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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翻譯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向媒體介紹，想進入外交部當一名高級翻譯，必須經歷“嚴格篩選、瘋狂練習、周密準備”三重考驗。

兩會2016年總理記者會，左二為張璐。

外交部挑選翻譯人員要經過嚴格的初試和復試：初試一般通過公務員考試排名，或是去專業院校進行筆試。其中成績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進入翻譯司參加下一階段的“觀察培訓”。

“觀察培訓”實質上就是“淘汰式培訓”，最終只有不到4%的人被錄用。

張璐和同事們在外交部翻譯司接受的是“魔鬼訓練”。為了提高速度，部分內容會用一些符號來代替。“比如‘四項基本原則’可以用‘四’字來代替”，張璐解釋，領導人發言的時候，不可能讓他停下來，即使是連續10分鐘的講話，也得盡可能全部翻譯出來。因此，記筆記是翻譯的一個工作重點，這就需要不斷地練習臂力。

外交部還有一個特殊的制度——旁聽制度。張璐說，前輩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會把他聽到的優缺點，一針見血地指出來，這個制度有一點“嚇人”。

張璐和她的同事們每年還要考試，考官是翻譯司的領導。考官故意將一些別人聽不太懂的，甚至把一些音效不好的東西錄下來放給他們聽。

張璐總結，“必須不斷地記，像海綿一樣努力去吸取水分。所以在外交部翻譯司感受到的可能不是一種機關文化，而是感覺好像又回到了校園。”

對于他們來說，每年的兩會總理記者會都是一場“硬仗”，外交部都要提前一個月通知翻譯。

“大戰”前，還要模擬召開記者會，不上場的同事充當陪練，設計出各種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此外，還要進行彩排走場，熟悉燈光和聲效。

“穿著高跟鞋優雅飛奔”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近年來中國外交日程日益增加，相對應的，張璐的工作也越來越繁忙。僅2015年，她跟隨領導人出訪就達54次。

與電視上翻譯們光鮮亮麗地出入各種高端場合、動動嘴就完成工作的形象不一樣。實際上，外交翻譯的工作既辛苦又繁重。

“對于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外交翻譯人士來說，每年大概有100場左右。但這只是單場口譯，還要加上出差的口譯活動。”張璐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演講說，出差時可能同時要口譯和筆譯，比如說會議記錄。“一般來說，對于一個相對成熟的翻譯，出差時間甚至可能接近140至150天。一年真正工作的時間也就260多天左右。”

張璐只談到了她的工作量，同樣擔任過總理記者會翻譯的費勝潮披露的一些細節，或許可以給這些數字提供一些注解。“出差高峰期時，一年有150天出差海外，時差倒得很亂，有時候半夜醒來，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費勝潮在一次演講中說，“干外交翻譯工作，上洗手間是個老大難的問題，為了不去，只能忍著口渴不喝水，連續作戰的時候根本也喝不上水。女翻譯們更練就了穿著高跟鞋優雅飛奔，并且不會摔倒的本事。”

而在正式的翻譯之外，也許要花多幾倍的時間做事前準備。“有一天我父母問我說，你這活動準備好沒呢。我就說，我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到最后也看不出來我自己準備好沒有。”張璐說，在每次準備活動之前，她都要根據活動的性質、重要程度、內容、影響程度以及我自己的熟悉程度來做各種不同的方案。

“所以有時你的準備時間遠遠超過活動的時間是很正常的。我有一個同事，他要為霍金翻譯，這個活動最多不會超過一個小時，但他把《時間簡史》這本書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還專門研究了一下。”

2011年總理記者會。張璐擔任翻譯。

除了翻譯，張璐曾講起陪同領導人出訪時，還要承擔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在一個禮堂，你要扮演多重角色，比如充當禮賓，這個路線要怎么走，你可能要稍微引領一下。有時一個大屋子，幾十國領導人開會，你要在第一時間內找到國旗，這也不是很容易的。”

外交翻譯甚至還會承擔安保工作。“比如說在聯合國開首腦會議，一百多個國家的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合影的時候，各國隨行、安保和翻譯的人都想往前擠。”張璐說，這個時候甚至會出現一些肢體上的碰撞，但外交翻譯還是要上前幫領導人溝通。

“人們不僅把你的話當作個人的聲音”

張璐最難忘的一次工作經歷是什么？出乎意料，并不是總理記者會，而是擔任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翻譯的經歷。

六方會談是包括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和朝鮮六國代表，目的是尋找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方案。

由于事態敏感，六方會談里每個參會方使用的語言都會被視為會談中的官方表態，因此每個代表團都帶自己的翻譯。張璐說，當一國代表團團長每次在講話中停頓時，來自不同國家的所有翻譯就立刻同時開始口譯。“所以你能想象到，一個人說完一句話要等多久。”

嚴肅的談判場合，每個代表團都使用自己的翻譯，讓張璐印象深刻，也更讓她理解了外交場合翻譯的特殊位置。“外交翻譯，在‘翻譯’兩個字前面冠了‘外交’二字就直接體現了它工作的特殊性。”2012年，在一次演講中，張璐說。

周恩來曾說，外交無小事，這五個字也影響了幾代中國外交人。張璐對此有自己的理解：“作為一個外交翻譯，你代表的是一個國家，你要全面謹慎生動地傳遞中國的聲音，這是一項非常光榮的使命。在敏感和重大場合里，你說出去的話，是非常有分量的。這就決定了，你不能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翻譯員。”他們要面對很多“陷阱”和考驗，處理不當，或許會釀成外交事故。

所以張璐認為，政治的敏感性，是做好一名政治和外交翻譯的生命。“如果這條線把握不住，無論你語言基礎多好、翻譯技巧多高，恐怕你都不能勝任這份工作。”

一次活動，中方發言人提到中國有句俗語叫“請神容易送神難”，這句話中國人理解起來沒有任何困難，翻譯起來難度也并不大。但當天的外方是巴基斯坦，這就需要考慮宗教因素的影響，瞬間決定要直譯還是意譯。

如果打算直譯，那么問題來了，這里的“神”該怎么譯？是譯成God還是Lama？張璐認為需要結合巴基斯坦當地的宗教信仰進行翻譯，虛化、意譯一下：It might be easier to invite someone to live in rather than ask him to leave。

“或許有人覺得翻譯司的譯文摳得很死，對應得很嚴密，但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外媒也非常關注中國領導人使用怎樣的詞匯給事件定性。”張璐說。

她時時有如履薄冰的感覺：“為領導人工作意味著當你說話時、翻譯時，人們不僅把你的話當作是個人的聲音，而且還是權威的聲音。”張璐演講時說。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就將閉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舉行記者會，回答中外媒體的提問。張璐或許將再次出現在世界媒體面前。

盡管已經成為了國內知名度最高的翻譯之一，但2015年，在一次翻譯行業內部的論壇中，她說道：“無論做多長時間的翻譯，我心里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百分之百地拿下，永遠都懷著一種敬畏的心，越來越謹慎小心地做這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