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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李鵬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時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李鵬同志，曾用名李遠芃，四川成都人，1928年10月20日生于上海。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時父親英勇就義，少年時期受家庭影響，主動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投身革命事業。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在重慶育才學校社會科學組學習。1941年3月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接受革命理論和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先后在自然科學院補習班、延安中學、自然科學院本科班學習。194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他參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接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為革命勝利而奮斗的人生觀。

解放戰爭時期，李鵬同志響應黨組織號召奔赴前線。1946年1月至9月在張家口工業專門學校學習，1946年9月起歷任晉察冀電業公司技術員，哈爾濱油脂廠協理、黨支部書記。1948年9月，根據黨組織安排到蘇聯留學，在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學習并擔任中國留蘇學生總會主席。1955年回國后，他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歷任豐滿發電廠副廠長、總工程師，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調度局局長，阜新發電廠廠長。1966年至1979年，歷任北京供電局黨委代理書記、革委會主任，北京電業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但他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進行斗爭。

1979年4月起，李鵬同志歷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兼華北電業管理局黨組書記，電力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他強調要搞好安全生產，編制電力發展規劃，加快電力建設步伐，推進電力體制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主張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多次率團考察外國電力工業情況，推動國內電站建設。他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電力要先行”戰略，提出電力適度超前發展，明確電力發展基本方針，總結電網運行規律，提倡采用更高等級的輸電電壓和全國聯網，推動多家辦電、多渠道辦電，參與指導三峽、小浪底等大型水電站和秦山、大亞灣等核電站建設，推動我國在電站建設和電力生產、電網管理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李鵬同志長期在電力系統工作，是我國電力工業的杰出領導人、核電事業的重要開創者。

1983年6月，李鵬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能源、交通、重點建設項目等工作。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參與研究“七五”計劃能源交通方面的發展方針，推動準格爾煤電開發和神府東勝煤田建設，力推煤炭生產、分配、運輸一本賬，改變了煤炭資源供不應求的局面。他強調發展交通運輸的出路在于改革，推動建立綜合統一的交通運輸體系，抓港口下放、民航管理體制改革、鐵路大包干等重要任務。他堅持控制基本建設規模，指導投資方向，推動基本建設體制改革，對我國建筑行業產生重要影響。他強調要加快重大技術裝備研制步伐，加速實現重大裝備國產化，提出要用先進電子信息技術武裝和改造傳統產業，提出“以產頂進”利用外資辦鋼鐵5條政策，強調汽車工業要走聯合發展道路。

1987年11月，李鵬同志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同月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988年至1990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形勢，他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在黨中央領導下主持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積極推動各方面建設，探索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新手段和新方法，較好完成治理整頓任務，推動我國經濟擺脫困境、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為20世紀90年代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創造了條件。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決支持下，李鵬同志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采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國內局勢，在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作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李鵬同志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深入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殫精竭慮，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1992年10月，李鵬同志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3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后，他積極支持、宣傳和貫徹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思想主張，堅決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在黨中央領導下主持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布局建設一批國家重大項目，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1997年9月，李鵬同志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又一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同月起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他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保障和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到中央工作后，李鵬同志按照中央要求，兼任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中央專委會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組長等，在科技、教育、環保和國防工業等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是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領導者。他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他堅決貫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思想，大力推進科技體制改革，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推動頒布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組織實施“863”計劃、“973”計劃，建立完善專利制度和技術市場，支持成立中國工程院和開展南極科考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一批基礎研究、前沿研究重大科技成果涌現，國家整體科技實力進一步增強。他提出要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堅持貫徹優先發展教育戰略，積極推進教育體制改革，推動制定和實施義務教育法，改革和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擴大高校管理權限，推動實施高等教育“211工程”、“985工程”，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進派遣留學生工作，為改革開放各條戰線輸送了大批人才。他是載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決策者，領導開展工程前期調研和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推動載人航天工程實施。他強調要注意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強化環境管理，推動出臺《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領導實施“三河三湖兩控區一海一市”工程，在實踐中完善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三同步”、“三統一”戰略方針，為初步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作出重要貢獻。

李鵬同志長期擔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在黨中央領導下做了大量工作。面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國家聯合“制裁”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國際形勢，他堅決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旗幟，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尊嚴，堅持原則、頂住壓力，組織、參與大量卓有成效的雙邊、多邊外交活動。其間，我國逐步突破對華“制裁”，挫敗西方反華圖謀，同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務實、友好合作關系不斷鞏固發展，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日益提高，開創了全方位外交新格局，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贏得了良好外部環境。他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方針政策，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黨中央領導下，參與領導香港、澳門回歸各項工作。

李鵬同志長期擔任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先后到三峽考察19次，在工程科學民主決策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組織各方面力量，對工程涉及的移民安置、生態環境保護、泥沙淤積等重大問題反復組織論證，為黨中央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他提出把三峽工程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工程，明確要以市場經濟法則來組織工程建設。他堅決貫徹開發式移民方針，積極推進重慶直轄市設立，推動三峽庫區移民實現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

李鵬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開創者、忠實踐行者、積極推動者。他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平穩推進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20世紀末我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提出建立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政體制，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新稅制，進一步理順財政分配關系，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他大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推動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力主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開，實現匯率順利并軌，使我國經濟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考驗。他主張進一步放開價格，深化價格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他積極推進外貿體制改革，降低關稅，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他堅持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健全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提高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社會化程度，推動建立適應我國生產力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他強調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要引導企業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和充滿活力的經濟實體。他十分注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強調把加強農業放在經濟工作首位，支持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推動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入憲法，積極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和農副產品收購制度改革，建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支持鄉鎮企業發展，有力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他堅決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支持經濟特區發展，支持上海浦東新區建設，鼓勵發展外向型經濟，制定產業政策引導外資投向，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格局。

李鵬同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領導者。1998年12月，他擔任憲法修改小組組長，主持研究起草憲法修正案草案。經黨中央同意，憲法修正案由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以國家根本大法形式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明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經濟重要作用等內容，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推動黨和國家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他高度重視立法工作，把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首要任務，強調立法工作要堅持以憲法為依據，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工作大局。在他的主持下，九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任期內共審議法律、法律解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草案124件，通過113件，包括立法法、合同法、農村土地承包法、證券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推動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他高度重視人大監督工作，加大監督力度，完善監督方式，增強監督實效。九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任期內先后對22件法律和法律問題決定的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聽取并審議了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40個專題工作報告，推動憲法、法律實施。他十分重視加強和改進人大代表工作，努力為代表更好履行職責創造條件，認真辦理代表議案，把代表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他強調要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自身建設，改進常委會工作制度，加強常委會工作機構和辦事機構建設，深入開展立法和法律實施情況調研，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人大新聞宣傳工作和信訪工作，聯系和指導地方人大開展工作。他積極推動全國人大同外國議會和國際議會組織的交往與合作，促進了中國與有關國家的關系進一步健康穩定發展。

李鵬同志對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飽含深情，經常深入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看望慰問貧困群眾。他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強調幫助貧困地區改變落后面貌是黨和政府的歷史責任，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積極組織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為在20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關心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冷暖，要求千方百計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

2003年3月，李鵬同志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后，他堅決擁護和支持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堅定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李鵬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李鵬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的十八大以來，他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原則，講政治、顧大局，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實做到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堅決同違背、歪曲、否定黨的政治路線和否定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作斗爭。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密切聯系群眾，善于傾聽不同意見，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積極性。他光明磊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他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生活儉樸，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深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愛戴。

李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李鵬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