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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基建市場天然存在道德風險”?金立群回應
關鍵字:亞投行走入了第四個年頭。
它不僅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與其他國際開發性機構的不同之處日趨凸顯。
據澎湃新聞4月8日報道,在此之際,3月26日,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金立群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總部接受了專訪。現年69歲的金立群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首任行長。
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金立群 澎湃新聞記者 賈亞男 攝
除了在財政部任職多年,嫻熟的外語功底,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熟稔,以及全球主義的視野,均成為金立群無可替代的優勢,讓他在頭發花白時承接下這一新使命,成為破舊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中新興力量的代表。
2015年末,由中國倡議發起、57國共同籌建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亞投行正式成立,全球多邊開發性金融體系增加了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新成員,也體現了中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凌云壯志。
經過兩年籌建、三年運行,亞投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成員數量從57個創始國上升到93個。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皆給予亞投行3A級的最高信用評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給予亞投行零風險的權重。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擔任國際多邊金融組織的領導人,亞投行在國際金融秩序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擺在金立群面前的頭號問題。
金立群向澎湃新聞表示,中國政府從來都不主張推翻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但是認為需要改革,需要能夠更多體現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意愿與經驗,亞投行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創辦和運營的。
從亞投行與成員國的關系,對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作出的努力,如何不亦步亦趨,作出創新,不讓成員國受制于債務之苦,再到“一帶一路”倡議,金立群向澎湃新聞暢談亞投行“啟航”五年來積累的經驗與他本人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輩學人與官員,金立群大量閱讀哲學、歷史與宗教的書籍,因為“與國際社會打交道人心需要相通”。
對腐敗零容忍
澎湃新聞: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國際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作為第一任“拓荒者”,你是如何處理中國與其他成員國的關系的?在應對不同國家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水平問題上,亞投行積累了哪些經驗?目前比較棘手的問題是什么?
金立群:中國領導人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定位就是要把它建成一個高標準的、具有21世紀公司治理模式的國際多邊機構。這個目的就決定了亞投行必須盡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加入,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有廣泛代表性的多邊機構。所以,中國和其他成員國一起商量著辦事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開始籌建時,中國政府就表現了這樣的誠意。我最初代表中國政府作為中方工作組的組長,后來又當選為國際多邊臨時籌備組的秘書長,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體現了這樣一種跟大家協商的精神。這一點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否則亞投行成員國不可能從57個國家發展成為93個國家。
兩年籌建三年運行,現在進入第四年,有一點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因為這么多國家的文化歷史、宗教信仰的背景都不一樣,我們一定要把目光集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目標上,其他方面都需要大家互相理解、互相謙讓和互相尊重。
我們從創辦這個銀行開始就這樣做,主要通過管理部門與董事會來實現。我們有12個董事席位,3個是域外的,9個是域內的,12個董事代表了93個國家,所以我們處理管理部門與董事會的關系時同樣也要遵循這樣一種合作的原則。管理部門充分聽取各個成員國的意見,通過董事反映他們的意見,在吸收他們的意見后,盡量能夠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來滿足大家的需要。從內部而言,我們有來自44個國家的公職人員,同樣也具有不同的背景。
(注:根據亞投行章程,亞投行董事會共有12名董事,其中亞洲域內9名,域外3名;亞投行設行長1名,從域內成員產生,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一次,同時設立副行長若干名。)
澎湃新聞:如你剛才所言,亞投行的成員國非常不同,而很多成員國又都面臨著各自的“難題”,如腐敗、宗教種族矛盾等,基礎設施建設市場似乎天然存在著部分的道德風險,對此亞投行是如何應對的?
金立群:我們有個基本原則:我們的銀行應當是精干、廉潔、綠色的。我們不能搞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我們的資本都來自各個國家,認繳的資本是納稅人的錢,所以一定要有效利用這些資金,對腐敗零容忍度。同時也要保證我們在每一個國家所從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一定不能流入私人的口袋,一定不能流到別的地方去,必須把每一分錢都花到我們支持的項目中去。
對內部,我們要求工作人員嚴格遵守我們的程序和政策,絕對不允許腐敗。我們樹立的是高標準,要推動經濟的綠色發展。所以將這個目標確立并且嚴格執行后,就能看到我們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承認。和我們合作的國家、利用我們的資金的國家都知道我們的標準,如果對一個項目評估后發現不符合這個要求,我們需要幫助它達到這個要求后才可以給它進行貸款。另外一點很重要,當我們樹立了這個高標準的時候,對低收入國家的治理和管理水平同樣有促進作用,所以應該說我們是具有充分的正能量的。
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是亞投行的目標
澎湃新聞:逆全球化趨勢的蔓延是否暴露出國際治理體系的不足?亞投行提倡的“精干、廉潔、綠色”(lean,clean,green)模式對改良這一體系是否做出了貢獻?當前國際合作的框架中還有哪些需要變革之處?
金立群:1945年成立的國際金融經濟體系在過去的70年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時候,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沒有話語權的,當時亞洲很多國家還是殖民地狀態。
但是經過70多年的發展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經濟能力之間的平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發展中國家的GDP總量已經超過了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他們在國際事務中也表現得非常活躍。如何吸取他們這幾十年來的發展經驗,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到需要有一個國際多邊體系來推動共同的發展,但是經過幾十年后,這個體系需要改進和改革。
中國政府從來都不主張推翻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但是認為需要改革,需要能夠更多體現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意愿與經驗,所以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創辦和運營這家銀行的。
亞投行作為國際多邊機構,它的治理結構跟現有的機構有些不同。但是總體上是由多個成員國加入組成董事會,并通過董事會來進行管理,工作人員也來自世界各國,目的都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改善環境。那么亞投行跟它們的區別在哪呢?它是新的,是21世紀成立的,吸取了現有的國際多邊機構的經驗來設置定位。我們希望通過我們銀行的工作來達到這些目的:要鞏固人們對多邊體系的信念。因為只有我們團結在一起,才能夠實現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但是又不能完全按照幾十年前建立的體系來操作。
比如說,在現有的國際多邊機構,投票權發生了改變,中國在IMF、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地位在上升,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上升。而亞投行設立伊始,發展中國家的股份就超過了75%,我們就是以發展中國家作為大股東而成立的銀行。那么這個銀行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從事業務,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通過推動改善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關心低收入國家的人民等一系列工作,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的發展經驗。我認為這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改革會有推動作用。
不增加成員國家的公共債務與外債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亞投行做了一些比較新穎的嘗試,試圖引入更多的私營部門資本,這是否是一種讓成員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免于“債務的魔鬼”的嘗試?在推進的過程中又是否遇到一些難題?
金立群:現在大家都很關心債務可持續性的問題。債務有兩種,一種是外債,另一種是內債。一個國家受困于內債時,往往會通過發行貨幣,提高通貨膨脹率來把債務消化掉。但是外債不是這樣,外債無法通過通貨膨脹來消除,所以外債永遠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矛盾:很多國家的債務水平已經比較高了,尤其是外債,但要消化掉外債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這里難題在于,是等到外債消化完了或者降到一定的水平再去借新債,還是一邊還債一邊繼續籌集資金發展經濟?
很多人可能會擔心,老債還沒還清,再繼續用外部的資金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加劇了債務的問題嗎?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但有兩點需要說明。如果停止建設,那么今后發展的動力就沒了,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是要讓政府有空間和時間來消除過高的債務,第二是要開辟新的稅收和國民收入的來源。那么,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調動民營資本和私營部門的資本,這樣既不會增加國家的公共債務,同時基礎建設也能夠繼續往前推進。三五年后,國家的基礎設施起來了,其他生產發展起來了,國家就會有足夠的財力來更好地清還他們的債務。
所以我們考慮的是,不要增加成員國家的公共債務,盡可能通過民間的資本,包括本國的民間資本,來推動他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比如我們現在在考慮,在一些國家從今年開始提供以當地貨幣結算的貸款,這樣就能夠把當地的儲蓄調動起來。
我們要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困難有這么幾方面:第一,私營部門的能力如何?在一些低收入國家,我們很難找到有足夠能力來做這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合作者,所以我們需要開發這樣一些資源。第二,(基于)項目本身具備的條件,私營部門有沒有興趣去參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期很長,而且還有一定的政策風險,最怕的就是政府政策發生變化,這樣的話一個好好的項目可能便會遇到困難,這就需要我們來培育市場,并和當地的一些項目主管部門進行研究以做好適當的解決方案。比如修一條收費公路,可以算出來這個收費應該是多少,多少年可以還清,但是如果這個國家遇到了很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又不愿意提高收費,本來好好的一條路就可能會虧損了。像這樣一些問題,我們不僅僅要跟民營企業商量,還要跟政府商量如何防止這些風險,以確保我們的項目成功。所以困難還是不少的。
在一些比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機構能力比較強的國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我們要幫助低收入國家、機構能力弱的國家,即便是私營部門的項目,我們也要考慮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的最大差別體現在風險擔保方面,公共部門具有主權擔保,私營部門的項目我們要風險自擔,需要比較謹慎。
澎湃新聞:亞投行的成員國已經發展到了拉美和非洲等地區,由于匯率危機這些區域的部分國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亞投行對此又如何應對?
金立群:我們在拉美還沒有正式開始,但我們將會與世界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合作。北非基本上都是我們的成員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有不少國家參與。在非洲,我們只在埃及做了兩個項目,將來還會延伸出去,你說的這些情況都是我們將來需要考量的,但是不管怎么說,總會有辦法來對付這些問題。比如我們提供了以本地貨幣結算的方案,也可以采取必要的一些金融手段,比如貨幣掉期來保證我們自己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同時又幫助建設他們的項目。
澎湃新聞:亞投行建立了一只5億美元的基金,而且是按照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的理念成立的多元化的債務組合,以后會做更多這樣的嘗試嗎?
金立群:這個項目的反響很好,推動ESG,注意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我們挑選合格的私營部門投資者,給他們提供資金,所以我們先看一看,還可以繼續考慮,這個模式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當然我們還得給一點時間,希望能夠看到比較積極的效果。
我們在探索,亞投行作為一家新的銀行不應該墨守成規,不應該跟著別人亦步亦趨,應當有創新,應當用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資金利用率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很有信心,前三年我們做了75億美元的業務,撬動總投資400多億美元,這是個什么概念呢?一般而言,一個機構剛剛成立第一二年做不了多少業務的,但我們從第一年開始就一路走來,這三年取得這個成果非常不易。
當然我也要感謝我們的兄弟單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都給予了我們支持和聯合投資。今后我們還要進一步培養自身獨立做項目的能力,我們現在獨立做的項目占40%左右,以后逐步會加大,但是跟其他銀行聯合融資一起的合作將會是長期的。為什么?首先,多邊開發機構本身就需要一起合作。其次,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數目龐大,動輒幾十億,不可能以一個銀行出資來幫忙解決的,所以我們認為大型或特大型的基礎項目一定需要大家一起來合作。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是一架飛機的兩個引擎
澎湃新聞:如何界定亞投行與 “一帶一路”倡議的關系?“一帶一路”通過帶動中國及其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而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但是在政治層面,外界卻有一定的疑慮,你認為中國應該如何解釋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金立群: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是由中國政府發起的,我把它們比喻為一個飛機的兩個引擎,它們有聯系,但是又互相獨立,聯系在于共同推動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區間的合作,目標是一樣的。但是亞投行是個國際多邊機構,要按照國際機構的那套標準來運行,通過董事會管理部門來執行項目。而“一帶一路”是一個世界合作的大平臺,邀請各方來共同參與,大家在這個平臺上各自發揮作用。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目標一樣,但功能不一樣。亞投行還有一個目標,希望能夠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改革。所以我們和“一帶一路”有合作,對我們在93個成員國做基礎設施項目有帶動關系,很多項目都是“一帶一路”提出來的。
還有一點我需要強調,我們有三個標準來選擇我們的項目。第一,財務的可持續性。不能賠錢,不能引起債務問題;第二,推動環境的改善;第三,項目必須得到當地民眾的支持。我們按這個標準來做項目,我們的要求是做一個就要做好一個。這樣一定可以增強人們對“一帶一路”的信心,所以我們對“一帶一路”的貢獻不僅僅是參與建設,還要提高人們對沿線項目的信心,讓他們感到“一帶一路”的項目不會產生很多國家所擔心的債務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更能理解“一帶一路”,包括最近習主席到意大利簽署的(協議),我認為都很好。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推廣戰略,將能夠發揮積極的應有的作用。
澎湃新聞:所以相比于通過語言來解釋,實際的行動更重要?
金立群:對,我們通過實際行動來說明。我認為疑慮在逐漸得到消除,對“一帶一路”的理解可能比以前更加深刻一些。就像我剛剛說到的,需要我們去做,通過行動來說服國際社會。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很愿意傾聽各方面的聲音,愿意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
澎湃新聞:英國也是亞投行的成員國,現在卻陷入了脫歐泥潭,歐洲的動態與變局對亞投行是否造成一定的影響?
金立群:我想這個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歐洲成員國都是很支持我們這家銀行的,所以不管他們本國發生一些什么樣的情況,對于亞投行的支持應該是肯定的。
人文基礎很重要,人心需要相通
澎湃新聞:你在很多場合都引用過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對不同文化的深入理解在你推動亞投行的工作中起到怎樣的作用?從中國與世界打交道的角度而言,你的這一個人經驗是否有推廣意義?
金立群:我在從事國際多邊機構的工作,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的過程中,有這么幾個條件。第一點,對于我們中國人而言,一定要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作為中國人,我們肯定要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是不能忘了世界其他各國的利益。就像亞投行,肯定要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是維護中國利益最好的方式是讓大家都得到利益。
第二點,在國際交往過程中必須了解和理解別人。所以我比較注重看哲學與歷史。我也會看一些宗教方面的書,了解不同宗教的情況,乃至音樂、舞蹈、藝術、繪畫的書,我都要看。另外再大量瀏覽當代各種期刊報刊雜志,更好地了解這些國家發生的一些情況,以便更好地跟大家進行溝通。
所以從這些工作來看,我認為人文教育的基礎是很重要的,僅僅從技術和專業上來談問題,有的時候不見得能夠談得很透徹,因為人心還需要相通。比如我們怎么說服別的國家來加入我們創辦的這個銀行?你得讓他們了解你的想法,你也要了解他們有什么的擔憂。所以我很注重平時在這些方面豐富自己的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讀多了有體會還是很有用的。歷史和文學都是非常重要的,亞洲的歷史,歐洲的歷史,拉美的歷史,我都會經常看一看。
(記者 蔣夢瑩實習生蘇琦對此文亦有貢獻)
- 原標題:專訪金立群: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是一架飛機的兩個引擎
- 責任編輯:于文凱
- 最后更新: 2019-04-08 08: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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