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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的去世，讓“天下第一村”再一次引發熱議。主流話語體系中，華西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范，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面旗幟；而另一些頑強的批評者認為，吳仁寶治下的華西村是怪胎，限制個人財產自由，搞世襲制和個人崇拜，整個華西村集體資產掌握在吳家人手上……

作為中國行政結構中最基層也最有名的農村社區，華西村究竟好不好，卻唯獨缺少當地老百姓的聲音。為此，《社會觀察》記者來到華西村， 走訪了各個階層和身份的華西村村民及外來打工人員。我們發現，雖然外界有多種質疑，但不影響他們崇拜老書記；雖然他們“不懂”社會主義，或者對社會主義“懵懵懂懂”，但他們相信吳仁寶所說的“人民生活幸福，就是社會主義”。

只有在農村生活過，或者真正了解中國農村的人，才能夠理解吳仁寶以及華西村的意義。就像大華西私營企業寶晟五金的老板娘所說：“只有經歷過創業艱辛的人，才能夠理解吳仁寶帶領華西村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她曾經被機器切斷的一只殘缺手指。

肯定華西村并不意味著無視問題。華西村并不完美，甚至無需放大鏡就能發現這些不完美。從小華西到大華西，3萬余大華西村民，如何也能像華西村中心村民一樣，享受“中康”，步入“大康”生活？華西村傳統工業面臨挑戰，急需升級，540億的集體資產如何在后吳仁寶時代，做大到600 億、1000億？這正是我們拋卻主義之爭，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時，這也是擺在新書記吳協恩，甚至第三代華西村帶頭人面前的重大課題。

華西村幸福園中的偉人塑像 攝影/唐逸如

在華西中心村村民眼里，外界對于華西村的擔憂似乎是多余的。事實上，所謂華西村民不自由，被洗腦，抑或對吳仁寶的家族制、個人崇拜的批評，跟華西村人的生活毫無關系，也并不影響他們對老書記的愛戴。

 龍希大酒店被指虧損，華西村村民卻很淡定 攝影/唐逸如

 被質疑的華西村

吳仁寶去世還未過“五七”，一則華西村標志性建筑龍希大酒店虧損的消息，就傳遍了網絡。在質疑聲中，3月16日，《社會觀察》記者來到了一直處于風口浪尖的華西村。

華西金塔賓館的大喇叭在播放著“社會主義能夠富農村”、“一個共產黨員就是為民謀利的一面旗幟”等吳氏經典語錄，一批批游客魚貫而入，賓館的三部電梯都擁擠不堪，需要保安來維持秩序。高度名列全球第十五，中國第八的龍希國際大酒店，就在不遠處驕傲地俯瞰著這個風云際會的村落。

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們在華西村見到了中心村新老村民，大華西周邊村村民以及外來人員十數位，以游客、學校研究人員等身份與他們深入交談。神秘的天下第一村終于在我們的心中變得立體、復雜了起來。

這里有資產數千萬物質富有的中心村民，也有月收入1700元的外來打工者；有堪比北上廣魅力四射的華西村夜景，也有煙囪林立的工業區；有龍希大酒店里高級豪華的總統套房，也有破舊低矮的周邊村村民房。有紅歌謠，也有夜晚龍鳳廣場上熱鬧的露天舞會；有讓人高山仰止的楷模老書記吳仁寶（盡管他已經去世），也有只想過好自己小日子的小老百姓……

村民們來去自由，沒有誰能夠左右誰、控制誰。其實，這里不是一些人眼里所謂的小朝鮮，而是跟你我生存的環境一樣的中國；也不是一些人筆下過于溢美的天堂，華西不完美，這些不完美無需遮掩，不用放大鏡就能發現。

剛剛去世的老書記吳仁寶應該不會介意我們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告訴讀者我們眼里的華西村。這個52年歷經大風大浪仍風光無限的小村子，以及這里的人們，是見過大世面的。多少國家領導人，以及國際國內媒體到訪，對他們的成績給予肯定，他們早已習慣對各種質疑一笑置之。

“老書記教導我們，做人要大氣，不要因為別人的批評影響你的工作，別人批評是因為大家在關注你，這對華西是好事。”華西村旅游服務總公司副總經理何葦對記者說。這位2000年因到華西參加培訓而最終留在華西的貴州籍女士，早些年面對網上的質疑，還經常跟別人打口水仗，后來聽了吳仁寶的勸導，也不再去理會網上的各種批評。

“華西人幸不幸福，華西人最有發言權；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從1961年華西村（華西大隊）正式建村時，窮得叮當響，外面的姑娘沒人愿意嫁到華西，到如今村集體企業年產值超過500億元，成為首屈一指的天下第一富村，周邊村民以及外來打工人員蜂擁而至，為獲得華西中心村待遇費盡心機。華西村人，特別是華西中心村的老百姓們是明白這變化背后的個中滋味的。

《社會觀察》獨家采訪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

華西村人的自由

朱民新是華西村第三代了。當新書記吳協恩當兵回來在華西的鋁制品廠做供銷員時，她才出生，那一年是1986年。

小時候，朱民新就知道自己的家鄉不一般，家里經常會來一些國際客人，日本的、德國的，“華西村一直是比較外向的地方”。從蘇州大學畢業后，學習大眾傳播的她，有多個機會可以選擇。綜合比較，還是回村從事村委的青年團工作，現在是華西村團委副書記。

后來她結婚嫁到了江陰市，算不上是華西人了，可是因為在華西集團上班，她仍然可以享受華西村中心村村民待遇。但他的先生即使跟她回華西村上班，仍然算外來人口，不能享受中心村村民待遇。

被周邊村村民及外來打工人員羨煞的華西村中心村村民待遇，是指凡在華西集團工作的員工，薪水包括了工資+獎金+福利，工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獎金才是大頭。獎金二八開，20%發給現金，80%提留為華西村集體股份，每年從股份中領取10%的股息。這與很多企業對原始股東所采取的股權激勵一樣。吳仁寶在華西村創立的一套利益分配模式，牢牢地吸引村民，也給周邊村、外來打工人員一個奮斗目標，使其愿意長期留在華西工作。

朱民新告訴記者，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初到華西工作，一般月工資在2000-4000元之間，獎金一開始每年10萬。如果是工資每月2500元，年底可以拿到2萬元的獎金，此外，8萬成為股金，年底可以領到這部分股金的10%分紅。第二年再領的是累積股金的分紅。這就意味著在華西工作越久，收入越高。

除此之外，華西村所有村民,包括大華西周邊村民都有糧油款、單位報銷和旅游等福利。

如果朱民新想離開華西，去其他城市工作，她存在集團的股金就會被收回。在以前，以股金抵扣購買的房子、車子等資產也會被收回。在一些人看來，這正是華西村人不自由的地方。因為村民被牢牢“禁錮”在了這里，無法離開華西村。

但權利和義務從來如影隨形。

為了應對外界的質疑，華西村政策這些年有所改變。據孫海燕介紹，現在華西村村民買房子、車子不完全用股金，也可以用現金，凡是現金購買的，如果離開華西，就可以歸自己，之前發到手上的利息工資仍歸自己，但留在村集體的股金還是要收回。這與企業的股權激勵也沒有差別。

而且，村里還規定，凡是在華西集團上班的干部，其家人不得在外面做私人生意。用吳仁寶的話就是干部不得搞“一家兩制”，更不允許搞“一人兩制”。否則，就會造成集體資產流失，結果是“富了和尚窮了廟”。200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參觀華西村時，曾稱贊其正確解決了“權錢關系”。

但事實上，這些年來，享受華西村村民待遇的人，離開的只是極少數。跟隨吳仁寶創業的華西村中心村村民趙永良，曾經是華西村最早的兩位技術員之一。他告訴記者，華西從無到有，高速發展這么多年，絕大多數人跟著吳仁寶走到現在，也有個別在企業里做得不順利，即使要放棄村民待遇，還是毅然決然離開了。

“有一個村民在廠里跟領導不和，脾氣很大，后來走了。他干供銷的，后來去江陰、華士鎮辦企業，也做得很大。老書記去世的時候，還回來送他一程。畢竟剛出去的時候，華西的牌子對他有好處。”趙永良說。

還有的人出去，混得不好，又回來，出去村民待遇停掉，回來再給。“華西村三進三出的都有。”孫海燕說。

像趙永良這樣的老村民，從1980年代村里搞股份制，入股3000元，到如今資產已經翻了上萬倍。他家現在有兩套三四百平方的獨棟別墅，四輛轎車。兩輛富康和賽歐是村里發的（也要抵扣股金），自己還買了兩輛奧迪。2009年，龍希大酒店開工，趙家入股2000萬。

即便龍希大酒店被指虧損，華西村村民卻很淡定，“我們也不指望它賺錢，家里也不缺錢。”趙永良說。

這樣物質豐富的生活，怎能讓天下人不羨慕？外人想獲得中心村村民待遇最便捷的途徑就是跟當地人結婚，曾經就有為了獲得村民待遇，假結婚，等拿到華西中心村村民待遇之后，又離婚，離婚之后，再找一位非中心村村民結婚，這樣兩次結婚，兩個外村人，就可以拿到華西村村民待遇。

這種小動作被發現之后，華西村就開始對離婚的人區別對待。如果過錯在新進的村民，離婚后，他的村民待遇就會被取消；如果不在新村民，在老村民，那么新進村民待遇仍然會保留。但如果這個新村民要與外村人再婚，必須有三年的考驗期，是真感情才給另外一方中心村村民待遇。

2001年至2006年，華西村與周邊13個村合并，建立大華西，大華西實行一分五統。一分是指村企分開，五統是指經濟統一管理、干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界統一規劃。

“五統也是自由靈活的，你可以統也可以不統，但有兩個是必須統的，一個是村界統一規劃，第二個是必須要在黨的領導下。”華西村黨委副書記、一村黨委書記朱蘊海對記者說。

除了土地之外，愿意合并的村辦企業也跟華西集團合并，但一些發展得很不錯的周邊村企業，就不愿意與華西村合并，它們后來成了大華西的私營企業。吳仁寶專門在大華西建立了一個私營企業園，以優惠的價格（6000-8000元/畝）出租給這些私營企業。其中就包括了五村有名的查永恩、查解恩兄弟所辦的企業。

2006年并村完成之后，三村、四村、五村進行拆遷，土地用來建華西工業園，有些人不愿意拆，舊屋仍然保留。記者在工業園附近就看到一些又矮又舊的房子。周邊村的村民，愿意去華西村上班的，可以安排工作。此外，按照每年每畝地1800元的土地流轉費標準，每年領取大華西的福利，包括口糧款和退休金等。土地雖然收歸集體所有，在一些尚未規劃利用的地方，或者種植林木的地方，村民不用申請，仍然可以套種糧食或者蔬菜。 

家族制傳說

吳仁寶能把華西村建成如今這樣的規模，他所建立的一套鼓勵村民致富、訓導村民遵守傳統道德的價值觀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今在金塔賓館，每天早上都能聽到廣播里播放《村歌》、吳仁寶報告以及中央文件等。其內容是教導村民努力工作、熱愛華西、熱愛黨、孝敬父母、鄰里和睦這些正能量的宣導。事實上這些內容，并不比一個人從小到大從政治教科書里讀到的更多。

一些人就此認為吳仁寶是在給村民洗腦，搞精神控制。“你要記得一件事情，華西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你怎么洗腦？完全不可能的。只有通過家庭和村莊對個人的影響，讓大家看看我們村莊是怎么發展的，我們華西處在什么位置上，我們要不要珍惜。我們父母要給孩子樹立什么樣的榜樣。”孫海燕說。

在很多人大力批判中國道德敗壞、官員腐敗、官民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拉大的當下，來看看華西村中心村民令人羨慕的富足生活，新“三無”——無賭博、無封建迷信活動、無重大刑事犯罪，以及老“三無”——無上訪、無告狀、無暗斗。是不是覺得批判華西村不自由有點矯情？

另外一項流傳甚廣的質疑是，吳仁寶一家控制著華西90%的資產。吳仁寶有4個兒子， 吳協東、吳協德、吳協平、吳協恩。老四吳協恩是現任村委書記，老大吳協東是副書記，老二吳協德是副書記，19個書記中，有３個是吳仁寶的兒子。

吳仁寶的女婿繆洪達，女兒吳鳳英，以及吳仁寶的三兒子吳協平，都是村黨委常委。老大吳協東的大女兒是華西村分管教育的副書記。老二吳協德的兒媳婦周麗，原來一直給老書記做翻譯，是華西村委會常務主任，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吳協德的二兒子吳浩，是華西村黨委常委。

老四吳協恩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是黨委委員，吳仁寶有一女叫吳鳳英，吳鳳英的女兒繆華是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分管華西黨務和博物館；女婿叫呂蘇君，是黨委副書記，負責海洋工程部分；兒子繆令華是黨委委員。

整個黨委班子一共120人，按照孫海燕的說法，他家的比例事實上并不高。

同時，在華西集團，新書記吳協恩任華西集團公司董事長，吳協東是華西建筑裝潢房產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吳協德是華西鋼鐵建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也是華西博豐公司總經理、旅游總公司總經理，吳協平管理華西旅游服務總公司，包括華西旅行社、華西六大景觀（華西金塔、華西農民公園民族宮、華西龍希大酒店、世界公園）等資產，吳鳳英是華西物流公司總經理。

如果以調配能力來算，吳家很多人均為華西集團公司管理層，可能能夠調配全村90%以上的資產。但華西集團總公司作為華西村村民集資的股份制企業，目前，集體控股70%，村民參股30%，吳家十數人并不是華西集團公司的大股東。

華西實行的是“二八開”、“一三三三”的分配原則。所謂“二八開”，是指企業超額盈利的部分，完成集團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標，比如說目標是1個億，完成1.1億，多出的1000萬就二八開，即20％留在企業投入再生產，80％用作獎金分配。獎金分配的原則是：10％獎給廠長，30％獎給廠經營班子，30％獎給職工，結余的30％留在企業作為公共積累。

據孫海燕介紹，老書記全家，按照每年完成的經濟效益和承包經營合同，他們有的可以拿幾千萬，甚至上億，但是事實上他們都只拿了零頭還不到。

吳仁寶去世之后，吳協恩就對外宣布，此后他不拿獎金，只拿工資和原有獎金的分紅。他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明確表示，“他不是大股東，他是為華西集團打工的。”

華西中心村村民的想法卻格外單純。我們以游客和社會考察者的身份找到了兩位華西村村民，他們退休在家。（村里每年指定三戶人家來接待游客和訪客，但必須由華西旅行社的導游陪同，我們隨機找到了兩位非指定的華西村村民。）交談中他們時時流露出對老書記的崇敬。

趙永良告訴記者，外界關于吳家控制華西村90%財產的說法，“都是瞎說，華西的集體企業都是村民集資辦起來的，你幾千萬，他幾百萬，吳家人只是來管理，帶領大家致富。外面的干部，當著當著，公家的錢都揣到自己腰包去了，我們這里沒有。老書記去世之后，新書記就說他以后不拿獎金了，他是老書記的小兒子，外面當兵回來的，人很老實”。

趙永良還特別舉了當年吳仁寶任江陰縣委書記時落選的事。“他心里裝著我們老百姓的。”

另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華西村中心村老媽媽，離趙永良家不遠，我們見到她時，她正在房子周圍清理花園。她70多歲，右眼患有眼疾。回憶起老書記，她說，“在我們村民心里，他好像還活著一樣。吳仁寶帶領我們村民致富，就像胡錦濤、習近平領導國家一樣，國家那么大、那么多財產，能說都是他們家的嗎？”

華西中心村村民別墅（左圖）與周邊村村民尚未拆遷的舊房子（右圖） 攝影/唐逸如

新書記的考驗

在華西中心村村民眼里，外界對于華西村的擔憂似乎是多余的。事實上，輿論對華西村民的不自由，被洗腦，抑或對吳仁寶的家族制，個人崇拜的批評，跟華西村人的生活毫無關系，也并不影響他們對老書記的愛戴。

華西的現在以及未來，真正值得關注的，其實在于大華西3.5萬村民的共富之路何時能夠實現，以及老書記走后，未來十年是否可以順利實現轉型，再上臺階。

從小華西到大華西

2001-2006年，華西村與周圍13個村合并形成大華西期間，曾經為在華西集團工作的周邊村村民，以及外來打工人員，贈送過3萬-6萬不等的股份。這些股份每年可以拿到6%的股息。

2004年剛進華西熱帶廠工作的華西一村村民夏石源也拿到了贈股，因為他是高中文化，拿到了6萬，他的父親雖在華西扁鋼廠工作時間更長，但因為文憑低，拿到3萬。外來人員也有拿到贈股的，但一般都必須是優秀員工或者管理人員。

此外，還分兩次吸收了一些新村民。第一次是一家三口交10萬元就可以成為華西新村民，共吸收了88戶；第二次是以學歷以及在華西集團的工作表現綜合評估吸收了一批新村民，以華西旅游服務公司副總經理何葦為例，她和先生為大學學歷，每人花了1萬元，都成了華西村新村民。

此后，再沒有推出過吸收新村民的舉措。截至目前，華西中心村約3000來人。但大華西總共有3.5萬人，加上外來人口整個大華西有5萬人左右。

吳仁寶畢其一生讓小華西人過上了人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我們怎么贊譽他都不為過，而大華西周邊村村民，雖然在并村之后，絕大多數村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明顯改善，但與華西中心村村民相比，收入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2004年，夏石源進華西熱帶廠時工資2000多元，干了7年，他就離開了，離開時工資是3000多元。利用這些年自己攢的錢，小夏開了一家汽車美容店。每個月刨去租金人工等費用，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很滿足。

但與一些華西中心村的同齡人還是沒法比。“一些在中心村的同學，一起參加工作的，最好的做到組長級別，一年現金能有十來萬，事實上加上股金將近100萬了。”

三村的劉先生，在華西法蘭管件廠上班，是帶十幾個員工的小組長。他老婆在染整廠上班，兩人當年都拿到了3萬元的股金。農田被征為大華西集體土地之后，每人每年發300斤價值600元錢的口糧，今年沒有發口糧，每人發了900元口糧款。

劉先生其實在并村之前，就已經在華西的法蘭管件廠上班了，至今已經在這家公司工作了25年，他感覺并村之后，“生活沒有多大變化”。

華西三村、四村、五村的土地在并村后被規劃為工業園，也就是華西村的“錢倉”，但因為這些鋼鐵、化纖、紡織等傳統工業污染比較嚴重，周邊當初沒有搬遷的村民出現怨憤情緒。2011年，在華西村舉辦村慶50周年的時候，“戴進興事件”一度成為華西村有史以來比較大的公共危機。

背后的主謀被認為是華西五村大名鼎鼎的私營企業家查永恩，外號“查三毛”。在五村村民口里，“查三毛很厲害，辦了很多企業”。因為查氏企業效益好，當年并村的時候，他未簽字，最后租借大華西私營工業園土地辦了工廠。查永恩還成立了幫扶基金，為五村村民做了不少善事。

“我爺爺奶奶去世前幾年每年能領到1000元的紅包，過年還免費請我們吃飯，吃好，還要每人發100元走。”一位華西五村村民對記者說。在他們眼里，查永恩的名望要勝過吳仁寶。

4月17日下午，記者到私營企業園查永恩的企業鵬威金屬制品有限公司和宇潔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登門拜訪，不巧其秘書告知查永恩出差去了，未能見到這位厲害人物。

據媒體報道，查永恩本人曾在公開場合承認：“老書記當年借給我1000萬元資金，才有了今天的宇潔公司，老書記不但邀請了上級領導為我公司開業剪彩，還為我爭取到環保局200萬元的撥款。”

矛盾最終被平息，但華西工業園與“天堂”華西中心村近在咫尺；盡管，正如吳仁寶所說的，共富不等于平均主義，華西中心村村民的財富是他們幾十年艱苦奮斗得來的。但能夠理解的是，并入大華西之后，周邊村村民渴望與華西村村民共富。

吳仁寶去世之后，大華西人如何實現共富，這是新書記面臨的核心問題。

 

華西村產業如何轉型

華西村位于龍希國際大酒店中重達一噸的金牛 攝影/唐逸如

華西村靠發展工業，集體資產從小五金廠賺到第一桶金30多萬，發展到如今500億。后吳仁寶時代，從500億到600億，到1000億，華西如何再上新的臺階？

在華西村村民的走訪中，華西企業虧損、效益不行的說法不時入耳。4月18日晚，記者在龍鳳廣場與一位前來學跳舞的賣摩托車的女士攀談，談及她的生意情況，她說，“生意還可以，現在人沒有以前多了，這些年很多打工的人都走了，去張家港、江陰等其他城市去了。”

2008年之后，中國實體企業，尤其傳統工業盈利能力下降，產能過剩的局面日趨暴露，華西村的企業也未能幸免。

華西集團有四大支柱產業，鋼鐵冶金、建筑裝潢、紡織、旅游業，其中前三大產業都遭遇挑戰。

鋼鐵冶金行業，放眼全國全行業大面積虧損早已上演，華西村也不容樂觀。以華西三村劉先生所在的法蘭管件廠為例，金融危機之前，企業效益很好。“最好的時候，每年上繳給村的利潤達到1.2億，現在只有2000萬了”，劉先生說。員工流動也很明顯，“原來一個職位十幾個人競爭，現在效益不好，來一批走了，來一批

走了”。

建筑行業也遇到瓶頸。受國家保護耕地政策的影響，聽多位村民說，華西村的住宅建設用地指標已經用完，再批新的地很難。為了保護周邊村和外來打工者的利益，華西村也實施限購，中心村村民居住條件都很好，所以華西村新建的別墅項目，只能給華西工作的周邊村和外來員工購買。

華西建筑房產公司也在外地進行房地產開發，但在國家實施房地產調控的當下，建筑領域也較難有大的盈利前景。

紡織行業污染大利潤低，在整個長三角地區都已經屬于向內地甚至東南亞轉移的行業，未來發展前景也很暗淡。

唯華西村的旅游行業方興未艾。記者在華西村采訪的五天時間里，旅游大巴絡繹不絕。據華西村旅游服務總公司副總經理何葦介紹，華西村每年接待游客250萬人次，未來旅游服務業將是華西村著重發展的一個領域。僅華西旅行社這家公司，未來要加大出團游的份額，即帶領華西以及周邊的客戶向外發團，出省出境游。

截至目前華西村僅有一家歸屬集體的華西旅行社，有員工167人。據何葦介紹，以現有的人手和規模，只能接待團體旅游，散客上門都接待不過來。可見未來還有發展空間。

2011年10月8日開業的超五星級龍希國際大酒店，成為華西旅游服務業的新熱點。60樓價值2.6億的金牛，由重達1噸的純金打造，即使單張觀光票價達到260元，每天都能吸引大量的游客參觀。此外還開辟了直升機觀光項目，一次1000元，吸引一些高端游客。

吳協恩在去年十八大期間談及未來的規劃，提到未來5年將新建15個機場，每年3個；新增10架飛機（8架直升機、2架商務機），每年2架。此外還要從中心村到山上，建立交橋，建設地下隧道。這些都是與旅游服務業配套的基礎設施項目。

此外，新書記吳協恩2002年上任后，就著手實施產業轉型。主要選擇了現代服務業和金融領域作為突破口。以金融產業為例， 2005年起，華西村先后成立了2家投資擔保公司和1家典當公司。2009年10月，又成立了集團財務公司，先后投資參股5家銀行、2家證券公司，并參股了多家擬上市公司的股權，開展了PE和VC的項目投資。

據吳協恩在去年十八大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2011年，70多人的金融人才團隊，就創造了超過5個億的凈利潤。

這兩項突破都是在新書記吳協恩上任后實施的，但那時還有吳仁寶。

吳仁寶不隨大流，不分田，不改制，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能50年屹立不倒，其奧秘在于他始終能夠把握中央政治經濟的前進脈搏，吃透中央精神，發展經濟又有敏銳的戰略眼光，還能夠利用個人魅力凝聚人才，并處處為村里百姓著想。

沒有吳仁寶的日子，全國由上到下關心或關注華西村的人們，此刻都盯著這位“老實的”、“能干的”新書記吳協恩，他能把“天下第一村”的衣缽穩定地繼承下去，并且更上一個臺階么？

一切都留給時間去檢驗。

華西村究竟如何？只有生活在此的五萬人才有真正的發言權。

華西村龍鳳廣場上的露天舞會熱鬧非凡 攝影/唐逸如

華西村內隨處可見吳仁寶箴言 攝影/唐逸如

輿論之外的華西村人

驚蟄剛過，華西村再次吸引了媒體的目光。這一次，華西村的締造者吳仁寶去世了，一個時代也結束了。

但關于華西村的爭議并沒有停止。在50多年的爭議聲中，吳仁寶帶領著村民將華西村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天下第一村”。如今，圍繞著這一個村莊，有接近5萬人在此生活。

外界一般將他們分為三類人：中心村村民、周邊村村民以及外來打工者，對應著不同的待遇。但在吳仁寶葬禮當天，他們都自發地戴上黑紗，站在道路的兩邊送別老書記，黑壓壓的人群從華西村內綿延至殯儀館。

在沸騰的輿論之外，華西村究竟如何？只有生活在此的5萬人才有真正的發言權。

三個年輕人

張雷已經在華西村生活了10年。平時，他在華西扁鋼廠上班，過著“三班倒”的生活，工作12個小時，休息24個小時。空閑的時候，他會騎著自己的小摩托車，在華西村村口招呼游客，當導游補貼家用。

2003年，張雷經親戚介紹，來到華西村工作。因為擁有國家焊工中級職稱，他很快在華西村找到了立足之地。如今，張雷在華西扁鋼廠管理著

近20人的團隊，他和妻子住在華西村為外來職工建造的員工宿舍里，孩子也已經上小學。

無論是外表還是言談舉止，張雷和華西村村民看起來并無差異。他向記者細數華西村幾大旅游景點，也談到華西村未來的轉型發展，更是像大多數華西村村民一樣，對老書記吳仁寶的事跡和語錄了如指掌。

“一樣窮就是一樣富”；

“老書記說了，在華西要砍一棵樹，都要經過我吳仁寶的同意”；

“老書記教導我們要孝順”……

吳仁寶葬禮的當天，張雷和許多同事一起自發地站在路邊送別老書記，“內心里還是很感動的”，張雷回憶。

在華西村，有1.5萬像張雷這樣的外來打工者。他們在華西集團下屬的70多個企業工作。隨著工作年限的增加，無論在生活上還是思想上，這群人都已經融入了華西村這個大集體，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華西村發展帶來的繁榮。張雷告訴記者，去年工廠為了犒勞員工，請所有人到“大樓”里住了兩天，玩遍所有娛樂設施。

張雷口中的“大樓”即是華西村的地標性建筑——龍希國際大酒店。造價30億的龍希國際大酒店高達328米，2011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為華西村50周年獻禮。

除此之外，張雷與其他地方的打工者沒有區別。每月拿固定的工資，年終會發幾千元的獎金。至于外界傳說的上萬獎金，以及獨特的分配方式——將其中的80%作為股金，待來年拿10%的分紅——這些待遇只屬于華西中心村村民。

外界曾經質疑華西村區別對待不同的人群，有失公平。張雷卻并沒有覺得不滿，“我們就是打工的，怎么能和老板比？”他反問記者。

面對外界的質疑，張雷也會自覺地為華西村辯護。

2011年，曾有周邊村村民不滿并村之后的待遇，自發印刷小冊子在村民之中傳播，一時造成不小影響。對此，張雷擲地有聲地解釋，“老書記說并村必須村民100%簽名同意，才能并入大華西。”而對于外界擔憂“后吳仁寶時代”華西村能否持續發展，張雷顯得很輕松，“我一點不擔心，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相比張雷的坦然，離開華西體制的夏石源則有些擔憂。

“吳仁寶去世的時候，我去參加了追悼會，當時心里就想，華西缺了他，不一定能有這么好。身邊的朋友都覺得他的后代沒有他那么有魄力，有能力。”夏石源告訴記者。

夏石源原來是西巷村村民，2001年，華西村實行“一分五統”的并村計劃，西巷村成為最早一批并入華西的周邊村。夏石源因此成為了華西一村的村民。

2003年，夏石源剛剛高中畢業，自言“比較叛逆”的他沒有參加高考，而是到華西熱帶廠當了汽修工人。

據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介紹，自2001年華西村并村伊始，周邊村的村民只要愿意都可以安排到華西集團的企業工作，這一規定延續至今。

夏石源回憶，2004年他剛進廠的時候工資是2000多元。同年，華西集團進行了一次大范圍的股金分配。資料顯示，當時只要在華西集團工作的周邊村村民都可以分到股金，根據學歷高低有所不同，普通的職工能拿到3萬，高中文化的職工則有6萬。至于外來打工者，則需要綜合學歷、工作表現評判是否有資格獲得股金。據統計，當年分配的股金超過1億。

“當時我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夏石源說，“但最近幾年工資漲得比較慢，廠里效益也不好，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去年，夏石源從華西熱帶廠辭職，依靠這幾年積攢的10萬本金，開了一家一百多平方米的汽修店，自己當老板。

踏入這家不大的汽修店，隨處可見散落著的扳手、千斤頂等工具，幾張塑料凳子已經被機油染黑。由于剛剛開業，夏石源只雇傭了兩個員工。有時候生意忙起來，他也得自己上陣。坐在記者對面，他點起煙，手指甲縫里都是黑色的油跡。

夏石源告訴記者，修車店現在每個月的凈利潤有5000元，自己并不著急，“有多少干多少”。而最近幾天，夏石源的希望是下一場大雨，因為雨后來修車的人特別多。

夏石源也在考慮出去闖闖，因為“華西村就這么大，能有多少車？”他告訴記者，自己的第一站可能是蘇州，和朋友合伙開一家汽修店。

在夏石源的同齡人中，像他一樣脫離華西體制的人不少，但大多是周邊村的村民。他們或是自己創業，或是在周邊的無錫、蘇州等大城市工作，因為當地的薪水比華西村更有吸引力。張雷也告訴記者，華西村的工資并不算高，但比較安逸。

“安逸”同樣是夏石源對中心村年輕人生活的描述。“他們一回來就有股金，每年都在增加，還有分紅，光靠這個都能生活得很好了。”正因如此，夏石源也對華西未來領導集體抱有擔憂，“大家普遍擔心華西會不會一代不如一代，他們從小就生活很富裕的環境里，沒有過過苦日子，沒有闖勁。”

談到這個問題時，27歲的朱民新顯得有些忿忿，“外面說我們是富二代，其實華西一直有艱苦奮斗的傳統，年輕人學了技術回來，都是到一線，包括企業車間去工作。”

朱民新是土生土長的“華西村孩子”，大學畢業之后，她選擇回到華西村參加工作。如今，她是華西村團委副書記，為華西集團內七八千青年人服務。

朱民新告訴記者，她作為大學生回到華西村，除去每個月3000多元的工資，第一年的獎金就有10萬。“生活確實比較安逸，但是我們年輕人更看重的還是未來的發展和平臺。”朱民新坦言，自己前幾年實際到手的收入還沒有外面高，但是隨著股金的累積，工作時間越久，分紅越多。“這樣的機制，讓我們年輕人有一個長遠的考慮，認認真真地發展。”

大多數“華西村孩子”都和朱民新作出了同樣的選擇。盡管有些人的專業并不對口，但是在華西村，回村的青年人都要服從村里的統一安排。如果工作崗位不合適，可以在集團內部調動。

“身邊回來創業的同學確實不多。”朱民新解釋，“創業一方面需要個人的熱情，另一方面需要有團隊和資金等條件。我們大學生能依靠的條件不多。如果有創業的想法，你在華西集團內你可以去營銷的行業，也可以去金融領域，多做一些準備，不一定要盲目地去創業。”

可是，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股金分紅也越來越多，在做好了準備之后，年輕一代是否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再離開華西村創業？

吳仁寶和他的村民們

68歲的趙永良自稱是華西村的“同齡人”。1961年，華西村從華西大隊獨立，正式建村，趙永良也正是那一年參加工作。從平整土地運動，到“偷偷摸摸”建立小五金廠，再到不分田選擇集體經濟道路，趙永良跟著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干了一輩子。

回憶起華西村的發展歷程時，趙永良連續說了兩個“太苦了”，“平整土地的時候，夜里用柴油機發電，一直在干，不讓你休息。”

如今，趙永良退休在家，閑時去華西村的老年人活動中心當管理員，順便幫兒子家里打理家務。

華西村集體企業也已經成為年入500億的上市企業。并村后，華西村的面積從原來的0.92平方公里，擴張到3.5平方公里，人口也從近2000人增加到了3.5萬人。

趙永良將這一切成就都歸結于吳仁寶的領導。“為什么我們發展得好？這個和干部有很大的關系。有的干部掙了點錢放進自己腰包里，老百姓怎么會聽你的？”趙永良回憶，平整土地的時候，吳仁寶跟村民一起沒日沒夜地干活，然而事實上，吳仁寶得到鄉里的照顧，并不缺糧食。“他這樣做，我們老百姓都很敬佩他。”

在華西村，吳仁寶是這個家庭的大家長。村民們敬重他、信任他，“甚至在某些方面依賴他”，孫海燕如此分析華西村民對吳仁寶的情感。

3月18日，吳仁寶離世。距今已經一個多月，但言語間談及“老書記”，不少村民的情緒依然激動。

“我覺得老書記沒有離開，他一直在我們心里”，一位78歲的中心村村民嘆道。

在吳仁寶去世后的第一次村民大會上，村黨委播放了吳仁寶生前最后幾天的視頻資料。在偌大的民族宮內，整個會場一片寂靜，只有村民們此起彼伏的抽泣聲。

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何葦依然難掩神傷，“我當時眼淚根本停不下來。”

何葦是貴州開陽縣人，1999年大學畢業后，她參加當地的一個掛職鍛煉項目，被派往華西村學習。兩年后，項目結束，何葦卻為了“愛情”和“事業”留在了華西村。

十三年間，何葦一直在華西旅行社從事導游工作，接待過不少國內外的重要領導，也因此成為整個華西集團和吳仁寶接觸最多的員工。

因為工作突出，2010年，何葦被吳仁寶提拔為華西旅游公司的副總經理，同時擔任華西集團總辦的副主任。

何葦還記得3月4日最后一次和吳仁寶工作的場景。“那天，老書記給我們集團總辦的9個人開會，討論《華西月刊》的修改內容，我當時就覺得他的精神狀態很不好，一直在喘氣，他平時不這樣的。”

吳仁寶去世之后，何葦負責接待全國各地前來采訪的媒體，每次把記者帶到老書記家門前，她都遠遠地站著，不敢靠近。“我不能過去，一過去就會哭。”

同樣受吳仁寶的“知遇之恩”，孫海燕對此感受更加強烈。1992年，“落榜青年”孫海燕來到華西毛紡廠工作，最開始只是一個清潔工，后來成為廠辦主任。1996年，孫海燕被吳仁寶調到總公司工作，一直在吳仁寶身邊工作。

孫海燕說起自己最近曾夢到老書記，“夢中他還在給我們開會，我問身邊的同事，老書記不是去世了嗎？然后就醒了。”說到這里，孫海燕的眼中泛起了淚光。

在華西村和華西集團之外，也有不少人對吳仁寶懷有敬意。寶晟五金的老板娘是華西三村的村民，并村之后她向村里租了地，蓋起了自己的廠房，當起了私企小老板，如今年收入上百萬。盡管并不依靠華西村的集體經濟而活，但老板娘依然非常感激吳仁寶。

“我還記得2006年的時候，吳仁寶帶著我們一批有意辦廠的村民來這里參觀。當時這一片都是荒地，吳仁寶說將來這里要發展成一個工業園。”老板娘向記者回憶，“2009年，我們正式搬進來。當時每畝地是8000元的租金，這幾年也一直都沒有漲過。”

“我還是很感激吳仁寶的，要是沒有老書記，也不會有我們這個廠。”老板娘說，吳仁寶去世的第二天，她在吳家門口排了兩個小時的隊伍才得以進屋吊唁，“那天我穿得又少，在寒風中真是凍死我了，但我想還是給老書記鞠個躬吧。”

華西村博物館

華西人的精神世界

后吳仁寶時代，華西村是否還會和之前一樣？

孫海燕對這個外界關心的問題已經回答了很多遍，“新書記和老書記肯定有區別，本來就是兩個人嘛。老書記這樣的人，以后很難出現。吳仁寶的經歷不可復制，他所處的政治時代也不可能再出現。”

事實上，即使在吳仁寶時代，面對外來的“取經者”，吳仁寶自己也不喜歡談論“華西模式”，他常說，“最好不要講模式，我最怕模式”。

記者在華西村走訪期間，上至華西黨委負責人，下至普通的華西村民，皆對華西模式的復制避而不談。華西村黨委副書記朱蘊海說，“華西村不是想復制就能復制的。但是華西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借鑒的，尤其是實事求是、艱苦奮斗、與時俱進、解放思想的這種精神。”

對普通的村民而言，華西村無法復制的原因很簡單：沒有吳仁寶這樣的干部，也沒有這一群接受了吳仁寶教育幾十年的村民。

“全國組織了那么多次基層干部、村官來華西學習，我認為那些錢都打了水漂了。老書記心里想著老百姓的，外面的基層干部幾個能做到？”趙永良說。

除此之外，趙永良還為華西村村民自豪，“老書記在世的時候，他希望華西之外的村子也富起來。他的想法是好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周邊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像華西的老百姓一樣聽話？”

他回憶起前幾年村里組織的一次活動，共有290名周邊村黨員和10名中心村普通村民到華西集團的海運公司參觀。中午吃飯的時候，還有幾名江陰市的領導沒有來，組織活動的負責人讓大家先吃飯，周邊村的人都拿起了碗筷，而中心村的村民一直等到領導入座才吃飯。趙永良因此感嘆，“周邊村的黨員還沒有中心村普通農民的覺悟高”。

在華西村，村民們經常接受吳仁寶的教育。趙永良回憶，老書記在世的時候，平均每周都要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有時甚至要開兩三次，白天上班，晚上開會。對于朱民新這樣的年輕人，小時候也經常被吳仁寶喊來開座談會，教育他們要“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

另一方面，吳仁寶嚴于律己的作風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也在無形中感染著他的村民和繼任者。記者采訪過程中，不少華西村黨委委員都講述了自己被老書記感動，從而信仰發生了變化，最終入黨的轉變過程。

朱蘊海就是其中之一。她告訴記者，“我以前在思想上很前衛，覺得入黨是一件很土的事情，但老一代的黨員在工作中的點點滴滴真的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共產黨人，自己也變成了真正有信仰的共產黨員。”

吳仁寶離世之后，這樣的精神遺產是否還能一代代地傳承下去？

外界已經對此提出了質疑。新一任領導吳協恩及吳家第三代成員，只能在無數雙眼睛的注視下頂著壓力低調地前行。

朱民新用“謹慎”這個詞向記者描述了她所認識的吳家第三代青年。“在工作上，我們可能沒有特別大的壓力，但他們身上有擔子，不能讓事情出一點差錯。如果你做得不好，就會有輿論的壓力。”

而在辦完父親吳仁寶的后事之后，低調的吳協恩也拒絕了全國各路媒體的采訪。“新書記的壓力很大，他是想干出一點事情，再和大家講。”孫海燕如此解釋。

氣派的華西村正門 攝影/唐逸如

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干部群體主動認同于自己的社區，而不是借助上級政府的權威強硬地實現改制，把絕大多數利益歸于自己，這無疑極大地增強了社區成員對于他們的認同，從而減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強硬手段的必要。

對華西村的學術表述與村民感受之間的巨大差異，不能說不是對主流學界的一個挑戰。經驗材料的極端豐富與學術表達的極端貧乏共存，使得一點很清楚：教條化的思維無助于認識和表達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圖為上世紀90年代華西村最高建筑華西金塔，如今，游客可乘直升機一覽華西全貌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雷、夏石源均為化名）

（高艷萍、唐逸如 報道；本文刊載于《社會觀察》雜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