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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最近一些企業在宣傳中使用帶有“瞇瞇眼（slanty eyes）”元素的廣告創意，引起網友比較激烈的反饋和討論，如果說“三只松鼠”引起第一波輿情可能是它未能預料到的話，奔馳在輿論熱點已經產生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在您看來，奔馳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出現這樣的操作？

盧曉：實際上在最近的大眾討論中，許多分析非常到位，很多文章追溯到19世紀的英國殖民者對中國人形象的刻畫，包括傅滿洲的形象，以及李小龍當時對這種丑化的揭露和抵制。

第一，這是一個審美標準的問題；第二，這種審美的沖突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但零星、散狀、多發，沒有引起大眾如此集中的關注和討論。這次奔馳、三只松鼠的操作并不是“突然”引起關注的，而是有一個很大的背景和體系，我在此前出版的專著《品牌賦能 國際精品品牌戰略》的序言中就提到過一個問題：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二元均衡。

關于這個問題，我談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近代以來的數百年，西方在殖民主義和工業化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思想文化上的主導地位。

西方在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等傳統上東方思想文化占主導的地區進行侵占和殖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些地區在美蘇冷戰背景下出現民族自決，逐步實現獨立，但這是主權和行政上的表面獨立，特別是在思想文化上，它們還是被殖民的狀態。

但在全球層面上，文化領域確實存在兩種思想體系，東方是不容任何觀察者忽視和否認的另一極，幾千年來的傳承脈絡是真實存在的，誰也無法隔斷和消除。近代中國由于落后挨打，200多年來一直處于落后狀態，這套思想體系不論好壞，也一直處于弱勢狀態，因為硬實力不行，我們再宣傳這套文化的先進，沒有說服力，也沒有追隨者，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自“五四”以來，我們一直在對這套思想文化體系進行反思。

這種狀態的止損點，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全新的面貌在全世界亮相。雖然經濟實力不行，但我們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重新站起來。“站起來”這個說法非常形象，可能我們底子薄、狀態不好、弱不禁風、面臨諸多困難，包括很多國家遏制我們，不希望我們站起來，但我們的確是站起來了。可能當時西方實力強，站著的人多，但作為東方體系的領頭者，我們重新站起來了，這跟沒站起來的時候完全不同。

隨后，我們經過前三十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打下國防和工業基礎，又經過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高速發展，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逐步站起來了，但是在文化上，我們仍然沒有以代表東方思想體系的身份強勢起來。所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一個系統工程，政治上站起來了，經濟上站起來了，文化上也要站起來，物質層面站起來了，精神層面也要站起來。

第二個觀點，當下的時間點確實孕育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質變，很多人對這句話的理解還不夠深刻。

西方已經強勢了數百年，東方已經弱勢了數百年，這個格局一直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實際上朝著東西方文明發展的均衡狀態發展。此前在東方弱勢的時候，很多事情雖然也發生，但我們不敏感，至少我們的大眾不敏感，而隨著東方實力的增強，體量的增大，很多人心理層面發生了變化，自然而然變得非常敏感。

這種敏感，并不是業內人士敏感，是由于東方文明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綜合實力提升，產生公眾認知能力的提升，導致普羅大眾的覺醒和敏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敏感的發聲者是年輕人，是90后、00后，他們沒有那么多歷史包袱，沒有過去遺留的思維慣性，年長一點的人可能早就見過了，覺得這次發生的事情跟以前一樣，司空見慣，本該如此。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這些經驗，看到這個現象覺得很錯愕，因為從一個平視世界的正常人視角來看，從一個正常人與生俱來的樸素審美來看，被描繪成這種形象，都會有一種被攻擊的感覺，他們反問，為什么要接受一個不屬于我的形象？為什么要承擔一些不該承擔的東西？

“當代藝術家”岳敏君的作品在2017年被拍出高價

這種年輕人的內心感受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在東西方動態博弈的過程中得到了激發，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他們的聲音能夠被放大，更易于得到共鳴。如果在之前的歷史階段，即使有人有這樣的感受，發出這樣的聲音，可能也會被湮沒，無法激發更多人的共鳴。

觀察者網：可能在李小龍那個時代和環境中，他發出的聲音就沒有在當時激發那么大的回音，但是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分析文章都提到了李小龍，這似乎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回音。

“我覺得美國應該展示真正的東方文化，你自己看看兄弟，美國劇里中國人都是長辮子像猴子跳著，被美國人追趕著快快，眼睛還要弄成斜眼，我認為這是非常過時的。”

——李小龍

盧曉：李小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直面這種沖突，他當時作為一個東方人，站在西方文化體系中最強大國家的文化中心，可以說是站在漩渦的正中間，比我們今天的感受更深。當時他能夠發出這樣的聲音，我認為能夠證明兩點，第一，他不糊涂；第二，他非常有勇氣。

李小龍1971年接受采訪畫面

當時去美國的中國人，包括大量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人，很多就變成了依附者，他們第一步是按照西方（給某個民族）設計的文化形象，100%地改造自己；第二步是被改造后，再以自身被改造后的形象反過來影響他的母文化。第一步是被同化，第二步是變成工具。

以這樣的標尺去觀察李小龍，首先，他不糊涂，拒絕同流合污；第二，他有勇氣發聲。有些海外華人雖然也不糊涂，不同流合污，但是他考慮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就選擇沉默，這是很多海外華人的普遍狀態，據我觀察，第一代海外華人大多是不糊涂的，但第二、第三代就說不定了。

當然以前肯定也有華人選擇發聲，但是李小龍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擁有更多發聲的機會和平臺，他在采訪時表達的觀點可以被鏡頭記錄下來，可能當時沒有引起多么大的關注或反響，但在近半個世紀以后，又被明眼人發掘出來，這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產生了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