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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不平凡的偉大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穩健前行。為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優勢，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聯合組織策劃“中國穩健前行”系列理論文章，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進行深入闡述，今日在求是網推出第八篇，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新中國7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不是簡單地依靠資源稟賦，照搬國外發展經濟學理論和經驗取得的，而是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在不斷探索中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發展戰略、經濟政策和制度形式，走出了一條有著鮮明特色的自主發展道路。重視內部積累，堅持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設現代化；采取有利于長期發展的工業化戰略，注重因應發展需求變化推動產業協調發展；重視企業能力建設，依靠政策支持和體制改革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重視自主科技能力的發展，根據國家發展需要和經濟條件不斷調整科技戰略和發展路徑。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從一個極端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上中等收入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奇跡……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不是簡單地依靠資源稟賦、照搬國外發展經濟學理論和經驗取得的，而是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在不斷探索有效的發展戰略、經濟政策和制度形式，克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一系列挑戰，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發展道路。“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不是照抄照搬的產物而是探索前行的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不斷破解發展難題，取得發展新成就，也引領全球發展進程。

發展資金的缺乏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根據聯合國國際比較計劃提供的數據計算，2010年最不發達的10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平均相當于美國的1.7%，資本、勞動和生產率這三項因素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達到美國的40.1%，而人均物質資本存量平均僅相當于美國的1.5%。可見，我們說落后國家“一窮二白”，根本上還是指物質資本存量的極度貧乏。因此，加快物質資本積累，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追趕的核心任務，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卻面臨很大的制約和挑戰。

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從極為薄弱的經濟基礎上起步的。根據聯合國國際比較計劃提供的數據計算，1952年建國初期，我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5.7%；三項要素當中，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人力資本指數分別相當于美國的46.8%和42.6%，但人均物質資本存量僅相當于美國的1.4%。與多數低收入國家一樣，當時我國面臨著生產剩余不足的嚴重制約；但與多數低收入國家不同的是，通過一系列戰略實施和制度安排，我國在極低的收入水平下突破了資本積累制約，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

重視內部積累，堅持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設現代化。1960-1978年，我國平均儲蓄率達到31.5%，比同期低收入經濟體10.7%的平均儲蓄率高出20.8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為了避免抑制消費對人口素質發展的不利影響，我國在控制私人消費的同時，十分注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保障。根據聯合國國際比較計劃數據，1956-1978年我國勞均人力資本年均增長1.5%，增速在同時期有統計的全球71個經濟體中排在第2位。到1978年，以人均收入衡量我國還排在低收入國家的末尾，但在人均預期壽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學齡兒童入學率、成人識字率等發展指標方面，我國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中游水平。

改革開放后，我國引進外資的力度不斷加大，但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外資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是補充資本的不足，我國仍然主要是依靠內部儲蓄來實現物質資本積累的。1979-1993年，我國凈出口率僅在三年中出現了-1%以上的逆差，其余時間均處于平衡狀態或有微小順差。1979-2012年，我國平均儲蓄率達到40.6%，比同期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儲蓄率高出10.7個百分點。儲蓄率提高，支撐我國的物質資本積累速度加快，1979-2012年，我國物質資本年均增速達到9.6%，在聯合國國際比較計劃統計的83個經濟體中排在第1位。實踐證明，堅持走依靠內部儲蓄實現物質資本積累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有力維護了我國的經濟發展主權，使我國避免淪為依附型、高債務型經濟。得益于此，我國在應對外部危機沖擊時具有充分的政策自主性和較大的政策空間，總是能夠率先走出危機、恢復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采取了有利于長期發展的工業化戰略，注重因應發展需求變化推動產業協調發展。我國在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的計劃經濟時代就十分重視基礎工業的發展。就短期而言，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比較優勢；但是從長遠來看，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基礎工業，為后續的工業化提供了有力支撐。1952-1978年，我國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35.5%提高到56.9%，最高時達到66.6%。重工業的發展增強了生產資料的自給能力，使工業資本積累加快，反過來推動了工業產出的快速增長。

在工業基礎初步建立后，我國更加重視不同產業的協調發展。上世紀80年代，工業部門內增長最快的是為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服務的紡織、家電、建材、化工等輕工業。到90年代初期，我國消費品嚴重短缺的狀況已明顯改觀，而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則又變得突出起來。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方面因應解決能源、原材料等瓶頸制約的需要，一方面受國內居民對住房、汽車等耐用品需求快速增長的拉動，以石油化工、機械、汽車制造等為主的重工業發展加快，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2007年上升到70%左右。目前，我國是世界上產業結構最完整、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并在信息技術、先進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加速推進。從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來看，總體上已經從初期階段快速發展到工業化后期階段，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產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制造業增加值躍居世界第一位，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有效支撐了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重視企業能力建設，依靠政策支持和體制改革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1949年之前，我國的民族資本發展了大半個世紀，但始終沒有縮小與外國資本的差距，在國內產業中的比重反而不斷縮小。新中國成立后，為在資本極度稀缺的情況下實現企業發展，我國通過建立公有制來最大程度地集中資源、發揮規模優勢。到1958年，我國已建立起了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結構。通過統籌調動資源，我國以比其他國家快得多的速度建立起了一批能夠支撐現代化發展的工業企業。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我國還大力發展了集體企業、社隊企業，在體制和資源上為這些企業提供了有力支持。到1978年，集體企業數量達到26.5萬個，占我國企業總數的76%，集體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達到22.3%。

改革開放后，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我國實行了穩健、務實的所有制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鄉鎮企業為主力的集體經濟比重快速提高，到1996年達到39.4%。非公有制經濟占工業的比重也從不到1%增長到1994年的24.9%。從90年代后期開始，我國對國有企業實行了“抓大放小”的調整，159萬家鄉鎮企業中有20萬家轉制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業，139萬家轉制為個體私營企業。如今，不少由鄉鎮企業轉制而成的企業成長為我國的龍頭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持續增加，到今天與美國不相上下。

重視自主科技能力的發展，根據國家發展需要和經濟基礎不斷調整科技戰略和發展路徑。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就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發展對于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提出實現“四化”目標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國家組織編制了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建立了科技人才培育體系，在農業、地質、生物科學、核技術、航空、航天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科技成果，并培養出大批科技人才。

改革開放后，科技發展的重要性進一步提高。中央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領導實施了若干重大科技研究發展計劃和攻關項目。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科技研發投入加快增長，科技實力大幅躍升。2018年，我國研發總支出達到1.97萬億元，居世界第二，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2.18%，超過歐盟的平均水平。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第一，國際科技論文總量和被引次數穩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居世界第一。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導航、量子通信、深海探測、高速鐵路、5G等領域取得一批舉世矚目的重大成果。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8%，高新技術企業達到18.1萬家，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頂梁柱”。

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當前，受“三期疊加”和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我國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極有必要總結汲取此前發展過程中的這些成功經驗，使之成為我們應對困難挑戰、確保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法寶”。

（作者：侯永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賈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調研員、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