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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1月19日消息，與家人失聯的5年時間里，90后孫海達是這樣度過的：每天干苦力至少12小時，甚至連干兩三個通宵；沒有一分錢工資，不能與外界聯系；不能喊累，更無法逃離。時刻為他準備的，是監工的拳頭、木棍和鐵鉤。

今年28歲的孫海達是黑龍江省依安縣人。和他一樣遭遇的，還有另外51名男子。他們分別被四個犯罪團伙控制，先后被帶至黑龍江和內蒙古的建筑工地、林場、工廠從事體力勞動，直到2018年4月底被警方解救。

黑龍江省依安縣人孫海達曾被強迫勞動5年，獲救后在哥哥家居住。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2019年1月4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系列刑事判決書顯示，四個團伙的13名犯罪分子因犯強迫勞動罪，被一審法院分別判刑1年至6年。這四起強迫勞動案的52名被害人中，不少人是智障、聾啞、文盲、流浪人員，他們在遭遇誘騙、拘禁、毆打之后，被犯罪分子控制，失去自由和尊嚴，不得不長年累月進行重體力勞動。

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到黑龍江、遼寧等地采訪被害人，探尋事發工地，揭開這些“勞奴”的苦難一幕。

“勞奴”：每天干活至少12小時，有人累了歇息被打得吐血

遼寧省法庫縣人周剛曾被強迫勞動4年。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今年36歲的周剛是孫海達的工友，家住距沈陽約80公里的法庫縣內。2018年4月回家后，周剛一直呆在家里，偶爾跟父親到附近的工地干些零活。家人忘不了他失蹤4年后歸來的模樣：蓬頭垢面，胡子拉碴，看起來比他60多歲的父親還老。

“我現在哪里也不敢去了。”周剛心有余悸地說。

過去4年，他去過了很多地方。他和一些工友去了黑河市北安糧庫“扛麻袋”——卸貨、搬運糧食，去哈爾濱的多個建筑工地干苦力，去大興安嶺采金銀花，去內蒙古蓋牛棚、鋸木，還去了位于哈爾濱延壽縣和雙城區的化肥廠。

黑龍江強迫勞動案的一些被害人曾在化肥廠干苦力。他們得爬上十多米高的原料堆，將一袋袋化肥原料搬下來。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往返黑龍江和內蒙古的這段“旅程”，對周剛、孫海達他們而言，留下的是屈辱和苦難的記憶。

“天天干活，連過年那一天都沒有休息。”孫海達說，他們白天除每頓吃飯的半小時，其他時間幾乎沒有歇息，經常干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有時甚至得通宵地干。

孫海達記得，在哈爾濱雙城區的化肥廠，他和工友連續干活的最長時間是兩天兩夜。周剛則記得，在北安糧庫扛麻袋時，他和一些工友曾連續干了三天三宿。

因為干得太累，孫海達有次在卸貨時，沒留意車上掉下的鐵塊，他后腦砸出了血，被送到醫院治了一個多月，至今后腦留有明顯的疤痕和凹溝。

超負荷的體力勞動，讓工人們苦不堪言。但大家都不敢反抗——他們懼怕工頭和監工的拳頭，以及他們手上的木棍、鐵鍬。

裁判文書顯示，多名被害人證實，工頭李云剛手下的監工竇義坤，曾用一種叫“爐鉤子”的鐵具毆打過工人楊某、沈某，導致兩人受傷出血；被劉振華等人控制的工人“老穆”，曾被“打得吐血”；從工地逃回敬老院的湯瑣（化名），牙齒曾被打掉三顆，頭部有五六道傷痕，兩只腳磨出了水泡。

在被強迫勞動的5年間，孫海達經常挨打。他第一次挨打，是因為連續幾小時扛一百斤一袋的糧食，累得坐在地上歇息。工頭劉振華沖過來就踢了他幾腳，邊踢邊罵。孫海達說，幾乎在每個工地他都挨過打，被打的原因都是“不好好干活”。

周剛記得，他第一次被監工張文輝毆打，是因為起床遲了幾分鐘。在他印象里，另一監工王友打人“老狠”，有次把他打得鼻子出血，躺在地上抽搐。

周剛第一次抽搐，是在建筑工地砌磚時，他突然倒地，渾身發抖。后來，可能是體力透支以及精神上恐懼疲倦，他又發作了六次。每次工頭會讓他休息一兩天，但從不送他上醫院。

由于環境惡劣和超負荷勞動，不少勞工出現病癥，但沒有藥吃，只能硬挺。

在哈爾濱雙城的化肥廠干活期間，孫海達和十多名工友住在廠區附近的一間民房。孫海達說，2018年春節前的一天早上，寢室里一個20多歲的工友病死了，劉振華讓他和幾名工友將死者抬上一輛面包車，運走了。

周剛和孫海達都證實，在化肥廠干活的時候，有個“燒鍋爐”的工友，姓王，50多歲，曾送往醫院治療，一天后死亡。“是我背他上車的，不知道是生病還是煤煙中毒。”周剛說。

不過，澎湃新聞發現，對于周剛、孫海達所稱兩名工友死亡之事，劉振華一案的刑事判決書里并未提及。

務工陷阱：包吃包住的“力工活”

當年離家外出找“力工活”時，周剛等人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勞奴”。

來自遼寧農村的周剛生活壓力比較大。2008年他在一場車禍中受傷，住院昏睡42天才醒來。“從那以后，他腦子反應有些遲鈍。”她的表姐告訴澎湃新聞，周剛妻子后來離家出走，撫養老人、孩子的重擔都落在他的肩上。他除了干農活，還經常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

2014年4月16日，周剛去沈陽的長白勞務市場找“力工活”。此后四年，他沒有回家，也未跟家人聯系。他的父母發動親戚朋友到各地尋找，上電視臺播放尋人啟事。可那四年，周剛像從人間蒸發一樣，音訊全無。

他是被一個“老板”帶走的。據周剛回憶，當年他在沈陽長白勞務市場呆了幾天，和其他“站大崗”的農民工一樣，在路邊等候苦力差事。有一天，一個身材發胖的中年男子來到他們中間。后來他才知道這“老板”叫劉振華。

“他說工地上要人，包吃包住，每天140塊錢，按月結工資。”周剛當時提出每年要回家兩趟——他不放心家里的父母和7歲女兒，劉振華爽快答應了。于是，周剛和另外10名農民工隨劉振華坐火車去了哈爾濱。他和4個工友被安排到市郊一處建筑工地。半個月后，他們被劉振華用面包車拉到了黑河市北安的一個糧庫。

哈爾濱市人才市場附近的撫順街，每天有上百名農民工在這里等“力工活”。劉振華等人曾來這里“招募”了不少工人。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在糧庫的工地，周剛認識了已在這里干了大半年的孫海達。比周剛小8歲的孫海達，被騙來工地之前曾在農場和榨油場打工兩年，都沒拿到工錢，只好出走另找工作。

孫海達當年為了找事做，在哈爾濱火車站呆了五天。他說，當時身上沒錢了，只能在車站一帶乞討。有一天，一個中年婦女跟他搭訕，還買盒飯給他吃，讓他去工地干活，“有吃有住還有工資”。孫海達便跟她走了。

沒多久，他被“轉”給一個中年男子，那人正是“老板”劉振華。孫海達被直接帶到黑河市北安糧庫，和其他工友一起“扛麻袋”。

后來，孫海達、周剛一起輾轉黑龍江、內蒙古多個工地，成為“難兄難弟”。和他們一起干活的，一般有一二十個工人，干的都是體力活。

這些一起干活的工友，大多和周剛、孫海達一樣，被犯罪團伙從勞務市場、火車站等地騙過來。

比如被打斷牙齒后逃跑的湯鎖，原本在大興安嶺加格達奇區的敬老院生活了二十多年。2016年3月29日，他向敬老院請假去親戚家，從此失去聯系。劉振華在庭審時交待，他是在加格達奇火車站將湯鎖騙走的。

裁判文書顯示，一共有52名受害人被劉振華等四個犯罪團伙控制和強迫勞動。

其實，當年被帶到工地沒多久，孫海達、周剛就發現，所謂的“力工活”完全是場騙局——他們的工錢根本就沒有指望。

在幾十個工友中，周剛應該是拿到“報酬”最多的。他干活力氣大，還會開叉車，受到工頭劉振華的“器重”。四年里，他領到了第一個月的3千元工資，后來陸續領了2千元零用錢。其他工友，有的拿過30元、50元，有的拿過幾百元，更多的人從沒拿過錢。

“干了五年，一分錢都沒給過我。”孫海達說，“老板”劉振華起初以各種借口不付工錢，后來則干脆不再解釋。

在該系列強迫勞動案中，52名受害勞工大部分來自東北三省，有的來自江蘇、天津等地，其中有些系智障、聾啞、文盲或流浪人員。比如劉振華一案的19名勞工中，就有3名聾啞人。這些勞工被強迫勞動的時間，長則五六年，短則兩三個月。周剛和孫海達都證實，與他們一起干活的黑龍江人田海江，在工地勞動的時間有六年。

周剛告訴澎湃新聞，在一起干活的19人當中，他和孫海達是“最健全清醒”的，盡管他曾因車禍導致二級殘疾，孫海達則幾乎是文盲——只讀過“三個一年級”。

逃跑和認命：失去自由和尊嚴的日子

周剛、孫海達和工友們拿不到工錢，而更令他們絕望的是，他們失去了自由。

在劉振華等人的控制下，工人們不能跟外界聯系，只能日復一日地勞動。許多勞工想逃離，但他們首先得擺脫工頭的監視。

被騙來的工人到了工地后，劉振華會在附近租民房，讓十多個勞工擠在一個房間睡。他安排監工張文輝或王友同住一個院子，院里的鐵門會上鎖，鑰匙均由他們掌管。

工人們干活的時候，劉振華和他手下的監工會在旁邊監督。廠區的鐵門一般也是上鎖的，工人想逃離現場十分困難。

有一年，工人們被安排到大興安嶺地區塔河縣采金銀花、挖山藥。周剛以為找到了逃跑機會。

那天，周剛和另一工友在山上挖野生藥材。趁監工沒留意，他和那名工友往山下跑了40多里。周剛說，當時為了湊路費，他還扛著一袋藥材，估摸著可賣得三百塊錢。可就在山下賣藥時，他和工友被“舉報”。劉振華等人開車趕來，把他倆抓走。

被押回工地的周剛挨了一頓打。他記得，監工張文輝用鐵鍬毆打，致使他腰部受傷，痛了很長時間。

大概半年后，在化肥廠干活的周剛又嘗試逃離。他從廠區悄悄出來，一路狂跑。可一小時不到，他就被開車追來的監工抓了回去。

性格相對懦弱的孫海達也逃過一次。那時他在雙城的化肥廠干活，因為“不好好干活”，他被劉振華用木棍毆打得受不了。幾天后，他瞅住機會，悄悄溜出化肥廠的廠區。他跑了大半天，來到哈爾濱市區。

那時天快黑了，又累又渴的孫海達坐在路邊休息，被開車追尋的劉振華發現，抓了回去。

孫海達說，也有少數工友逃跑成功的，但他自己“運氣不好”。他記得，剛被騙到工地不久，劉振華等人就以“辦保險”為由收走了他和工友的身份證。大伙沒有身份證，沒有錢，只能聽從擺布，日復一日地重復三件事：干活、吃飯、睡覺。

劉振華會安排人手給工人們做飯，不過伙食很差。孫海達記得，米飯倒可以“管飽”，但菜不好，幾乎都是白菜、茄子類的蔬菜，難見肉腥，“跟喂豬差不多”。

“一個月吃一次肉，每人就吃一塊。”孫海達的拇指和食指彎成一小圈，比劃了一下。他說，到了后期，一月一餐的豬肉沒有了，改成兩月一餐的烤鴨，“兩個月吃一次，兩個人吃一只”。

劉振華偶爾會給工人帶來一些破舊衣服和鞋子，但很少為他們買生活用品。孫海達說，那四五年劉振華只買過兩條毛巾，給19個工人共用。大伙沒有牙刷牙膏，“就是用水漱漱口”。

這群工人的勞作地點位于黑龍江或內蒙古境內，氣溫很低。可工人沒有熱水洗澡。在孫海達印象中，很多工友幾年都沒洗過澡。由于衛生條件不好，工人身上“長虱子”是常見的事。

孫海達記得，大家身上癢得難受，有時會將衣服脫下來，拿到煤爐邊去烤，“一些虱子從衣服蹦到火爐里，燒得吱吱響”。

有一年，周剛實在“癢得受不了”，跑到工地附近一個水庫，脫光衣服跳進刺骨的冷水里。他說，那是他四年里唯一的一次洗澡。

勞工生意：輸送勞力到工地強迫勞動，有勞工變成監工

周剛、孫海達們苦難經歷的背后，是劉振華等四個團伙的“勞工生意”。

1976年出生的劉振華是黑龍江省克東縣人，曾因介紹賣淫和協助組織賣淫先后被判過兩次刑，2008年刑滿釋放。大概從2013年起，劉振華伙同他人干起了強迫工人勞動、賺取勞工血汗錢的“生意”。

裁判文書顯示，2013年至2018年4月，劉振華伙同他人在哈爾濱的勞務市場、火車站等地，以欺騙手段招募工人，并糾集王友、張文輝等人，通過扣押身份證、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強迫周剛、田海江、孫海達等19名被害人到黑龍江、內蒙古等地勞動，拒不支付報酬，獲得贓款30余萬元。

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另一團伙的主犯李云剛將騙來的9名勞工交給從犯竇義坤管理，強迫他們到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勞動，其中7人在案發前被馬德太安排到化肥廠勞動。此案李云剛等人非法獲利13萬多元。

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辛天武伙同金玉明、辛光強等人，強迫12名被害人勞動，獲得贓款30余萬元。

2014年至2018年5月，被告人王彥伙同郝廣杰、趙玉輝、麻晶，強迫12名勞工從事超負荷體力勞動，獲得贓款10余萬元。

上述四個團伙中，前三個團伙均曾安排勞工到哈爾濱市雙城區的化肥廠——那是周剛、孫海達等人被強迫勞動的最后一處工地，距哈爾濱市區約70公里。

沈陽市雙城區的化肥廠是周剛、孫海達等人被強迫勞動的最后一處工地。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2019年1月7日，澎湃新聞記者來到這家化肥廠——哈爾濱中哈高科農業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哈高科）。工商登記資料顯示，這家私營企業成立于2014年，注冊資本100萬元。該公司官網稱，這是一家集化肥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現代化專業肥料企業。

澎湃新聞記者在廠區看到，一些工人爬上十多米高的原料堆，將一袋袋原料搬下來，由叉車運到車間加工。這正是以前周剛、孫海達他們干的活。

中哈高科負責人張立偉介紹，2017年12月，化肥廠將勞務承包給一個叫邢軍國的包工頭，“按市場價承包，我們一分錢都沒拖欠”。

事實上，邢軍國除了自己帶些工人來干活，還將一些勞務分別包給劉振華和馬德太。“工錢都付給了他倆，半個月結一次。”邢軍國稱，他是案發后才知道，劉振華和馬德太非法控制工人且不付工資。

案卷資料顯示，犯罪團伙之間有時根據用工需要，以每人數百元或上千元的價格“買賣”勞工。

這些犯罪團伙在強迫工人勞動的過程中，限制人身自由是常用的手段。王彥、郝廣杰犯罪團伙曾將十余名勞工先后帶至賓縣和齊齊哈爾市的民房，鎖門不讓其外出，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達30余日。

這一系列強迫勞動案的犯罪團伙，均被法院認定為“惡勢力”：在勞動用工行業形成惡勢力組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在勞務市場、火車站等地以欺騙手段招募工人，以暴力、威脅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其行為構成強迫勞動罪。

包括主犯劉振華、李云剛、辛天武、王彥在內的13名被告人，分別被判刑一年至六年并處罰金。其中，王彥、劉振華、李云剛分別被判刑六年、四年、三年六個月。

在這一系列案件中，9名從犯里有4人曾是被強迫勞動的工人，后來在工頭威逼利誘下變成監工或打手。比如長春人麻晶，自己在勞動中曾被機器削掉小拇指，兩根手指骨折，導致十級傷殘。后來，他成為王彥雇傭的監工，經常毆打工友。

庭審時，公訴人指出麻晶等人成為主犯幫兇的“可悲”：“自己好了傷疤忘了疼。”

回家：52名被害人脫離苦海，有人忘記自己是誰

黑龍江這四起強迫勞動案的犯罪團伙，是因為一名工人的出逃，才浮出水面。

2018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正在干活的孫海達看到幾輛警車開進了化肥廠工地。有警察拿著喇叭喊，讓所有人停止生產，配合調查。

孫海達、周剛等人被奴役的苦難日子，終于熬到了頭。

“救”大家的，是一位姓沈的工人。52歲的沈某是江蘇人，他和一些工友被工頭李云剛安排到中哈高科勞動。2018年3月27日，他從化肥廠工地逃出來，沿著鐵路沿線逃跑。幸運的是，他被哈爾濱鐵路公安局雙城堡派出所的民警發現。

同年4月24日，經黑龍江省公安廳指定，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偵辦這一系列強迫勞動案，稱為“4·24強迫勞動案”。隨后，系列強迫勞動案四個團伙的13名成員歸案，他們分別來自黑龍江和吉林。同年12月上旬，四起強迫勞動案先后在哈爾濱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審理。當月底，法院陸續作出一審判決。

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劉振華、王友、張文輝在哈爾濱鐵路運輸法院受審。庭審視頻截圖

奴役工人的犯罪分子得到懲處。另外，周剛、孫海達等人被強迫勞動的最后一處工地——中哈高科，事發后曾停產接受調查，目前已經恢復生產。該公司投資人張立偉說：“我們現在汲取教訓，用的都是正規勞務公司的工人。”

然而，對于飽受苦難的勞工們來說，他們身體和心理的傷疤，短時間內都難以消弭。

52名勞工被警方解救后，其中一些智障者和聾啞人說不清姓名和住址，民警只好通過提取指紋、對比DNA等技術手段，確定其身份。此后，有的被害人被家人接回家，有的通過救助站送回原籍地。

2018年4月26日，失蹤4年的周剛回到沈陽法庫的家中。母親抱著他痛哭了一場，11歲的女兒則不認識他了。父母以為周剛已不在人世，那段時間正為他女兒申辦孤兒證。

周剛母親記得，當時回到家的周剛穿著破爛，身形削瘦，“胡子拉碴，亂蓬蓬，看起來比他爸還老”。

周剛父親告訴澎湃新聞，周剛回家后還發生過三次抽搐，“每次抽三四個小時，口吐白沫”。周剛父親介紹，醫生認為周剛大腦受過刺激，需要慢慢恢復。

2018年5月24日，孫海達被送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依安縣救助站，他的姨父把他接回了鄉下家中。孫海達被強迫勞動五年，加上此前外出務工的兩年，已經七年沒回過家。

采訪中，孫海達和周剛的家人都表示，想請律師起訴劉振華等人，討回幾年來被侵吞的勞動工資。

“真是太遭罪了。他現在談到這事還常常流眼淚。”孫海達的嫂子邵珠梅說，弟弟剛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記不起他自己的名字，“我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說他叫二十五”。

孫海達告訴澎湃新聞，“二十五”應該是他這些年在工地干活的工號。不過，據周剛介紹，他們并沒有工號，“老板說他不識字，傻傻的有點‘兩百五’，就叫他二十五，后來大家都這樣叫他”。

從2013年到2018年，與外界失聯的那五個年頭，孫海達幾乎沒聽過自己的名字。慢慢地，他只記住了“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