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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徐俊】

觀察者網：您在一次講座中說，您讀大學時覺得中國有很多地方都要向西方學習，這也促使了您碩士畢業后前往美國讀博士。可是在美國學習時，您又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請問是什么契機讓您有了這樣的感受？

倪培民：謝謝采訪。我上大學是剛剛經歷了文革以后。當時，我們那一代讀大學的人基本上都有這樣的觀念，就是中國百廢待興，需要撥亂反正，需要改革開放，包括在許多方面需要向西方學習。這是那個時代從上到下一個相當普遍的共識。可以說沒有這個共識，也不會有中國后來幾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那時的這個想法，至少就我本人而言，是有點片面的、單向的。我那時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除了審美上有其不可置疑的價值以外，其他很多方面是落后了。所以我報考碩士研究生的時候，選擇的是西方近代哲學的方向，希望能夠從哲學上找到西方能夠朝科學技術與民主法治方向發展的基因密碼。后來我去美國留學，目的也是進一步研究西方哲學。

我在復旦讀碩士時，有一位來自美國的福布萊特訪問學者，羅思文（Henry Rosemont Jr.）教授，給我們講授西方近現代哲學。他講得非常精彩，加上他年輕帥氣，風度翩翩，一口漂亮的英文。請不要見笑，他的英文遣詞造句確實非常美，在美國人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我們很快都成了他的粉絲。

他說到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時候，總是以贊賞的口氣。當時我以為他是客氣，好比一個人來你家做客，贊賞幾句你家里的陳設和氣氛，是禮節性的客套。多年以后我與他說起當時的這個想法，引得他哈哈大笑。其實羅思文教授是少數真心欣賞儒家思想的西方學者之一。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都與挖掘儒家思想資源有關。

正是通過羅思文教授的推薦，我在復旦獲取碩士學位以后就去了美國康州大學讀博士。而他給我介紹的導師柯普曼教授（Joel J. Kupperman）恰好也是一位對東方哲學有濃厚興趣的學者。在柯普曼教授的要求下，我在讀博期間就開始獨立給康大本科生講授中國哲學課程了。

這可以說是一個契機。因為要教學生，而且要完全用英文講，于是我不得不重新仔細閱讀中國哲學典籍，并參照許多讀物來決定逐字逐句如何去表達。這與過去的讀法是完全不同的，我是逼著自己去反復體會每句話、每個字的含義。而這個時候，自己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也比以往深入了不少，兩相比較，對中西兩個哲學傳統各自的優點和局限性也就看得比較清楚了。確實，從這以后，我越讀越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越挖掘驚喜越多，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也逐漸轉向了中西哲學的比較。

當然，這也是因為西方哲學界總體而言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價值認識嚴重不足，所以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與我同一代留學西方攻讀哲學的人，后來大部分都轉向中國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了。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觀察者網：您在談到中西價值觀時有一個觀點，就是“互相借鑒、挑戰和補充”。您能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中國文明能向西方文明，比如基督教和古希臘哲學，學到哪些東西？中國文明又能向世界貢獻些什么？

倪培民：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可以比作武術中的不同流派和風格，它們各有長處，也各有局限。因此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流，可以互相取長補短。

孔子有個觀點，至今沒有引起人們充分的注意，那就是各種德性都有其相應的“蔽”，用現代的話可以說是“盲點”。比如勇猛的人容易魯莽，聰明的人容易油滑，仁慈的人容易被利用等等。反之，德性方面的缺點也往往伴隨著相應的德性。比如張狂的人一般比較直率，狷介的人一般比較謹慎，天真的人一般比較實誠。德性與其相應的盲點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通常是跟隨著而來的。（參見《論語·陽貨》17.8，《論語·泰伯》8.16，《論語·子路》 13.21，《論語·里仁》4.7）。所以文明之間的互動，要注意互相的借鑒和補充。

中西價值觀能夠互補的例子很多。比如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西方的因果觀念。就這方面而言，西方的因果觀從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而逐漸演變成近代突出動力因這一因。打桌球時用桿擊球，就是球入洞的動力因。突出這種線性的控制關系，為西方的科技發展提供了觀念基礎，因為科學技術就是通過把握規律性，以最直接、最經濟的途徑來取得所期待的效果。但這種觀念的普遍運用也導致了人類行為方式的簡單化，習慣了對事物的簡單控制。這與人類目前面臨的生態危機有很大的關聯。

而一旦這種控制的行為方式擴展為處理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的常規方式，就會把他人或者他國變為單向面的操控“對象”，從而激發對立和沖突。它也會使作為主體的人自身貧困化，變得越來越依賴于物化了的技術。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的生化因果觀把事物的發生發展看作是與周圍環境整體互動的結果，就像一顆種子的內在性情在與土壤、水分、陽光等外在環境因素的互動作用下發芽生長。這種觀念用得恰當的話，可以得到和諧共生的效果。但后者更像是一種藝術，需要顧及到各種情境的因素，不容易被規范化和技術化，其效用也不如動力因模式那樣快捷直接。中醫和西醫就是這兩種因果觀念的典型范例。它們各自的特長與局限，就是互補的。

南通漢藥中醫醫院醫務人員在配制預防新冠肺炎的中藥茶飲劑（圖源：人民網）

再比如，古希臘文明認為人是理性自主的動物，基督教文明認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這種文化基因體現在教育方面，表現為從嬰幼兒開始就讓孩子“相信自己”，讓每個孩子都認為自己是“王子”或“公主”，因而美國的孩子總體來說一個個都很自信。面對陌生人，不管你地位再高，他不會覺得自己低你一頭。其結果有非常積極的一面：它減少了歧視，提高了孩子對自我價值的認可和自信心。但它也有嚴重的副作用，比如美國的年輕人對自我的權益往往抱有不切實際的“理所當然”態度，從而忽視了努力完善自己的必要和缺乏對于優秀的敬畏。它也容易滋長個人主義，對團體的責任意識比較薄弱。

相比而言，儒家文化注重培養孩子對優秀的敬重，注重個人在家庭和社團當中的角色，這有利于促進孩子的進取心和責任意識，有利于培養協作精神，但也容易滋生特權意識和等級觀念。如果在想到自己是兒子的時候，我首先考慮的是父母應該給我留下多少財產，而不是怎樣去盡孝，在想到自己是父親的時候，我首先想到女兒應該怎么服從我的意志，而不是怎么盡為父的責任，那么關系型的個人觀可以比獨立自主的個人觀更加“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