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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我很高興應香港文匯報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的邀請，出席今天的“香港教育高峰論壇”，與各位一起深入探討近期香港教育的發展。首先，本地疫情近日變得嚴峻，我呼吁大家保持警覺，繼續支持“全城抗疫”。我留意到主辦單位采取了嚴格的防疫措施，讓大家可以安心參與今天的活動。

我在準備今天的致辭時，發覺我上一次公開詳細談教育已經是兩年前，當時是由特區政府主辦的“行政長官優質教育高峰論壇”。我談教育的機會比較少，一是因為我在四十年的公務生涯中，涉及的政策范疇很廣泛，但從來沒有擔任教育的職位，所以熟悉程度遠遠比公共財政、社會福利及土地發展為低；二是香港的教育系統以非政府機構辦學為主，而我本人對教育專業充滿敬佩，如果行政長官多談教育，可能給人以“外行人”指導教育的不良感覺。但我對教育的關心和重視是無容置疑的。

我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我最關心，也是最擔心的就是他們的健康和教育。確保孩子長大成為有國家觀念、民族感情、良好品格、社會責任感、待人以誠，是我對教育孩子的宗旨。在政府層面，我一直堅信人是香港向前發展的最重要元素，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關鍵。正是基于我的信念，我在三年多前競選行政長官時，已經表明政府在教育的開支是對未來最有意義的投資。

我上任后曾經提到我在競選期間，見了不少教育界人士，希望集思廣益；除了選舉委員會內不少應該是教協會員的教育界選民外，也包括教聯及教育評議會的成員和中小學校長，相信有些今天也在座。他們都很關心香港教育，深切地向我反映教育界的問題，希望如果我當選行政長官，能夠用心處理及解決教育問題。

當時不少教育界反映的，是資源問題。事實上，當時香港教育經常開支占政府整體支出比例創回歸以來新低，教育開支占GDP比例也比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為低，有需要加強投資；所以我在競選政綱中提出，投入50億元經常性開支的教育新資源。當選后，還沒有就任，我就多次與教育界不同團體和代表見面，商討未來如何具體運用新的教育資源，不少校長、老師和家長也直接向我表達意見。盡管大家的訴求及建議各有不同，但持份者普遍同意，應該是按緩急優次分批落實措施。我在2017年7月上任后，就按著和教育界取得的共識，在7月中——也只是用了兩個星期——就成功經立法會取得撥款，迅速地落實多項措施。

我在競選時承諾的50億元，不是一個“封頂”的數字。過去三年，我們多次“加碼”，推出更多改善教育的措施，到今天我們投入教育的新資源已經超過130億元經常性開支，當中不少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要求，好像中小學的教師職位的全面學位化。我公開說過，要為學生、教師、家長、校長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和富滿足感的教與學環境，應當從“對老師好一點”開始。可以說，我是很有誠意和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與教育界建立伙伴關系，一起為提升香港教育質素努力，讓教育回歸教育，讓校園不再受政治和好像“違法占中”的社會行動所影響。政府這些努力曾經——我只能說曾經——帶來一段時間的理性互動發展，但可惜好景不常。

自去年六月起，“修例風波”引起的暴力違法事件，不但令香港飽受創傷，法治受到沖擊，亦再次讓不少人深感香港教育的問題。令人震驚的是在事件中一共有三千多名大、中、小學的學生因為參與違法暴力事件而被捕，占所有被捕人士百分之四十，而學生中十八歲以下竟然占了四成半。學界在“修例風波”中出現的情況，除了大量學生被捕外，“中大”和“理大”事件亦反映我們的大學校園好像變成了“暴力溫床”，中學廣泛有學生組“人鏈”、叫有“港獨”含意的口號等行為，令人極度擔心排拒國家和反對政府的思想已經植根于時下青年人的心中。“修例風波”亦催生了一些中學生連線的組織，鼓吹罷課，甚至“港獨”。

更令人擔憂的是，事件反映部分學生的守法意識薄弱，經過暴力洗禮的青年人似乎習慣了用口號或者抗爭的手法去表達己見和爭取自己的利益，與多元社會為和平共處而必須推崇的理性討論、換位思維背道而馳。別有用心的文宣把暴力合理化，把對任何管治機構和從集體利益出發的考慮皆妖魔化為極權的表現。他們誤以為只要持續進行破壞，把違法抗爭行為合理化及恒常化，就可以逼政府讓步。

面對如此嚴峻的青少年現狀，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教育出現了甚么問題？我認為，香港年青一代出現的問題，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的問題，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問題。換句話說，政治問題不解決，更好的教育措施、更多的教育資源，也難以扭轉局面。

教育的政治問題和香港社會整體的政治問題，是分不開的，歸根究底就是“一國兩制”的建設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來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的問題。從2012年“國民教育”到2014年“違法占中”，再到去年“修例風波”，我們應該清楚看到有反中央、反政府的勢力通過不同途徑滲透校園；社會上，媒體對國家的負面報道，對歷史的錯誤表述，對政府和執法機構的肆意抹黑，都反映在教材、課堂教學、考試題目、學生的課外活動等等。

我希望在座各位教育界的人士，對上述問題有了深刻體會后，就能明白為甚么中央必須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為甚么在這部全國性法律中，有兩條條文是直接跟學校有關，那是第九條明確規定特區政府應當采取必要措施，加強對學校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還有第十條說明應當通過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特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在教育層面，國家安全不是一個單一的議題，所以我已經要求教育局局長制定一套計劃，全面在各學校開展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六月在香港通過實施的《國歌條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底通過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安法）的教育。這些法例的推廣宣傳也應該與中國歷史和國情教育有機結合，以全面、深入、生動而有趣的方式在各班級推行。事實上，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底蘊深厚，豐富的教學材料俯拾即是，例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我國以55個遺產與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其中有文化遺產37項、自然遺產14項、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四項；而根據最近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的最新公布，中國兩處地質公園（湖南湘西、甘肅張掖）最近正式獲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稱號，令我國世界地質公園數量升至41處，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學生從這些課題的認識和學習，就能有效提升他們的國民意識和對國家發展的興趣。

我在今年七月一日的慶祝特區成立23周年的致辭中說，《國安法》是香港從亂到治的轉機。我希望《國安法》也是讓教育回歸教育，讓學生的學習重回正軌的轉機。我和教育局的同事會給學校最大的支持，讓我們攜手努力，培養青年人成為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有素質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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