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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中國青年報1月21日報道，在農(nóng)村，有一些母親在孩子很小時就從婚姻中出走，或去了城市打工，或回了娘家，或不知去向，再也沒回頭。她們的孩子就這樣成為另一種留守兒童。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說“嫁漢去了”，還有的說“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說，“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著中國青年報記者去她的家，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

陳箏的作文《給媽媽的一封信》 孫慶玲 攝

這是一次遲到了近24年的通話。

電話從廣東打來，那端傳來一位陌生女人的聲音，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帶著些貴州口音，對方自稱是河北小伙兒孫小隆的媽媽。聽到“媽媽”這兩個字，正在吃燒烤的孫小隆不禁愣了一下，坐直了身板，又問了一遍，“你是誰？”

孫小隆長到24周歲，還從未見過自己的媽媽，除了一張泛了黃沾了污漬的照片。據(jù)說在他出生兩三個月時，他媽媽就“跑了”，有人見她上了去縣城的車，有人說她去了南方，但沒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一溜兒煙般消失在茫茫人海。

從小到大，從小學到初中再到輟學，孫小隆不知多少次在彷徨無助時想過，如果自己的媽媽“在身邊多好”。都說有媽的孩子是塊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孫小隆覺得自己就是棵“沒人管的小草”，在角落里生長，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在廣闊的土地上，或許少有人注意，還成長著一撥撥與孫小隆同命相憐的蒲草，在社會的洪流中飄搖，柔弱又堅韌。

自20世紀80年代而起的中國農(nóng)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鄉(xiāng)城流動，如今已洶涌成一股前所未有的進城務工浪潮，幾乎席卷、激蕩、重塑著每個鄉(xiāng)村。近3億農(nóng)村勞動力從土地上剝離涌向城市，在那里堆砌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文明，催熱了的商品經(jīng)濟，而在被浪潮甩在后面的農(nóng)村家庭、被城鄉(xiāng)撕扯的農(nóng)村婚姻已是危機四伏。根據(jù)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diào)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shù)有3048.84萬人，其中農(nóng)村（包括鎮(zhèn)和鄉(xiāng)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

我國離婚率已連續(xù)攀升了15年，每個增長的千分點背后就是眾多家庭的分崩離析，那些從婚姻中出走的農(nóng)村媽媽可能還會增多。而在每個轉(zhuǎn)身而去的媽媽背后，或許都有一個或多個被留守家中的孩子，正探著頭，踮著腳，望著媽媽離去時的方向。

“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進入冬月，大風連刮幾天，隴原上那零星的綠意就被刮個干凈。站在甘肅省靖遠縣北城小學望去，除了遠處的山上還掛著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環(huán)繞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黃，一片疊著一片，山腳下，黃河則在這里打了個類U型彎，甩尾繞山而去。

在北城小學念書的陳箏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媽媽。3年前，她的媽媽就是跨過這條母親河，離家出走了。

“現(xiàn)在和誰在一起生活？”

“爺爺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陳箏有些羞怯地說。她今年9歲，瘦瘦黑黑，頭頂著個“朝天揪”，愛低垂著眼睛，紅撲撲的小臉上總帶著羞答答的笑。

此時，不知誰突然喊了一聲“她沒有媽媽”，有那么一瞬間，場面有些尷尬。但班上有的同學——在八九歲的年紀——仿佛并不覺得，“我也沒有媽媽”“我也是”“我也沒有”……一些同學紛紛舉著手，爭先恐后地嚷著。

陳箏班上的板報。王豪 攝

陳箏所在的班級有16名學生，其中6人單親家庭，擴大至北城小學所屬的雙龍學區(qū)，這個單親數(shù)字則從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離孫小隆家不遠的河北省大名縣孝廉小學，800名學生中也有28人單親。這些單親家庭中多是母親離家，有的是父母離婚后媽媽離家出戶，有的婚也沒離，媽媽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說“嫁漢去了”，還有的說“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說，“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著記者去她的家里，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問到陳箏時，她沉默了好一會兒，眼睛盯在地上，兩只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該往哪兒放才好，極小聲地在記者湊上去的耳邊說了句，“想她。”

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里提起媽媽，說“想她”更需要勇氣。一提起，奶奶就會“連著拉長著臉好幾天，會不高興”，如果被發(fā)現(xiàn)偷偷聯(lián)系媽媽肯定會挨罵，她害怕。媽媽離家四五個月后，突然回來看她和姐姐弟弟，結(jié)果被攆出了門，媽媽只好站回了大門口，孩子們就撲過去抱著媽媽哭。后來不知怎地，家里親戚就和陳箏媽媽就打了起來，大人們的打罵聲、孩子們的哭聲頓時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綿如舊。陳箏到了上學的年紀，白天就去上學，掙回來不少獎狀；晚上在家?guī)椭床恕⑽闺u，頭發(fā)、衣服都是自己洗，作業(yè)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幾上寫。偏房里燈光昏黃，炕占了大半個屋子，上面鋪著一層薄薄的褥子，堆著幾床臟舊的被子。困了，陳箏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里，可沒有什么睡前故事或毛絨玩具，沒有誰在旁邊盯著寫作業(yè)還要被氣得“肝兒疼”，不會有媽媽的嘮里嘮叨，也沒誰可以撒嬌，大夏天還要去幫別人摘枸杞掙錢，幾乎沒人留意過陳箏從沒過過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媽媽時，憋在心里難受，陳箏就會悄悄告訴她的二姐姐，實在想得厲害，就偷偷記下手機號溜到村里的小賣鋪給媽媽打個電話，給她說著“彩筆沒有油了”這樣的瑣碎事。她在作文中還涂涂抹抹地給媽媽寫了封從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寫道：“媽媽您好，我好想你，你這么這么多年不回來，這是怎么回事呢？”她暗暗下決心，要好好學習，長大去找媽媽，照顧媽媽，“不要再讓媽媽打工”。

孫小隆也想過去“南方”找他媽媽，他從不曾體會過有媽媽是怎樣一種感覺。

襁褓里的他吃著玉米糊長大，個頭長不高，偏瘦。剛懂事時，他還會追問媽媽去哪兒了，家里人總說“大人的事，小孩子別多問”。但小孩子之間總難免提起，孫小隆記得上小學時，總被人指著鼻子罵，“他沒娘”“野孩兒”……對于他來說，要么攥緊拳頭忍，要么就舉起拳頭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那一個，等回家被問起打架的緣由，又免不了一頓罵。

孫小隆心里委屈，卻不知道該怪誰。他有時會恨那個從未見過的媽，恨他爸和家里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為什么別人都有媽媽，自己沒有，“會覺得對自己不公平，總覺得自己缺了些什么，會自卑”。

等長大了，他也就不再問了，只是有時會想起那個從沒見過的媽媽在哪兒，過得怎么樣，以及為什么丟下自己——這是個心結(jié)，他想當面去問個清楚，去解開它。

“那種感覺，沒人理解，至少有媽的人不懂。”孫小隆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別出一個人有沒有媽媽，“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他樸素地認為，“這個人要么脾氣特別暴躁，要么特別不愛說話。”

在過去10多年間，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鄧紅博士也一直在圍繞農(nóng)村留守兒童，包括單親留守兒童的生存現(xiàn)狀進行調(diào)查研究，她的發(fā)現(xiàn)和孫小隆的結(jié)論竟有些許相通之處——媽媽外出家庭里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緒化。

“母親與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對孩子生活上的關(guān)懷是父親很難做到的，包括母親的很多語言都是互動性的，爸爸則是指令性的。”在鄧紅看來，孩子是一個家庭的“復印件”，和監(jiān)護人的表現(xiàn)息息相關(guān)。

離家3年多，陳箏的媽媽偶爾會通過給丈夫發(fā)紅包，來換取和孩子們短暫的視頻時間。她覺得陳箏變了不少，以前自己帶孩子時“孩子反應特別快，鬼點子很多”。

“不想上學了，沒意思”

或許因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剛滿30歲的班主任王耀很快就注意到了陳箏——半年前，他來到北城小學不久就發(fā)現(xiàn)，陳箏不愛發(fā)言，即便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也不說話，課間別人去玩，陳箏就在一邊看著。

“其他幾個單親孩子也是比較內(nèi)向、敏感。不比我小時候，現(xiàn)在的小孩子其實什么都懂，我那時（爸媽離婚時）還比較懵懵懂懂。”在王耀看來，陳箏算是很自律的學生，有些單親家庭的學生就很難管教，課堂搗亂、不寫作業(yè)、打架。

前不久，班上有名學生三番五次不交作業(yè)，王耀急了，追問她為什么不交作業(yè)，誰知這名學生突然哭了起來，邊哭邊說自己想媽媽，想到?jīng)]法寫作業(yè)……他猜想，“也許，這些孩子是想通過這些行為來吸引同伴或老師的關(guān)注，得到他們的反饋。”

1000多公里外，孝廉小學（鄉(xiāng)村小學）校長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村里孩子媽媽一走，爸爸一般就去外面打工，有的直接在外面另組家庭就不回來了。很多孩子由爺爺奶奶帶著，也有一些跟孤兒差不多。” 眼下讓張建華頭疼的是，由于隔代撫養(yǎng)，學校這28名單親家庭學生普遍生活、學習習慣比較差，最大的問題是不愛寫作業(yè)。

記者在與張建華一起走訪單親家庭學生張歡家時，一進屋便聞到一股嗆人的煤氣味，有同行者實在聞不下去就閃到了屋外。然而張歡和姐姐張圓兩人卻全然不覺，正坐在離電視機不足1米的地方，聚精會神地看電視。電視機是她們唯一的玩具，在這約20平方米的房間里，還放著兩張大床，一張睡人，一張充當她們的“書桌”。但她們要先過完“電視癮”才去寫作業(yè)。

1月4日，張歡張圓姐妹正趴在床上寫作業(yè)。孫慶玲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