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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樓繼偉，素來在媒體面前有個“大嘴巴”的名聲。最近在兩會的新聞發布會上，樓繼偉炮轟勞動合同法的舉動似乎又把不少人給惹惱了。

可以說，樓繼偉的話說得確實很直接：

“《勞動合同法》，使得這些企業都非常為難了，大量的工作機會給誰了呢？低技能的勞動者工作機會就少了。從產業來說，可能會因為成本上升轉向其他國家去了。那么最終損害是誰呢？損害的是勞動者，減少了就業機會。本意是保護勞動者，但可能最終損害了一些勞動者的利益，還可能導致了薪酬的過快上漲。”

當天，社交媒體上的批評就鋪天蓋地。

在微博上，像這樣的批評比比皆是

其實，樓繼偉只不過重復了二月份G20財長會上的原話，甚至只是說了企業界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初就有的牢騷，只是兩會上，以一個國家財政部要員的口氣說出來，就非同一般。

這也不是樓繼偉首次讓輿論“嘩然”。

2016新年第一期《求是》上，樓繼偉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文章標題倒是沒啥，可里邊提出了“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的建議，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當然，最讓輿論沸騰的一次，還是去年4月下旬在清華大學一場學術會議上的發言。那時候，樓繼偉一句“中國有50%幾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是讓人大跌眼鏡。“唱空中國”的言論竟直接出自一位正部級高官之口，這實在是讓所有人意外。按照世行標準，我國在2012年已經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6100美元的中等水平，但若要進一步步入1.2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仍然存在許多挑戰。

像墨西哥、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這些國家的發展長期停滯不前，便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嚴謹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說法本身就是陷阱，是西方國家發明的話語圈套。本文不展開討論。

今年兩會期間的樓繼偉

然而，無論是樓繼偉談“中等收入陷阱”，或是建議“退休繳醫保”，還是“炮轟勞動合同法”，他都切中了當前一部分人的痛點。

其言論所針對的靶心之靶心便是，當前中國正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向高等收入國家跨越的關鍵節點，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快速行使了三十年，如何讓船上的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的同時，又能持續保持動力，長遠穩定地向前航行？

樓繼偉放炮背后的核心關切：中國的人口拐點

其實豈止樓繼偉提到的那三個問題，中國目前經濟領域中的焦點問題，例如供給側改革，例如去產能、去庫存、新型城鎮化，乃至普遍開放二孩這些問題，都如一道道涓涓細流，最后匯入的卻都是中國面臨人口拐點這一焦點問題。

這個焦點成就了中國經濟起飛后的超高速奇跡，卻也是目前新常態下，速度放緩的內生因素；此外，伴隨這個焦點的，既是人們微笑的面龐，更有說不清道不盡的痛楚。

但是，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現在不得不面臨的現實。

先掉個書袋，談談人口拐點。

作為發展經濟學歷史上的標志性成就，諾獎得主、黑人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所提出的“劉易斯拐點”，早已就人口與發展問題得出了一個受到普遍公認的理論：

諾獎得主劉易斯（資料圖）

在工業向農村吸收剩余勞力即將殆盡的時候，工資將達到一個較高水平，發展中國家既往依靠廉價勞動力形成比較優勢便逐步喪失。這時便達到了所謂的“劉易斯第一拐點”，也就是人們經常見到的“人口紅利喪失”的說法。

伴隨“人口紅利”結束的便是“人口詛咒”。當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

當然，在中國，圍繞“劉易斯拐點”是否存在、是否已經到來等問題，尚存在爭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對沿海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的觀察中，劉易斯拐點中的幾大要點已經得到充分顯現了。

最終就表現為：在金融危機之前，沿海城市長期鬧用工荒，加上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再加上遭遇全球危機，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便遭快速吞噬。

隨著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速度在十多年來首次跌破8%，打破以往保8是就是為了保就業的目標，卻并沒有出現失業惡化的問題，這個人口拐點讓很多經濟學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