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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 綜合報道】11月3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通告稱，30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統籌協調下，中國和保加利亞兩國執法部門密切合作，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回國。

這是自今年3月國家監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

此外，國家監委于今年8月聯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外交部共同發布《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截至當前，這一“首創”也收效頗豐。

姚錦旗，男，1956年生，浙江省新昌縣原常務副縣長，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額財物。2005年12月出逃。同月，浙江省辦案機關對姚錦旗涉嫌受賄犯罪立案偵查。

2018年10月3日，國際刑警組織對姚錦旗發布紅色通緝令。10月17日，保加利亞警方根據紅色通緝令抓獲姚錦旗。11月26日，保加利亞索菲亞地方法院作出裁決，同意向我引渡姚錦旗。

中央追逃辦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成功實踐，并正告所有外逃腐敗分子，抓住《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最后期限，盡快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在工作報告中提到，檢察機關在中央紀委統一領導下，自2014年10月起持續開展專項行動，與相關部門密切協作，從42個國家和地區勸返、遣返、引渡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222人，包括楊秀珠、李華波、王國強、黃玉榮等35名“百名紅通人員”。

今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寫道，針對反腐敗國際追逃，引渡是利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開展境外追逃的正式渠道和理想方式，遣返、勸返、異地起訴等是引渡之外的替代措施。

五部門首次聯合發布“最后通牒”

其實，早在三個多月前，國家監委就有一個大舉動。

8月23日，國家監委會同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外交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下稱《公告》）。

這是自國家監委成立以來，五部門首次聯合發布“敦促投案公告”，昭示了中央反腐“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堅定態度和決心。

公告顯示，自公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前，職務犯罪案件外逃人員向監察機關、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等有關單位、組織自動投案，或通過我國駐外使領館向上述機關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有效挽回被害單位、被害人經濟損失，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此外，委托他人代為表達自動投案意思，或以書信、電報、電話、郵件等方式表達自動投案意思，后本人回國到案接受辦案機關處理，以及經親友規勸或親友主動報案后將外逃人員送去投案的，均可視為自動投案。

現在距離最后期限還有一個月，此前兩個多月內已有數名外逃人員自首歸案，形成“連鎖反應”。

《公告》發布后首名投案的外逃人員吳青

《公告》發布當天，8月23日下午2點57分，職務犯罪嫌疑人吳青結束五年的外逃生涯，從加拿大回國投案自首并積極退贓。這是《公告》發布后首名投案的外逃人員。

同一天，外逃24年之久的貪污犯罪嫌疑人倪小滬回國投案，成為上海追回的出逃時間最長的外逃人員。目前，上海已有三起回國自首案例，另包括外逃12年的紅通人員、“天網行動”追逃人員莊某從新西蘭及職務犯罪嫌疑人張永福。

根據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等公開消息，目前回國投案的還有：外逃18年的職務犯罪嫌疑人牛琳（山東），外逃僅5個月的職務犯罪嫌疑人王偉新（山東），外逃7年的青島市規劃局城陽分局原局長傅侖，外逃7年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吳某（北京），外逃4年的海南省教材出版社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成庚，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陳翔（福建）等。

廣東省也有5名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回國自首，包括：涉嫌行賄罪的深圳市豐冠建設有限公司監事吳添才，外逃行賄犯罪嫌疑人梁廣松，外逃波蘭22年之久的原中國建設銀行東莞分行職員衛君仁，外逃3年多的中山市原國土局原局長何權昌，以及外逃澳大利亞17年的佛山市南海區原國家稅務局局長周國權。

中外司法合作成果

從2014年初開始，中國掀起境外追逃貪官風暴。

是年“全國兩會”期間，曹建明表示，中國將加強與有關國家、地區的司法協助和執法合作，積極探索運用國際反貪組織的平臺功能，拓寬境外追逃、追贓的渠道和方式方法，提高追逃追贓能力和成效，“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積極探索運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

但他也坦承，由于中國與西方一些國家在引渡、贓款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等原因，中國司法機關在對職務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和贓款追回方面面臨一定挑戰。

比如，2006年4月29日，中國與西班牙正式簽署引渡條約。這是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的第一個引渡條約，但在中國所有對外引渡條約中，該條約也首次出現了涉及死刑犯引渡問題的條款，即“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

提出這一安排的原因是，西班牙憲法不承認死刑。時任中西引渡條約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的徐宏，與不同法律制度的國家開展引渡合作，需要在尊重彼此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作出一些雙方均可接受的安排。而這種安排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符合中國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現在我們首先面臨的并不是要不要判死刑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把他們抓回來的問題。”

關于這一點，《監察法》中也明確規定，

“引渡有嚴格的限定條件，當前的主要原則有：政治犯不引渡原則；死刑不引渡原則；本國公民不引渡原則；雙重犯罪原則；條約前置主義。”

自1993年以來，中國已與泰國、白俄羅斯、南非、老撾等國締結了引渡條約。但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談判難度較大。

根據外交部網站消息，截至2018年9月，我國已與76個國家締結司法協助條約、資產返還和分享協定、引渡條約、打擊“三股勢力”協定及移管被判刑人條約共159項（128項生效），其中包括，引渡條約54項（37項生效）。

尤其2015年，中國公安部追逃行動創下多個“首次”，比如：

2月3日，公安部赴境外工作組將潛逃意大利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張某依法引渡回國，這是首次從歐洲引渡經濟犯罪嫌疑人。而同年12月，《中意引渡條約》和《中意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才生效。

4月9日，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胡某由中國公安部獵狐境外工作組從希臘依法引渡回國。這是“獵狐2015”專項行動啟動以來，中國警方首次從希臘成功引渡經濟犯罪嫌疑人。然而，中國與希臘尚未簽訂引渡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