急劇下降”，而“在經濟上行階段有效信貸需求逐步增加”的結論。其實，這種結論充其量也只是聊勝于無。

顯然，要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進行較為切近且能獲得各方認同的刻畫，我們還須另辟蹊徑。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從金融功能入手分析，或許能引導我們走出困境。

如所周知，關于金融功能，羅伯特·默頓已經給出了比較完備的解說。在他看來，金融的功能有多個方面，廣泛涉及便利儲蓄投資、支付清算、促進社會分工、防范和化解風險、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協調非集中化的決策過程、降低交易成本等。

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羅伯特·莫頓。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金融功能多種多樣，金融工具林林總總，金融活動種類繁多，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作為媒介配置資源。因此，所謂“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根本要求就是有效發揮其媒介資源配置的功能；所謂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根本要求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助力企業創造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