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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讓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不解的是，他們眼中的好學生，卻始終沒有走上美國的道路。一個在近代歷史上如此向往西方的國家，卻始終沒有成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而且現在美國人的期待似乎越來越落空。美國人曾經對“中國人民”寄予厚望，但是現在卻變得失望，以至于有人認為這已經不是一場意識形態沖突，而是“文明的沖突”。

近幾年，美國一部分自稱長期致力于兩國關系友好的學者，開始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L. Shirk）曾經多次抱怨，現在在美國為中國說話越來越難，美國人對中國態度惡化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并且對中國的現狀感到“驚訝”。

曾經對中國政治發展有過積極評價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國的看法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并且辯解說，不是他自己變了，而是“中國變了”。沈大偉教授盡管喜歡對中國指指點點，經常對中國學者的觀點表示不屑態度，但是他堅信自己對中國的友好情節是發自內心的，他“真誠地”希望中國走上一條他希望的“正確道路”。

類似的學者在美國還有很多，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普林斯頓大學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哈佛大學和紐約大學法學專家孔杰榮（Jerome Cohen）等，他們幾十年前就轉變了對中國的觀點，但依然以對中國“友好”而自詡。

在美國的知識界，批評中國也是有潛規則的，有的話可以講，有的不可以。我總結了相關的三個特征：第一，違反美國政治正確的話不能講，例如不能從文明、種族視角來攻擊中國；

第二，對中國人民表達失望的觀點不能講，盡管有的保守派人士內心持這種觀點；

第三，破壞知華派在中國人脈關系的話不能講，否則會損害主流知識界的既得利益，以至于遭到他們的集體打壓，學術圈之外的人或許有可能說一說，但是學術圈的人不敢。

知華派何以“驚訝”于中國的現狀？

如果粗略地把美國知識界大體分為左派和右派，那么可以發現，左派有傳教士精神，經常宣稱對中國友好，他們認為有能力改造中國，也喜歡批評中國，尤其要對著中國人批評中國。而右派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并不太關心，他們更多的是從美國國家戰略的視角出發，討論針對中國的具體政策，有時更容易克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國家利益的阻礙。

知華派有固有弱點，大多數知華派對中國的知識體系，是建立在美國中心主義的基礎上的。他們實際上是認為，只有中國接受美國的經驗、采用美國的模式、聽從美國的教導、融入美國主導的秩序，才可以真正繁榮和強大。他們在分析中國問題時，不考慮中國的實踐經驗，而是將西方的邏輯強加在中國的事實之上。

例如，美國的知華派和友華派們經常說，他們喜歡中國的這個政治人物，不喜歡那個政治人物；這個時期的中國是進步的，那個時期是倒退的；中國這樣做是對的，那樣做是錯的。盡管他們的邏輯能夠自圓其說，但是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認為的中國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恰恰是中國人民從自己的政治實踐、長期摸索和反復試錯中產生的，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和美國自下而上的賦權邏輯有根本不同。

美國的很多知華派的確是發自內心地對中國“友好”，但本質上他們的“友好”是建立在對中國不尊重的基礎之上，是一種西方中心式的傲慢，夸大某一國價值觀的普遍適用性，卻無視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信仰體系和實踐過程。他們否定中國的成就，在他們眼里，中國在西方模式之外取得的一切都不算成就，中國在“普世價值”之外不可能走和平道路。他們評論中國，就好像是在博物館里欣賞生物標本，雖然他們確實很喜歡，但卻無視生命體的演化過程。

最近一些知華派和友華派，似乎默認了對中國“接觸”失敗這種說法，并且將責任歸咎于中國。但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美國從來沒有真正尊重過中國的主權完整，對中國的“接觸”是不認真的、不徹底的，2019年美國對香港做的一件件事情，只能導致中國各界對美國的失望。這種偏見，妨礙了知華派們準確預測中國，難怪觀點總是處處碰壁，總是在美國國內遭到批評，他們的遭遇是他們自己的思維方式造成的而不是中國造成的。

當然，并非所有的知華派都囿于偏見，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在分析中國問題時都能置身于中國的具體情境之中。還有一些人是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國的人脈關系而表面上不敢得罪中國，但他們并未真正從歷史制度演變的角度來分析中國。

與一部分長期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者相比，米爾斯海默這樣的現實主義者似乎對中國的了解更為透徹，對中國問題看得更為深入，事實上比知華派們更加知華。他很早就指出，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視角看待中國并制定戰略，根本不可能有利于美國的利益。很多人覺得米爾斯海默是反華的，但在筆者看來，他恰恰比那些知華派更為“友好”。他所談論的“中國威脅”，不是價值觀和文明意義上的，而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實力。換句話說，他的理論對中國和西方是一視同仁的，他對中國共產黨合法性來源的理解也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沒有像多數知華派那樣將美國的邏輯強加于中國。

但遺憾的是，米爾斯海默在美國是孤獨的，美國政界和主流戰略學界受到自由主義偏見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他們依然在犯米爾斯海默所反復指出的錯誤，例如在臺灣和香港問題上消耗權力而非聯合其他國家對中國進行“離岸制衡”以有效打擊中國的軟肋。

米爾斯海默看待中國，視角犀利而毒辣，卻贏得了中國同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