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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經濟社會”（ID： rmrbjjsh）

9月17日，42人被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其中，葉培建、吳文俊、南仁東（滿族）、顧方舟、程開甲等5位科學家榮獲“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

這5位科學家中，有兩位不是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仁東和顧方舟。“‘中國天眼’之父”南仁東的事跡已經廣為人知，“中國‘糖丸’之父”顧方舟則少為人知。

顧方舟是誰？不是院士的他為何能獲此殊榮？

昨晚，經社君采訪了他的女兒顧曉曼和學界晚輩李文輝，查閱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并參考了相關新聞報道，盡可能為您還原一個真實的顧方舟。

一生為了一粒“糖丸”

說起“糖丸”，80后、90后可能沒聽說過，比他們年紀大的人不但知道，而且大都吃過——包裹著一層糖衣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

至今，健在的老人中還有因為患脊髓灰質炎（以下簡稱“脊灰”）、得小兒麻痹癥而走路不便的。

顧先生畢生致力于研究脊灰、開發脊灰疫苗、控制小兒麻痹癥，為我國最終實現全面消滅脊髓灰質炎并長期維持無脊灰狀態，造福億萬兒童，為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做出卓越的、歷史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脊髓灰質炎疫苗之父”。

顧方舟1926年生于浙江寧波，1944—1950年就讀于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期間秘密加入共產黨并參加革命工作；1951—1955年就讀于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獲病毒學副博士學位；1958年11月起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

顧先生是我國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院校長，今年1月2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2歲。

他1987年當選英國皇家內科學院院士，1989年當選歐 洲科學、藝術、文學科學院院士，1992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生平故事

放棄當醫生，轉而研究病毒

(內容節選自范瑞婷發表于人民日報文藝微信公眾號的《為了一種疾病的消失》）

他（顧方舟）早年喪父，母親為了養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學習助產，后來又拖家帶口移居天津，掛牌營業成為助產士。顧老說：“我學醫是母親的心愿。母親常說，當醫生是人家求你來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他成長于民族危亡的戰亂年代，目睹了老百姓因為工作環境惡劣、醫療條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為一個熱血男兒他無法獨善其身、安靜地學習。大學畢業后，他放棄當一名醫生，轉而進行病毒學研究，投身公共衛生事業。他認為，當醫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從事公共衛生事業，卻可以讓千百萬人受益。

人可以餓著，猴子不能餓著

（內容節選自《健康時報》報道《病毒學家顧方舟逝世！他曾這樣消滅了中國的小兒麻痹癥》）

搞研究，要有供實驗的猴子。于是中國醫學科學院把實驗室地點確定在了云南昆明，因為那里有一個猿猴基地。

昆明當時并沒有成形的實驗室，1960年，顧方舟帶著7個人來到了這里，當時大家都傻了，這里分明是一片荒山，除了猿猴基地的猴舍，連供人居住的房子都沒有。

再加上蘇聯又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很多科研人員覺得搞疫苗研究沒希望，有人甚至建議項目下馬。

這時，在昆明的顧方舟接到了上級領導的電話：“你要說句實話，這個到底能不能干?”

“困難是有的，但是，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第二天，顧方舟就帶著身邊的人開始建造實驗室。

顧方舟清楚記得，當時有的工作人員甚至沒有完整的褲子穿。山洞里潮濕得厲害，臨時搭建的宿舍，一下雨就漏得和室外沒什么分別。

培養細胞需要恒溫室，顧方舟和幾名電工自己建。沒有冰庫，他們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廠去冷藏，有的時候疫苗要背上背下十幾趟。

這些勞累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餓肚子。顧方舟回憶說，趕上自然災害，每天只能吃幾兩糧食，重體力活，高強度腦力勞動卻一天也不能停。

一次，猿猴室發生了騷亂，一個飼養員在偷猴子糧食的時候被發現了，大家都很憤怒，但顧方舟卻覺得非常辛酸，人居然餓得去偷猴子的口糧。

他對飼養員說：人可以餓著，但猴子不能餓。

在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試藥

（節選自周瓊發表于八點健聞微信公眾號的《糖丸爺爺顧方舟：以身試“毒”，救了三代中國人》）

1959年底，第一批減毒活疫苗在中國生產出來。經過動物臨床試驗，證明在猴子身上安全有效。但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需要用人來做臨床試驗。

冒著可能癱瘓的風險，顧方舟和同事一起，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一周后，顧方舟和同事們生命體征平穩，沒有出現任何異常。

對大人安全，還不夠。脊灰的受害者主要是孩子，還得對小孩安全有效。接下來，顧方舟瞞著妻子，將疫苗給一歲的兒子喝下。同事們也分別給自己的孩子們喂服了疫苗。

“其實沒什么。”顧方舟說，“我們是搞這一行的，心里有數，我不可能隨便拿自己的孩子冒險。” 事實證明了顧方舟的判斷。

接下來500萬份疫苗分發下去，在更大的范圍內被試用、檢測。臨床對比顯示，活疫苗不僅安全，且能顯著降低發病率。

為了方便保存、運輸、發放以及服用，顧方舟和同事們發明了“脊灰糖丸”。1965年，“糖丸”在全國推廣。各地防疫站的工作人員裝冰棍用的敞口保溫瓶，裝著“糖丸”，一顆顆送到孩子們的手中。

女兒眼中的父親：一位真正的謙謙君子

顧先生的夫人李以莞離休前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的教授，他們有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是女兒顧曉曼。9月17日晚，記者采訪了顧曉曼。她回憶說——

在父親的告別儀式上，母親給父親的挽聯上寫的是：“為一大事來，鞠躬盡瘁；做一大事去，澤被子孫”。這是父親一生的至真寫照。他一輩子最惦記的就是全國孩子們的健康。作為父親的小女兒，我從小就崇拜父親，父輩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具有崇高的奉獻和擔當精神，還有濃濃的家國情懷，值得我們晚輩永遠懷念和學習。

在女兒的心目中，顧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

爸爸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謙謙君子。他內心特別純粹，淡泊名利。他愛國家，愛孩子們，是一個充滿仁愛精神的人。生活中他是我和哥哥們的慈父，也特別關愛媽媽。父母給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作為他們的子女，我感到很幸運，也很幸福。

后學眼中的“顧老”：老爺子學者氣很濃

“雖然我和顧先生見面不多，但對他非常欽佩。”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李文輝早年曾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讀博士，他的導師王樹蕙是顧先生的同事。

9月17日晚李文輝在接受經社君采訪時說：“我是1997—2001年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讀博士的，那時候顧老——周圍的人都這么稱呼他——已經從領導的位置上退下來了。我們辦公室的大沙發，還是顧老和他的老師留下來的。從我導師那里知道，顧老是位認真做事、令人尊敬的科學家。”

“2006年顧老80歲生日那天，協和醫學院基礎研究所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慶祝顧老80華誕。”李文輝說，“我當時在美國從事艾滋病病毒和SARS病毒的研究，受邀回來做報告。做完報告下來后，顧老很熱情地鼓勵我，讓我好好干。我的感覺是，老爺子學者氣很濃，非常有風度——他年輕的時候應該非常帥。”

“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一位副主任說的一句話：雖然顧先生既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也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但是他做的工作和人品，并不比院士差。”李文輝對此感嘆不已。

此后，他和師兄去家中、醫院探望顧老。“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顧老做出了那么大的貢獻，確實挺讓人佩服。”李文輝說，令人欣慰的是，顧老晚年得到很好的照顧，評了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